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日记本里。虽然他并不了解事实真相，所收剪的报章也多是歪曲的报道，妨碍了他对陶行知生怀同病之怜，但他对陶行知终也不能冷漠到视若无睹，充耳不闻。
在早年，陶行知与胡适同样都是以自由主义立身的知识分子；抗战胜利后，胡适作了政府的“诤友”，陶行知则成为一个与政府对抗的*斗士，两人再无一点共同语言了。
惜才：张爱玲与柯灵
张爱玲 1943年7月里，张爱玲亲至上海《万象》杂志编辑部，将她的中篇小说《心经》交给新任主编柯灵。此前柯灵已经读到《沉香屑》，正有心向张爱玲邀稿，《心经》便于次月发表了。两人由此成了朋友。
张爱玲在沦陷区那样的环境里四处发稿，这使得一些正直的人们因为惜才而为她担心，生怕她不小心沾了灰尘。郑振铎就曾要柯灵劝说张爱玲不要急于发稿，但张爱玲不肯听从柯灵的劝告，说她主张“趁热打铁”。
随后张爱玲由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灵感，编了一出话剧《走！走到楼上去》，因为缺乏编剧经验，她在柯灵的指导下，将剧本改了多次。后来她将她的长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又蒙柯灵倾力帮助，连该剧最终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也是由柯灵联系的。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张爱玲送了一段宝蓝色的绸质袍料给柯灵，柯灵很高兴地把它做了一件皮袍的面子。
后来柯灵被日本人抓进宪兵队，张爱玲知道后，叫胡兰成到宪兵队说了话，把柯灵救了出来，柯灵因此对张爱玲充满了感激。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柯灵做了所长夏衍的助手，夏衍有心聘张爱玲为编剧，柯灵听了很高兴，因为那样，他们就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可是他还未来得及把这消息告诉张爱玲，她就已匆匆离开大陆了。
1984年，柯灵写了篇慧美双修的文章《遥寄张爱玲》，表达了对大洋彼岸的老友的深情怀念，这篇文章对大陆兴起的张爱玲热起了很大作用。
为抗日组建“老子军”：张一与李根源
张一麐曾长期在袁世凯手下任职，官至机要局局长，教育总长。1916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南归，回到苏州。1923年李根源也辞官归隐苏州。两人在民国初就已经在北京相识，如今故交相逢，相知相惜，过从更密。李根源在自己的住处“阙茔村舍”专门为张一麐准备了一间卧室，让他随时可以来同住。每天两人早起，一起打太极，然后张一麐抱着水烟筒，李根源则手执旱烟杆，相对而坐，闲话家常，纵论国事，也是两个报国无门的老人最惬意的时光了。
在苏州期间，两个处江湖之远的老人，还是时刻不忘庙堂之忧，两人一起，组织了“善人桥农村改进会” ，组建善人桥新村，还创办起阙茔小学和成人夜校。关心民生福利，种种业绩，流惠至今。其中后来声名赫赫的，当属两人共同参与创办的中国国学会。
“一·二八”与“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两人积极组织抗日救亡；现在江苏吴县藏书乡善人桥马冈山英雄冢与石码头砚山无名英雄冢就是两人组织埋葬的阵亡将士墓。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中，两人也是合力营救，都是具保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两人义愤填膺，商议亲上前线，共赴国难。张一麐提出组建一支“老子军”，号召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抗日。这个提议得到李根源的赞同，于是两人雷厉风行的行动起来，起草宣言，着手筹建，将张一麐的住所作为军部，张一麐为司令，李根源为参谋长，军事统帅则是已经98岁高龄的马相伯老人。8月，宣言在报纸上刊发出来，称：“青年来日方长，若过多牺牲，未免可惜。老人年龄已高，即从容赴死，犹如商贾之早有盈利，不能算作亏本生意。当年范仲淹，即被西夏人称作‘龙图老子’，故取其意而成立之。”一时不仅全苏州，全国都轰动了，各地老人群情激昂，纷纷响应，筹建工作热火朝天的展开了。
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劝阻”，老人们的壮志未能得酬，但是张李二人的救亡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他们组建“老子军”的号召和行动，却大大激发了国人同仇敌忾，共退外敌的决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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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中义结金兰：章太炎与李根源
民国*李根源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时任“兼署国务总理”的民国*李根源愤而辞职，隐居苏州。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和章太炎交往，当时章太炎还在上海，二人书信频仍，仅1923年至1926年间，章太炎给李根源的信就达79封之多。“九一八”事变后，李根源等人发起的《全国军民共御外辱》的通电中，章太炎也名列其中。
有一年，李根源患上严重的脑疽，章太炎得知后，立即动笔，给李根源的孙子写信，讨论如何治疗。二月至五月，3个月间，发信13封，殷殷相询，情词真切。李根源深为感动，病愈后，将这些信函裱制成册，两人情谊，一时传为佳话。
李根源一生为人正直，爱国之志至死不渝，其节操主见也深为章太炎激赏，称其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语唯印泉（李字）副之。”
1932年夏，李根源与张一麐、陈石遗、金松岑等发起成立中国国学会，李根源为副会长和主任干事。金松岑邀请当时在上海的章太炎来苏讲学。章太炎欣然前往。一时间，苏州城里，群贤毕至。章李二人本就相得，现在共事更是默契。不久，章李，加上金松岑，三人便定下金兰之契，并合影留念。
1934年秋，章太炎举家由沪迁苏，同年在新居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此后，李根源一直都是章太炎的合作伙伴，并为“章氏国学讲习会”提供资助，成为章太炎晚年的一位益友。就是章太炎的身后事，也是李根源在全力张罗。
意气相契的东西二帝：章太炎与邹容
1902年年底，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就在这里任教职，并在这里与邹容、章士钊、张继等结拜成兄弟，与邹容尤其投机。当时邹容只有18岁，章太炎已经35岁了，当然，在两个同样狂傲不羁的人看来， 年龄也就不是问题了。两人常以“东帝”和“西帝”相称（章是浙江人，邹是四川人之故），在一起纵论经世大业，鼓吹革命。
邹容的《革命军》就是在这时候写定，让章太炎过目并写序，就是这篇发表于上海《苏报》的《序〈革命军〉》，直接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案，即后来所说的《苏报》案。
当时爱国学社和《苏报》上的激烈言论已经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序〈革命军〉》一刊出，当天的《苏报》加印一万份也很快告罄，在社会上卷起来一场龙卷风。很快，清廷就下旨抓捕章、蔡等人。
官兵到来之前，大家已经得到消息，纷纷避开了。章太炎却没当回事，第二天依旧从容不迫地去报馆，看见官兵又有搜捕，便上前道：“余人俱不在，要抓章炳麟，我就是。”等于是自动找上门去了。第二天，他还写信给躲避到租界一个传教士家里的邹容，“大义相招”，劝他自首。邹容不愧血性男儿，接信后果然前来自首了。
章太炎之所以对入狱如此意态悠闲，也许和他对局势的判断有关，《苏报》在租界，又是挂的日本人的名头，他料定清政府也没那么容易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后来也的确如此，这场官司打了将近一年，这是清政府，租界领事，还有革命党人，许多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到1904年5月，才终于宣判：邹容监禁两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
这期间，章邹二人依然豪气不输平时，把法庭当演讲厅，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宣扬革命理论，一时声名远播。
要不是邹容在快出狱是突然暴毙，这场官司没准会让章太炎津津乐道。邹容的死，对章太炎来说，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后来他张罗给邹容建墓立碑，在他的家里，也挂着邹容的画像，初一、十五都要进香。一方面是对亡友的深挚悼念，另一方面，也是心里负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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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渝的朋友”：巴金与萧乾
巴金与萧乾是在1933年相识的。1933年9月巴金第三次来到北京，在这里住了五个月，直到1934年2月才回到上海。巴金在北京期间先是住在府右街的沈从文家里，后来又住到燕京大学蔚秀园的夏斧心家。他在北京完成了《爱情三部曲》中《电》的创作。当时的萧乾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与夏斧心的关系相当友善，经常到夏老师家去。在蔚秀园，萧乾认识了巴金。或许是他们都是在11岁时失去母爱的缘故，他们的气质相似，志趣相投，一见如故，由此开始了他们间的六十多年的友谊。
他们相识时萧乾还是一个初涉文坛的青年，而巴金在文坛上已是有名望的作家。对于一个初涉文坛的青年，巴金不吝指教，付出耐心、精力和真心来帮助萧乾。他反复对萧乾说的一句话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在巴金的启迪下，萧乾一步步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35年7月1日，萧乾到天津《大公报》编副刊。在巴金、靳以和凌叔华等朋友的支持下，他将本来是以市民趣味为主导的副刊《小公园》，办成一个纯文艺版，深得总经理胡霖的赏识。1936年2月，萧乾奉调到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在1936到1937年的两年间，萧乾几乎天天跟巴金接触。当时，萧乾与巴金住得相距不远，都在今天的南昌路上。他们经常在附近的大东茶室聚会。他们成了“推心置腹的知音”无所不谈，萧乾经常得到巴金的开导和帮助，因此他称巴金是他的“师傅”，是他的“挚友、益友和畏友”。
1937年5月，萧乾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一个旅游团，回来写一篇“山水通讯”《雁荡行》和长篇小说《梦之谷》的片段。“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巴金送萧乾夫妇赴昆明。1938年3月巴金从孤岛上海给在昆明的萧乾去信，告诉他已把其《梦之谷》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的第五辑和“现代长篇小说丛书”，鼓励他把这部长篇写完。在巴金的关照下，萧乾终于忙里偷闲完成了这部小说。1939年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