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五分钟。可是，当周作人见到神交已久的曹聚仁时，喜出望外，兴奋异常，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尽兴。曹聚仁临走时向周作人约稿，周作人将自己的一部诗稿交给他。回到香港后，曹聚仁将周作人的诗发表在1956年11月出版的《热风》上。从此，周作人通过曹聚仁的关系，使得香港、台湾和国外的读者有机会读到他的作品了。
后来曹聚仁将他与周作人的大量通信编为《周曹通信集》。这本通信集按着信件的内容编辑，分为“论辩驳斥”、“求援请助”、“请托转达”、“查询问答”、“诉述状况”、“怀念感谢”等几部分。从这些分类看，他们的通信内容十分广泛，关系也相当密切。既有思想交流，也有彼此的现状介绍；既有请求援助，也有疑问求解。这些广泛的内容是他们密切交往的记录和历史见证。
周作人晚年的封笔之著《知堂回想录》堪称曹聚仁友谊的结晶。因为这部书是在曹聚仁的建议与鼓励下写成的。周作人从1960年年底动笔，两年后竣稿。写成后委托曹聚仁拿到香港出版。曹聚仁抱病代为周作人校对书稿，尽心竭力，一丝不苟，尽到了为老朋友效力的责任。只是这部书在1970年才得以问世，而此时周作人已经被红卫兵折磨致死逝世三年有余。曹聚仁一直为此而耿耿于怀，常为周作人没能见到这部著作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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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尝试用新人：胡适与沈从文
沈从文 沈从文一向以“乡下人”自称。1923年他刚刚闯北平时，的确是个“乡下人”，可是，自从1929年经徐志摩推荐，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之后，他在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逐渐成为现代绅士派的自由主义文人。
本来，沈从文不会教书，可是在他与好友胡也频和丁玲到上海办刊物《红黑》时，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经营一年不仅没有盈利，反倒将本金也赔了进去。为了谋生和偿还债务，他们三人只有分头找工作赚钱。于是沈从文经徐志摩举荐，认识了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被聘为大学一年级现代文学课讲师。接到胡适的聘书后，沈从文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谈到自己不会教书，并表示，如果学生们不满意随时可以撤换。胡适对他极为重视，尽管第一堂课沈从文被“挂”在了课堂上，可是胡适并没有怪罪他。沈从文将胡适这次用他这个小学毕业生担任大学讲师，是个“大胆的尝试”，他认为“个人得失实不足道，更新的尝试，还会从这个方式上有个好的未来”。的确，沈从文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事无巨细，他都乐意与胡适请教和商议。当时，他花钱没有计划，经济拮据了，就写信给胡适要求预支工薪，还要求帮助他的妹妹暂缓交纳学费，胡适都给予满足。在教课时，有一个女学生引起了沈从文的注意。这个女生就是年仅18岁的张兆和。在沈从文与张兆和有了个别接触之后，他觉得口头表达不出他心底的感情，就给张兆和写信。当他给张兆和的求爱信得不到回音时，沈从文痛苦万分，便找到胡适，提出几个离开公学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他陷于爱情的漩涡，爱上一个女生。胡适劝他不要走，他会为他“做一切可做的事”。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淡，使得沈从文十分苦恼。不知怎的，校园里竟然沸沸扬扬地传说沈从文求爱不成想自杀。这个传言传到张兆和的耳朵里，她很害怕，就拿着沈从文写给她的一大包子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胡适仔细地听了张兆和的叙说之后，首先表示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小说家。当胡适得知张兆和并不爱沈从文时，胡适希望她能与沈从文做个朋友，还劝说给沈从文写封婉转的回信。最后胡适答应劝劝沈从文。由于胡适的协调，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回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经过三年多的爱情拉练，沈从文终于赢得了张兆和的爱情。
1930年5月，胡适联合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胡适的离开后，沈从文也觉得失去了靠山，同年秋天也辞职到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天沈从文到胡适的学生杨振声主持的青岛大学任教。此后的十几年间，胡适与沈从文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们间的通信联系一直未断，直到1948年胡适离开北平去美国之前。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通信和会面了。 。 想看书来
雪中送炭的情谊：老舍与赵家璧
晚年的赵家璧与老舍有着三十多年交往的赵家璧是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他十分热爱编辑工作，早在读中学时就主编过《晨曦》月刊。在光华大学英文系读书时，还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因此，1932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1936年，他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为现代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
老舍与赵家璧的第一次联系始于1932年，当时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他写信给正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的老舍，请老舍给这套丛书写一部长篇小说，要求的条件是先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对这位素昧生平的编辑约稿，老舍想把他的《小坡的生日》给他，可是他听说老舍正在撰写小说《离婚》，就盯着索要，终于在1933年的7月得到了这部小说，8月份就列入“丛书”出版了。1934年8月，老舍来到上海，顺便到编辑部拜会赵家璧。这是他与老舍的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之后，他和老舍的联系就逐渐密切起来。接着又拿到了老舍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赶集》，并于1934年列入“丛书”的第十一种出版。
老舍与赵家璧的第二次会面是在1944年年末的重庆。为纪念良友图书公司创办20周年，赵家璧决定出版一本纪念性散文集《我的良友》。当他向老舍约稿时，老舍写了篇《三函“良友”》的散文，文中谈到他的交友之道，也谈到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在重庆期间，老舍的《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已经在《扫荡报》上连载，第二部正在《世界日报》连载。赵家璧就同老舍商量，拟将这两部列入《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出版。将尚未动笔的第三部《饥荒》列为第三种。当时老舍提出在书籍的印刷上要用第一流的印刷条件，三部出齐后，再印一部有着一百幅插图的精装本。老舍还向他提出将来的《老舍全集》由良友出版，为此，赵家璧与老舍签订了一份出版《老舍全集》的合同。1946年的2月间，赵家璧因为股东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旋即退出良友公司，这个出版计划就无法兑现了。
正在赵家璧左右为难时，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途经上海。赵家璧在他的寓所为老舍和曹禺饯行。第二天老舍约赵家璧到他留沪的住处，刚一见面，老舍就握着他的手说：“家璧，你现在的处境，我都知道了。你办出版社的态度，一向是认真负责的。现在‘良友’既然有人作梗办不下去了，我们两个人合办一个新的出版社。你不必恋恋不舍那块‘良友’的老牌子。我到了美国可能会拿到一点钱，如果有多，我就给你汇些美金来。你自己也去想法凑些钱。这个出版社，除了出《老舍全集》外，其他仍按你过去经营‘良友’的办法。我仅投一点资，一切由你去主持，赚了钱，分我一份，亏本，不能再向我要。我们用‘相见以诚’四个字来共同合作。”
为了组建这家出版社，赵家璧变卖了部分老家的田产。接着老舍陆续从美国汇来他的版税，总计约2000美元。于是在1946年7月申请注册了“晨光出版公司”。公司资本总额五亿元（旧币）分500股，赵家璧200股、舒舍予（老舍）150股、陈熙元22股、陆祖琬98股、胡絜青30股。这五个股东为发起人，赵家璧、舒舍予、陆祖琬为董事，胡絜青为监察人。陆祖琬与胡絜青分别是赵家璧与老舍的夫人，陈熙元是赵家璧的外甥女婿。公司设在上海哈尔滨路258号赵家客厅里，雇员只有一名，那是赵家璧的内侄陆元勋。
老舍为了支持晨光出版社，除了将自己的新作交给晨光出版外，还把分散在各书店的旧作版权收回，经修订后，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在这套丛书中，出版老舍的作品最多，如《猫城记》、《离婚》、《老张的哲学》等旧作，还有《四世同堂》、《方珍珠》、《龙须沟》等新作，都被列入丛书出版，共有16种。遗憾的是，原拟出版的《老舍全集》未能如愿。
1950年1月老舍回国后，与赵家璧商议终止晨光出版公司业务，但未能获得上级批准。1954年4月公私合营，晨光并入了新美术出版社，经营了将近八年的晨光出版公司也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然而，就是因为老舍用美金入股与赵家璧合办晨光出版社，在“*”期间成为老舍的罪状，多次在批斗会上受到红卫兵的拷问。这也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置老舍于死地的主要借口之一。
他们一起编教材：沈从文与杨振声
沈从文与杨振声是在青岛山东大学认识的。
1931年的秋天，经徐志摩的推荐，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职。杨振声虽然在美国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可是他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了新潮社，出版了中篇小说《玉君》，引起文坛的注意。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对沈从文还是很器重的。在青岛大学的这段时间，沈从文每月有一百块钱的工薪，生活得还算惬意。课余时间还能创作一些作品。
1933年夏天，杨振声对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军阀统治不满，与沈从文相约辞去青岛大学的职务。他们到北平，和朱自清一起为北平的*编纂小学国文教科书，他们编辑了《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还亲自到师大附小作实验，这套教材体现了他们对儿童教育及其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与此同时，沈从文与杨振声还接替清华研究院吴宓教授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他们接手后，将原来的刊名改为《文艺副刊》，由原来的侧重学问，转向侧重文学创作。沈从文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这样，沈从文也就成了北方著名的报纸副刊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