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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唐绍仪虽然与革命党关系密切，但实际上仍是袁派中人，不过是因为责任内阁起见，为政见而屡屡与袁世凯相争。可问题是，袁世凯是旧派人物，哪里懂得什么总统、总理、责任内阁相互牵制的道理？在他看来，唐绍仪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
就连总统府的人，每次见了唐总理前来商讨政事，都私下里愤愤不平的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么？”下人的观念尚且如此，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他的角色如何转换得过来？现实毕竟是现实，不能用想象来代替。
有一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其实袁世凯就比唐绍仪大一岁），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么？”唐总理骤然听得这么一句，当场就被吓得冷汗直流这多年的僚属在官长面前，终究是硬气不起来。
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干脆就撇开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赵秉钧、段祺瑞等人。有了袁世凯的撑腰，原本就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赵、段等人更是不把这新官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怎么做得下去？
譬如内阁各部人员的安排问题上，唐绍仪主张南北兼顾，但袁世凯直接命令各部仍按之前的委任，只做微调而已。在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先是推荐自己的心腹俆树铮为次长，但由于南方革命党人的不满，唐绍仪改任了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为新陆军次长，并委托蒋物色几个司长、部员人选随同入京，但还没有等到蒋作宾进京，段祺瑞已经安排了五个司长，以至于蒋作宾带来的人根本没有位子可以安置，结果引起了一场大风波，最后唐绍仪只得用增加司长职位的办法来摆平这事。
至于其他部的人员安排，情况也大抵如此。当时的内阁明显分为两派，袁世凯的势力与南方革命党明争暗斗得不亦乐乎，而唐绍仪本是袁派中人，立场却又接近南方革命党，当时被夹在中间又无法调和双方的矛盾，实在是苦不堪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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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唐绍仪负气出走
十八、唐绍仪负气出走
人员安排还是小事情，当时最困扰新内阁的是财政问题。中国的古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再美好的蓝图，你说得天花乱坠、天女散花、哪怕是说破了喉咙，那也是白搭，最终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中国人的问题往往在于，他们不喜欢在台面上谈钱，似乎谈这个东西很俗气，但其实不然，比如辛亥革命，光有革命精神完全不顶用，非得要有钱才能继续革命………所以革命失败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新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同样遇到没钱这个问题，而他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去搞钱了。也许有人会问，堂堂一个*，怎么会没钱呢？岂不荒唐！但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情况是的确没钱、真的没钱………要是有钱，袁世凯岂能善罢甘休、革命党又岂会妥协退让？要知道，被专制思想熏陶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权力斗争上向来就爱走极端，胜王败寇，你死我活，从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有风度的对抗，而辛亥革命达成清帝退位、实现共和这种皆大欢喜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回到钱的问题上来。清朝在入关初期的财政收入大概有一千多万两，到康熙朝时发展到三千万两，雍正朝则接近四五千万两，尽管在一些灾年里会有各种赈灾和减免田粮的举措，但到乾隆朝的顶峰时仍积累了超过八千万两的库银（峰值在乾隆四十二年，此后仍旧维持在库存六七千万两的规模），这也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国库积累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到了嘉庆、道光年后，清王朝盛极而衰，每况愈下，到太平天国时期财政更是几近崩溃。
太平天国后的晚清财政收入主要有四项，即田赋正税、盐税、厘金和海关关税。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光绪年间，一般都有七、八千万两的财政收入，刨去开支每年还能剩下个四五百万两银子，但甲午战败后一下就赔掉两亿三千万两，基本把老底掏空，还得借债（这场战事加上军费支出和借债付出的利息，总亏损不下三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廷四年的财政收入，这还不算日军在中国破坏掠夺的财物损失及被割占的领土）。等到庚子年，那些颟顸无知的亲贵们一通胡搞，结果导致八国联军侵华，在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民每人赔款一两银子，共计四点五亿两。为了支付这笔赔款，清廷又举借了沉重的外债，这利滚利的得赔出近十个亿（由于清廷向西方国家支付了大量的白银，导致1902…1903年的世界银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
庚子年后，慈禧太后为挽救即将崩溃的王朝而决定实行新政，但办事就得花钱，搞新政譬如练兵、教育、警政、宪政、实业等，外加沉重的赔款，哪个地方不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清廷居然能够通过增加新税、扩充旧税、发行公债、兴办银行等办法，使得每年的财政收入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1903年清廷财政收入创纪录的超过一个亿，而到1910年，财政收入已经接近三亿两。
但是，由于新政所需费用极大，譬如编练和维持新军每年就需要五千万两以上。由此，清廷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都在增长（但国民的税负程度也是有限的，再加税可就要造反了！），但其亏空也是十分惊人的（譬如1903年亏空即达三千万两），最后是东挪西借、寅吃卯粮，但仍旧无法摆脱破产的边缘。
财政上的困窘并不会因为建立了民国而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朝代更替，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有正常收取（即使收取了，各级地方也不解送给中央）。因此，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唐绍仪的北京内阁，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只恨自己不能生出钱来。
当时还有个救急的办法，那就是向洋大人们借款。那有人要问，洋大人们为什么要发善心，借给中国钱呢？道理很简单，各位想，西方列强搞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丰厚，而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中国当时有接近五万万人，那该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哪怕从每个中国人身上赚到一两银子，那就有五亿的利润，简直是不得了的数字。再者，如果拿到中国的政府项目，譬如修建铁路或者直接借款，那利润是十分可观的。但是，要是中国一直混乱不堪的话，外国的资本也就赚不到钱了，因此他们需要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很显然，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了。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五
事实上，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洋大人们都是些精于算计的商人，他们并不相信孙中山具备控制局势的资质和能力，因而都对其借款要求加以婉拒，害得孙中山回国后在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巨款时，只好以“革命精神”相搪塞。
革命精神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生出钱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聚集在南京准备发动北伐的各路民军有二十多万人，可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他们发军饷，这就非但不能北伐，反倒连吃饭都成问题。北洋军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隆裕太后的内孥都给袁世凯连逼带骗的给弄了出来，可见当时财政之窘状。
洋大人们之所以乐意借给中国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借款乃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拿庚子赔款来说，《辛丑条约》中规定不过四点五亿两，但清廷为了支付这笔赔款，却落下了近十个亿的债务，这利滚利的，可都是洋大人的巨额利润啊。当然，有人会说，万一这清廷破产或者倒台后，难道洋人就不担心他们的债务无人负责么？这种情况的确是偶有发生，但一般来说，新政府大都会承认之前的外债继续有效，何况当时洋人一般都会以盐税、海关税等做抵押呢。
由此，等到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洋大人们便组成了一个四国银行团（即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可以借给巨款（利息当然不是小数字），但要求给予他们优先权。袁世凯正愁没钱办事，这送上门来的岂有拒绝之理，于是便欣然同意，并要求四国银行团先垫付四十万英镑。四国银行团财大气粗，四十万英镑当然不在话下，次日便予以交付。
随后，袁世凯又指示唐绍仪继续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善后大借款的事宜。唐总理在同四国银行团的谈判中，心情很不愉快，因为洋大人们不仅条件苛刻，而且还动辄要安插人手进行财务监督、要求抵押担保等，于是他转头一想，便用起了当年老领导李鸿章“以夷制夷”那套招数，并暗中找了比利时银行借得一百万英镑的垫款。
有了这笔借款，唐绍仪这才信心满满的前往南京组阁，在武昌、南京和上海花掉数百万两银子后方才欣然返京。但还没有等到他向袁总统报功，四国公使却发来一个照会，抗议唐总理无视四国银行团的优先权，擅自向他家借得巨款云云。
袁世凯见此照会，也知道自己理亏在先，只得推说不知此事，将责任推到唐总理的身上。唐总理正要辩解，袁总统却教了他一个方法，让美国公使从中斡旋调停，届时退掉比利时银行的借款而只从四国银行团告贷。四国银行团本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商人，见唐绍仪答应退掉比款，便也不再追究，双方继续进行善后大借款的谈判。比利时银行人微言轻，总归是干不过四国银行团，只好忍气吞声的将本金和利息索回了事。
在同四国银行团随后的谈判中，唐绍仪按袁总统的指示，要求借七千五百万两的巨款，比之前提出的数额多出数倍。四国银行团的洋大人也很是吃了一惊，问唐总理借款将作何用途，唐总理未经思考便随口答道：“无非是遣散军队等用处”。洋大人接口问道：“遣散军队到底要多少款项？”唐总理一时也没有具体测算，只说至少要三千万两。洋大人听后便露出一副很不信任的样子，称借款可以，但必须要派人监督借款用途，不然就不肯出借。唐绍仪听后方知事态重大那四川的保路运动不就是因为大借款引起？
正当借款谈判陷入困境时，内阁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正好来到北京上任，唐绍仪也就趁势将这个借款重担推给了熊财长。熊希龄，字秉三，原是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人称“熊凤凰”，其人从小就天资聪慧，十四岁中了秀才，十八岁中举人，十九岁顺利的通过会试，正等着参加殿试一举登科之时，却被考官挑剔说书法不合殿试要求（想必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给打回去练习书法。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岁的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