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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赵清阁的身体累垮了，经济上也陷入窘境。洪深闻讯登门拜访，鼓励她写电影剧本。当时洪深已和大同电影公司约定，给他们写一个剧本。洪深将构思的基本思路说给赵清阁听，经过研究与商讨，由赵清阁执笔创作了电影剧本《几番风雨》。这个剧本投拍后，赵清阁被电影厂聘为基本编剧，接着她相继创作了《蝶恋花》、《自由天地》、《女儿春》等电影剧本，使她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女编剧，也是我国第一位女编剧。
启蒙导师与挚友：郑振铎与王任叔
郑振铎的常用笔名是西谛，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县。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1月，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一起创办《新社会》杂志，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学旬刊》。他与王任叔就是在编辑《文学旬刊》时认识的，称得上是王任叔的启蒙导师和挚友。
王任叔，常用笔名巴人，浙江奉化人。1920年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萌生了对新文学的兴趣，特别是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更是激起他立志献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1922年5月，王任叔撰写了一篇评论作家徐玉诺诗作的文章《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投给上海的《文学旬刊》。当时主编这个刊物的郑振铎读了王任叔的文章，非常赞赏，立即就签发在同月11日出版的《文学旬刊》第37期上。还在文末以编辑附记的形式，予以推荐。几天后，王任叔将自己的新诗草编成集，取名《恶魔》，寄给郑振铎，又得到了郑的赞许。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40期上选发了《恶魔》中的短诗《遣闷》，并在给王任叔的回信中表示：“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选登出来。”
这一年的7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应宁波教育界的邀请赴甬讲学。在这次讲学活动中，郑振铎与王任叔第一次会面，由此开始了他们间的友谊。1922年年底，经郑振铎介绍，王任叔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早期作家之一。
在王任叔与郑振铎的交往中，郑振铎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给予王任叔以极大的影响，王任叔发奋写作，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就相继出版了《监狱》、《破屋》、《殉》、《阿贵流浪记》等多部作品，成为文学研究会中有成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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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无辜的株连：胡风与绿原
绿原，本名刘仁甫，1922年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其父是个手工业者，依靠照相和制作竹篁工艺品为生。绿原两岁时，父亲去世，13岁时母亲病故。人生的遭际并没有销蚀绿原的志气，尤其是当年燃起的抗日烽火，更是激荡着他的心。1939年他写了一首宣传抗日的诗歌，贸然地投给武汉出版的《七月》杂志。
他的这首习作写得水平有限，还带有模仿的痕迹，投寄出去之后，并没有抱什么发表的希望，可是他竟然收到一份署名“七月社”的回信，信中指出他的诗作有些概念化，缺乏生活的气息，还没有提炼成诗。最后还鼓励他“写出更成熟的作品”。当时他还不知道给他回信的编辑是《七月》的主编胡风。在以后的多次书信联系中，他才发现给他回信的总是那种十分熟悉的字体，因而断定这位编辑就是主编胡风。
1942年胡风着手编辑《七月诗丛》，入选者都是《七月》的撰稿人，如田间、天蓝、鲁藜、阿垄、邹荻帆、冀汸等人。当时，绿原正在西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有一天，同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邹荻帆找到绿原，将胡风写给他的信给绿原看。信中提到：绿原先生也向《七月》投过稿，现在他的诗成熟了，希望他也编选一本诗集，列入《七月文丛》。胡风的重视与奖掖使得绿原激动万分，随即选编了一本诗集《童话》寄给远在桂林的胡风先生。
第二年胡风来到重庆，绿原才有机会与胡风见面。胡风在重庆期间，他们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1944年绿原和几个同学被征召，为来华参战的美军当翻译。经过受训后却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绿原拿不准主意去不去，就找到胡风商议。胡风对“中美合作所”不了解，就建议他别去，并帮助绿原在川北的岳池县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
1947年夏天以后，胡风来到上海，着手编辑《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的第二辑，收入了绿原的第二本诗集《又是一个起点》和第三本诗集《集合》。
1954年，胡风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即三十万言书），由此引发了对胡风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批判。到1955年1月，胡风决定检讨自己的错误，但胡风经常头痛，纷乱的头绪需要整治，思想的脉络需要梳理，只得求助于朋友，于是绿原、路翎帮助胡风分析认识，最后由胡风自己整理成文，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此后随着批判胡风运动的深入开展，绿原也于1955年7月14日受到株连审查，被捕入狱。直到1962年6月5日才获得“免于起诉”的处理，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1980年3月胡风从成都来北京治病时，绿原和胡风才在相别25年之后得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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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为师，终身敬之”：何其芳与俞平伯
何其芳在1931年考入北大时，俞平伯已经是北大教授了。当时，何其芳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十分喜欢文学创作和古典诗词，尤其是喜欢俞平伯的散文，因此每逢俞平伯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课，他都去旁听。听俞先生课的学生很多，何其芳没有机会与先生单独联系，但却始终本着“一日为师，终身敬之”的古训，尊其为师长。
1952年北京大学筹建文学研究所时，何其芳被任命为副所长。此时他才与从中文系调入的俞平伯，有机会共事。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校点80回本《红楼梦》。为做好这项重点工程，担任正副所长的郑振铎和何其芳，给予俞平伯很大的支持。为他选派了得力助手，提供了很多校勘资料。俞平伯也觉得工作干得得心应手，很感激何其芳等领导人的关怀。然而，好景不长。1954年9月出版的《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信，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又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由此学术界开展了批判俞平伯错误文艺思想的运动。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何其芳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他认为学术观点与政治思想不能混为一谈，他没有对俞平伯施加压力，也没有盲从地跟随批判锋芒冷淡俞平伯。在他的主持下，在“文研所”这块小天地里，始终保持着*的学术空气，并针对某些不实之词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为俞平伯伸张正义。1956年“文研所”进行职称晋升时，何其芳没有因为俞平伯受到批判而影响职称的晋升，仍然提议俞平伯为一级研究员，获得学术委员会的通过。
在“文研所”共事期间，何其芳与俞平伯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俞平伯偶有诗作，一般都抄录一份给何其芳，而何其芳在学作旧体律诗时，也常向俞平伯请教、切磋对仗、韵律等问题。在1977年何其芳突发心脏病逝世后，俞平伯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篇《纪念何其芳先生》，文章称：“与其芳几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给我的帮助很多，是我非常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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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师当红娘：丁玲与瞿秋白
著名作家丁玲于1918年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读书时，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叫王剑虹。她是个四川酉阳的土家族姑娘，思想进步，多才多艺，与丁玲有着共同的理想抱负。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她俩相约于1923年来到南京，在这里她们结识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瞿秋白建议她们到他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读书。她们到上海租了间亭子间，并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就读。在日常接触中，瞿秋白经常教给她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从词汇、语法、变格都讲解得很仔细、很认真。丁玲和王剑虹也借此机会学习俄文。对于瞿秋白，王剑虹早就读过他的一些文章，特别是他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如今听了他的讲课，更是仰慕他的才华，不由心生爱慕。尤其是凭着少女的敏感，她在瞿秋白循循善诱地给她们讲解普希金诗歌时，似乎也意识到对方心底的秘密。
1923年11月间的一天，王剑虹突然告诉丁玲，她要回四川老家去。对于王剑虹突然决定回老家，丁玲觉得很蹊跷。无意间她从王剑虹的床垫下发现了一迭诗稿。平时王剑虹写了诗都拿给丁玲看，为什么这些诗稿却偷偷地藏在床垫下呢？丁玲仔细一看，原来是情诗：
他，回自赤都的俄乡，
本有潇洒更增新的气质，
渊博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
他那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
但，
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此时，丁玲全明白了，原来她是在偷偷地爱着秋白老师！丁玲知道王剑虹是个不轻易表露内心感情的人，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之所以要回故乡，就是想以此来回避瞿秋白，解脱自己没法开口表述的感情。想到这里，丁玲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于是抓起王剑虹的诗稿，就去见秋白老师。丁玲将王剑虹的诗稿摊在写字台上，对瞿秋白说：“我拾到几篇诗稿，欣赏不了，特地向老师请教。”瞿秋白拿起诗稿，知道是王剑虹所写，也不免有些激动。这时，丁玲也看透了瞿秋白老师的心事，就说：“瞿先生，剑虹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现在只有您能留得住她。你们将来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这时瞿秋白也激动得握住丁玲的手说：“我谢谢你！”
1924年1月2日，瞿秋白与王剑虹举行了婚礼，遗憾的是，他们结婚仅仅半年，王剑虹就因肺病不治而去世。
相携相助的师友：朱湘与徐霞村
朱湘是与闻一多、徐志摩齐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徐霞村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1925年他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就结识了朱湘。1924年，在清华读书的朱湘因带头抵制学校早餐点名制度，被学校开除。朱湘便依靠写作和翻译外国作品，赚取稿费为生。他出版了诗集《夏天》，还经常在《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这在文学爱好者眼中是很令人景仰的。1925年夏天的一天，爱好文学的徐霞村经一位黎姓同学的引荐，拜会了仅比他年长三岁的朱湘。
他们一见如故，觉得非常投缘。几天后，徐霞村将自己试译的两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拿给朱湘看，朱湘很仔细地、逐字逐句地加以校阅，给他提了很多指导性意见。从那时起，徐霞村就成了朱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