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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马珏毕业后与杨姓夫君结了婚，鲁迅出于尊重当时的社会风俗，就不再直接给马珏寄赠自己的著作。在鲁迅编的《萧伯纳在上海》出版后，他给梁实秋写信说：“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但有一本《一天的工作》，上册是给过她的，所以，将出的下册仍送她，……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可见鲁迅在与年轻女*往时，很注意分寸和社会影响，即使是他很重视的才女，在交往时也很慎重。
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鲁迅与胡风
胡风在1923年从《晨报·副刊》上读到鲁迅的《呐喊·自序》时，就受到了震动，从此他经常在报刊上寻找他的文章。1924年《语丝》问世后，为了读到鲁迅的文章，他几乎每期都要买。1925年的9月，胡风本来考取了清华大学英文系，可是当他听说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消息，就放弃了清华的学籍，而进入北大预科读书。在北大，鲁迅每周有两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的课，这两个小时成了胡风最喜欢的课。尽管胡风有机会亲自聆听鲁迅的教导，他却觉得自己与鲁迅的距离很大，不敢去打扰鲁迅。甚至有一次他在书店碰见了鲁迅也没敢上前问候，因而在校期间他一直没有向鲁迅面对面地请教。
后来胡风退学回到家乡湖北教书时，他选取了鲁迅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等文章，讲授给学生们。他认为这样的补充教材，对学生们认识鲁迅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1933年日本政府疯狂*左翼社会运动，正留学日本的胡风因介入日本左翼斗争被捕入狱，1933年6月，被遣回国。在上海，胡风住在司高塔路四达里的韩起家。有一天，周扬在内山书店碰见了鲁迅，告诉他胡风回到上海了。胡风的归来给鲁迅带来极大的安慰，于是鲁迅便与周扬一起去看望胡风。鲁迅向他介绍了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情况，介绍了上海文坛的复杂性和左翼文艺面临的压力等，并希望他多做些工作。
胡风与鲁迅会面后，就加入了左联。不久，他就担任了左联的宣传部长，后来左联书记茅盾辞职，由胡风接任。出于工作需要和个人友谊，胡风与鲁迅的联系日渐增多，胡风也力所能及地帮着鲁迅做些事情。1934年鲁迅的杂文集《准风月谈》出版时，胡风亲自拟写了广告，为鲁迅的作品扩大影响。
1935年年底，鲁迅找到胡风，说萧军和聂绀弩都曾写信给他想办刊物，让胡风与他们协商一下。协商的结果是大家合办一个刊物。起初鲁迅拟名《闹钟》，胡风则建议刊名为《海燕》，鲁迅当即同意，并在几天后写好了《海燕》的刊名。这个刊物虽然只出版了两期就被反动当局禁毁，但它在读者中却留有相当好的印象。鲁迅多次提到，他是一头卖苦力的牛，而胡风在与鲁迅交往中却总是想方设法为这头“牛”减轻一点负重。胡风对鲁迅所求甚少，从来不要求鲁迅为他办的那种不能付酬的刊物写文章。但为了鲁迅，胡风曾有半年时间完全白尽义务地为日本人鹿地亘口译、解释鲁迅作品。胡风的夫人梅志说：“胡风……甚至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工作还重要，往往是丢下自己正写的文章，按时赶到虹口区为鹿地当翻译和解说。”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口号，经冯雪峰授意，胡风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将这个口号公开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刘少奇也以化名参加了论争，也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
1936年鲁迅辞世后，胡风为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日文版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还参与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1937年他又编辑出版了分别以《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为题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四辑，搜罗鲁迅的遗著，宣传鲁迅思想。胡风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地吸收、感应着鲁迅的。后来他到湖北创刊的《七月》和在重庆改刊的《希望》，都是胡风继承鲁迅精神的标志性的结晶，从而使他成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鲁迅文艺思想的捍卫者和实践者。
先生鼓励她写作：鲁迅与陈学昭
鲁迅一向爱护和重视培养青年作家，特别是对勇于向旧的营垒宣战的青年作家更是这样。女作家陈学昭就是在鲁迅的爱护下成长起来的。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因为她很喜欢读《昭明文选》，就取了个“学习昭明”的笔名“学昭”。1923年冬，参加《时报》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征文，被评为第二名。《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鼓励她“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
1925年，陈学昭在北京适存中学和黎明中学找到教书的职位，并借此机会在北京大学旁听和从事散文创作。9月9日这天，陈学昭通过朋友引见，去拜访鲁迅先生。他们刚一进门，鲁迅就对陈学昭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鲁迅说的“三先生”是指他的三弟周建人，陈学昭曾经给周建人主编的《妇女杂志》投过稿，认识了周建人。后来陈学昭来上海后，也曾在周建人家搭过伙，鲁迅因而知道她与周建人关系密切。此后，陈学昭在北京大学听了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相互间熟悉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鲁迅和周建人都劝陈学昭到国外留学。一年半以后，陈学昭回到上海，住在鲁迅家里。有一次吃饭时，鲁迅同她谈起了“娜拉”，鲁迅问她：“你看，娜拉出走后的出路在哪里？”陈学昭很爽直地回答：“说不定只好回家去。”鲁迅对她的看法很赞赏。他几次同陈学昭谈到，做一个中国女人，要能够忍受一点打击，提防突然间从天外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像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一样，坐下去它果然会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弹起来，恢复原状，这就要坚韧。
半年后，陈学昭又要去法国求学，临行前鲁迅夫妇和他的三弟一家在“中有天”饭店为她饯行。席间鲁迅十分高兴，喝了不少的酒，也对陈学昭说了不少的嘱咐话。鲁迅告诉她：“白薇新出版了本《打出幽灵塔》写得不错。”言外之意是鼓励她多写，多实践，争取拿出自己的作品来。
1935年陈学昭回国后，去看望鲁迅先生。她给鲁迅带来一双小木鞋，这是欧洲童话里经常提到的一种民俗产品。鲁迅拿在手里反复把玩，很是喜欢。他指着书柜里的书说：“那里的很多书都是你给买回来的。”的确，她在法国时，鲁迅让她给买木刻画集，他找了很多家书店才买到了。1936年9月17日陈学昭到鲁迅家去看望他，陈学昭告诉鲁迅：“法国人用人工气胸的办法治疗肺病。”鲁迅没有在意就谈起别的事情，陈学昭没有料到，一个月后鲁迅先生却辞别了人间，这次拜会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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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而与之相谋：鲁迅与废名
废名是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与鲁迅相识的。1924年《语丝》创刊，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被邀请为撰稿人。后经周作人举荐，废名也被吸收为撰稿人。废名在接触新文学作品之初，在思想上更接近周作人，文学上受周作人影响较深，但对鲁迅的文章也很喜欢。他于1924年发表了《“呐喊”》一文，是文坛上较早出现的一篇评论鲁迅这部小说集的文章。此文对鲁迅的《孔乙己》评价很高，称这篇小说是他最为推崇的佳作。
1925年的三四月间，废名曾两次拜会鲁迅先生，第一次，他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单独拜会鲁迅，谨小慎微，甚至连自己晚到了些许时间，也感到内疚。到第二次会见鲁迅时，交谈中鲁迅流露出忧国伤时的苦闷心情，这加深了他对鲁迅为人的理解。他开始意识到鲁迅文章里讲的一些“不干净”的话，实际上是映现着“他干净的心”。鲁迅对废名的文学才华也很重视，希望他能写出关注人生的作品。
1927年废名读了鲁迅发表在《语丝》上的《马上支日记》之后，写了篇《忘记了的日记》，文章坦诚地说出了他与鲁迅的思想差别：“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虽然与鲁迅的志趣并不怎么相同，但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还是让他很景仰，并且“时常念他”。不久，鲁迅的杂文集《坟》出版时，特意赠给了废名一本。1929年鲁迅回京省亲时，废名还专程去鲁家看望了他。
1930年由鲁迅、郁达夫、冯雪峰等51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废名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在同年5月出版的《骆驼草》周刊上化名“丁武”发表文章，称组织这个“大同盟”是“文士立功”的表现，言外之意他们有政治野心。两人也就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选录了废名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等三篇，这都是废名早期的作品。并在“导言”中对他后期作品“……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表示惋惜，这也表明了他们思想上的分歧。不过鲁迅并没有因此而贬抑废名在文学画廊上的地位。
慷慨解囊，资助流亡作家：鲁迅与萧军、萧红
1934年5月，萧军与萧红来到青岛。在这里萧军完成了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的创作。为了得到早已崇拜的鲁迅先生的指导，并使这两部小说得以出版，他们于1934年10月贸然来到上海。
到上海后，他们未能及时见到鲁迅先生。他们不知道鲁迅已遭到当局的通缉，与陌生人接触需要谨慎。鲁迅给他们的回信说见面“从缓”。这对于人地两生的萧军和萧红来说，自然是急躁而愤懑的。在给鲁迅回信时，萧红针对鲁迅信末提及的“吟女士均此不另”，表示了不满。萧红的“抗议”，使一向欣赏青年的那种充满稚气和不安分的鲁迅对她产生了好感，于是就决定与他们见面。
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根据与鲁迅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内山书店。他们刚一进门，鲁迅便迎了上来说：“是刘先生和悄吟女士吗？”他们二人来不及寒暄，就被鲁迅带到附近的咖啡店。在交谈中，鲁迅先生很喜欢萧军、萧红的纯朴和爽直，而萧军和萧红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指导，更是受宠若惊，对先生的人格魅力钦佩不已。临分手时，先生又取出20元钱送给他们，更使他们觉得三生有幸，结识到最令人敬佩的文学导师。此后，鲁迅帮助他们出版了《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