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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钱钟书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热恋中的恋人分别后，有说不尽的知心话，鱼雁往还频繁。这引起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的注意。有一天杨绛写给钱钟书的信被钱基博看到了。信中杨绛提到只有求得双方父母和兄弟们的认可，他们的爱情才能得到生存的土壤，“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基博从杨绛的信中感受到准儿媳的通情达理，由衷欢喜，便直接给杨绛回了封信，称赞了杨绛的孝悌情怀，认可了她与钱钟书的恋爱关系。
杨绛读了钱基博的信也很受感动，就大胆地将自己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早年担任过京师高等检察院的检察长，此时已经辞职，在苏州当律师。开明通达的父亲，对钱钟书的家世、人品很满意。但在当时儿女婚事除了尊奉“父母之命”，还要经过“媒妁之言”来搭桥，于是由两家分别请彼此都熟识的朋友说媒，并约定吉日，在苏州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了订婚仪式。这样，这对恋人才正式订立了婚约。
友朋为公义不徇私情：丁文江与胡适
1926年，设于北洋民国政府工商部的地质研究所收归北京大学，重新定名为地质学系。此前，北京大学曾设地质门，因招生不足而停办。该系恢复后毕业的第一批学生来到正由丁文江主政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每人分给10种岩石让他们识别，结果没有一位能够及格的。丁文江带着成绩单去找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胡适问难，说：“适之，你们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特别关心。前几天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来找工作，我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考试，都不及格，你看这份成绩表。”胡适问他怎么办，丁文江说：“我是想同你商量，我们一起去见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看看这份成绩表，要他知道北大地质系办得怎样糟糕，你说他不会怪我吧？” 丁文江与胡适是很要好的朋友，曾共同创办了《努力周报》。丁文江这番话，这在某些人看来无异是在告胡适的状。但丁文江并没有这样想，而胡适也没有这样想。他们共同关注的都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和工作能力。胡适立即答道：“蔡校长一定会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的。”
丁文江和胡适一起去见蔡元培校长。蔡先生听了丁文江的批评，又看了成绩表，不但不生气，而且很谦虚地向丁文江请教整改的办法。最后商定：第一，请李四光来北大任地质系教授；第二，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到中国来领导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葛利普后来为中国培育出了众多的古生物人才，如孙云铸、杨钟健、斯行建、黄汲清、田奇俊、朱森、陈旭、许杰、计荣森，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为开发大庆油田、为新中国摘掉贫油帽子立下汗马功劳。
“见到了一线光明”：丁玲与鲁迅
丁玲在1924年她的好友王剑虹病逝后，心情沉郁，只身离开上海北上。到北京后仍然找不到出路，更陷于精神苦闷之中。在这种心境下她重读鲁迅的文章，感到“有所慰藉”，于是就如饥似渴地搜寻鲁迅的文章来读。从中她似乎“见到了一线光明”，就给鲁迅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当时鲁迅对丁玲一无所知，没有给她回信。
丁玲与鲁迅见面则是1931年的事了。当时她受左联的委托在上海筹编文学刊物《北斗》，她想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质朴而有冲击力的插图。冯雪峰得知后，就在1931年7月31日带着丁玲来到北四川路的鲁迅家。当时鲁迅正为柔石等烈士的惨遭杀害而痛心，就为《北斗》选了一幅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刊登在创刊号上，以此表达了鲁迅对柔石等烈士的纪念。
此后，丁玲多次到鲁迅家去，也多次在左联的会议上见面，鲁迅对她很关注。丁玲的《水》出版后，鲁迅向她要了十几本，将这些书推荐给他的朋友们，以扩大丁玲的影响。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后，鲁迅和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不久传闻丁玲被杀害，鲁迅写了一首七绝，表达了自己的沉痛心情：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秋风守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当时，丁玲被绑架，断了她母亲的生活来源，鲁迅则与出版丁玲的《母亲》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联系，给丁母分期汇寄稿酬。
1934年鲁迅与茅盾编选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就选编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水》等小说，可见他们是将丁玲的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成果予以推荐的。
1936年夏天丁玲得以逃出南京，是曹靖华将丁玲的处境告诉给鲁迅，鲁迅通知给冯雪峰，帮助丁玲逃脱虎口的。丁玲到上海后，要求会见鲁迅，但因鲁迅病重，未能如愿，不料丁玲到达西安时就得到了鲁迅逝世的噩耗。她只好以“耀高丘”的署名致信许广平女士表达了哀悼之情。
大师与平民的真挚友谊：胡适与袁瓞
袁瓞，江苏清江人，曾在上海读到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他因无一技之长，曾卖过豆腐，做过店员，后来以卖麻饼为生。袁瓞爱读书，尤其喜欢与人讨论英美政治制度问题。一次，他不揣冒昧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
胡适此时正执掌“中央研究院”，接到这封信，对这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深感精神可佩，便欣然命笔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对所提问题如实作复，同时还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卖饼的，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这件事“使我乐观，使我高兴”。最后真诚地表示：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从此，卖麻饼的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带来的黄灿灿、散发着芝麻清香的10个芝麻饼，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胡适接过芝麻饼，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吱咯吱咯地响，脸上现出少见的笑容。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融洽。胡适语重心长地向这位年轻朋友说：
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这次谈话中，袁瓞得知胡适鼻孔里长有息肉，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可以治疗，但费用太贵，诊治不起。胡适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有一次胡适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一位朋友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老胡适天真地认为，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偶像的坍塌：梁漱溟与章士钊
梁漱溟 梁漱溟自幼年就喜欢读报纸，特别是中学阶段，许多知识都得益于报纸的新闻和评论。当时北京有一家《帝国日报》常见署名“秋桐”的文章，因讨论宪政制度的问题引起了梁漱溟的兴趣。后来，梁漱溟发现上海《民立报》常见署名“行严”提倡讲逻辑的论文，在风格上与“秋桐”的文章完全相同，梁漱溟断定两个笔名实为同一作者，后来通过朋友了解到这个人的真实姓名为章士钊。
辛亥革命时期，《民立报》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章士钊曾在《民立报》主持笔政，后因章本非同盟会成员，只好从中退出，自创《独立周报》，抒发个人言论。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图谋称帝，章士钊在日本出版《甲寅》杂志，因坚持共和的立场，传颂国内，极富盛名。梁漱溟很喜爱这份杂志，阅读之余，常就许多问题与章士钊通信探讨，彼此间建立了友谊。不久，章士钊回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护法战争，担任军务院秘书长。战争结束后，章士钊来到北京，梁漱溟才同这位心仪已久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没想到这次见面却让梁漱溟大失所望。在梁漱溟的心目中，章士钊应当是一位关注国计民生、刻苦自励的君子志士，而实际上，他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细行不检，小节不拘，这让梁漱溟又觉得实在可惜。
二人的交往从此日渐疏远。
一诺千金捐助革命：孙中山与张静江
张静江出身富商之家，其父曾以10万两白银为他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１９０２年５月，张静江作为清政府派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随员，乘轮船从上海前往巴黎。恰巧，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也在同一条船上。
孙中山这一年３７岁，此前他已秘密创立了兴中会，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遂到处流亡，积极筹措经费，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便再次举义。他这次乘该船出国，也是为了此目的。张静江对孙中山早就崇拜不已，极欲利用这次机缘结识这位革命志士。经过几次接触，张静江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张向孙表达了要求参加兴中会的愿望。孙中山十分欣喜，从此两人遂在轮船上结成了密友。当张静江得知孙中山正在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一筹莫展时，便毫不犹豫地向孙中山表示，愿先捐助３万两白银支持革命。孙中山对张的慷慨解囊表示由衷的感谢，遂又感到，如此巨大的款项，到哪里去取？张静江会不会像一般公子哥儿那样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张静江看出了孙中山的心思，便说：“先生不是准备去美国洛杉矶、檀香山等地宣传革命吗？正好，我们家在纽约设有一个通运公司的分公司，经理名叫姚叔兰，是我的妻舅。我写一封亲笔信交给先生。先生到纽约后，可直接找他。我在信上写明凭信一次照付。不过一定要机密行事，万万不可泄露。否则就会累及众多人的身家性命。”孙中山到纽约后，果然凭张静江这一纸信札，顺顺当当地拿到了３万两白银。
张静江一直与孙中山保持着秘密联系，他不仅自己追随孙中山，还动员兄弟张弁群和不少亲朋好友也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