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手段，试图去告诉他们的后代，他们的父母辈曾经走过的路；但我也注意到一个不为外人察觉的现象，就是我们多数同辈人在告诉后代的同时，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他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或者是最不至于让后代晚辈们于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颤栗的那一面，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善意的回避，或者是一种刻意的遗忘，我感到困惑，而且这一段时间里，也一直苦苦思索，但迄今为止我仍然找不到自圆其说的答案。
其实早在若干年前，学长郭天赐兄也曾希望我能够为老三届知青集体编撰的回忆录撰写一点东西，但我曾加以婉拒，另一位学长王军能据说多次拒绝对过往在武平农村的诸多往事试作任何的“ 蓦然回首”，或许是记忆中的伤痛太多太多，我能够充分理解王军能学长的心情；这次在无法回绝校友总会同学师长的盛情，勉为其难下笔之前，对应该如何感悟双十，实在是徘徊再三，费尽踌躇。
之所以不愿意回顾往事，是因为那一段花季少年的往事，并没有太多的鲜花和阳光，恐怕更多的是辛酸和痛楚，欢笑或许是存在的，但在记忆的深层处早已淡忘和模糊。能够刻骨铭心的，并不是青春期的生机勃勃，也不是初恋幻想和羞涩，那是一个情绪紧绷，思想亢奋，无法分辨是非，更多时候是盲从和愚昧，任何时候都可以作出下意识的破坏性举措的年代，那是一个彼此仇视，怒目相视，亲者痛仇者快的年代；那还是一个师生伦理道德毁誉一旦，校园里曾经哀声不断，枪声不绝，曾经满目疮痍，教室里几乎找不到完整的黑板和课桌椅的时代，我们还有一些可敬的老师和同学，在极左路线的极力摧残下，在盲目追随“ 正确路线”下，葬送了宝贵的生命，那样的记忆又将如何感悟，如何回首，如何将真相如实告诉我们的后代呢？
告诉我们的后代，应该告诉他们真实。告诉他我们记忆中任何一块碎片，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无论是眼泪还是笑声。
母校双十中学的校名，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以和辛亥革命齐名的双十而享誉于八闽大地，乃至声名远播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双十中学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困扰。六十年代以来，大陆政治气候骤然而紧，双十中学的校名从双十改为八中，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再拨乱反正恢复原有的双十校名，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唯物主义坎坷，就是那个精神错乱年代的缩影，也是双十八十五年历史最为耻辱的一页。
作为双十中学老三届最年轻的一届（68届），年纪最小的一个班（初一七班），我们的感悟和记忆显然是微不足道。因为我们1965年夏天进入学校时，李永裕校长已“ 靠边站”，四清工作队是学校当时的“ 大哥大”。1965年暑期的八中气氛格外压抑，但是这种压抑我们当时并无法直接感受到，在和平楼楼下的教师里，看到朱植梅校长双鬓花白的华发，文静瘦弱的身躯，班主任兼英文老师潘明贵老师的朝气风发，语文老师彭一万的潇洒倜傥，数学老师萨珍的雍容睿智，都让所有刚刚踏入中学校门的我们，有一种初生牛犊莫名的兴奋，那是一种根本还没有长大但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的怡然自得。
仔细算来，我们在八中或双十学习的日子，如果扣除寒暑假和法定的节假日之后，大概不足八个月的光阴；但我们经历了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见证了双十历史上最荒唐的岁月，我们的印象和记忆中，几乎没有花季少年应该有的一切无忧无虑，即使是那次难得的参与学校合唱团在人民公园草坪上的演唱会，因为台子太少，最后只能被安排站在舞台的一侧，即使踮起脚尖也无法看到台下的观众，也不知道自己尚未发育的尖细嗓子，究竟能否为学校的大合唱如何壮行色，添光彩，实在不得而知。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遗憾和满足。
老杨有话说（2）
六十年代中期的花季少年，所处的是思想和情欲禁锢的年代。男女同学是不讲话的，虽然桌子中间已经不用再划上“ 三八线”，但彼此之间的拘谨，远远超过了青春期最需要的好奇，更没有探索究竟的一丝半点冲动；以至于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即将成为我的妻子的她相约到公园照相馆拍结婚照，当时和我的同桌同学丘秀英邂逅，居然没有打招呼的勇气，只是擦肩而过而已；虽然早就知道陈少华是初一三班的同学，但我也是最近在前述的聚会上，第一次和不同班但同年段的陈少华同学正式打了招呼，时隔将近四十年才姗姗来迟的招呼，这种难于想象的滞后，应该告诉我们的后代，他们的父辈当年的心身发育是何等的自闭和压抑，这是一种近似病态的自闭和压抑。
考入双十（当时已经改名为八中）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事，一个是自己当年的考试成绩相当优秀，另外一个是家里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学校离家里很近，无需搭乘公共汽车上学；时任厦门一中校长的王毅林，解放前曾经担任厦门地下党城工部市委书记，父亲和王毅林校长有过一段相处和共事的经历；和王毅林的相识是父亲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王毅林事后获悉我已经被八中录取，还对我父亲有所抱怨，何以不让他就近照顾一下世侄，但如果当时因此进入一中，我也就没有感悟双十的福份了。
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全家人都很高兴，妈妈同时也告诉我，需要自己赚一点钱缴纳学费；那一年我的暑假是在旧居闷热的木板房里糊纸盒度过的，当小学同班同学，也是中学同班同学的吴国琴带着班主任潘明贵家访时，我的双手沾满的是浆糊，一脸的尴尬情境至今还念念不忘。
初一年的学习并不如意，第一学期下来，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最后还需要补考才能过关。萨珍老师让他的儿子，我的同班同学龚元利用业余时间对我进行辅导，我也是那时才知道教务处长龚志溥是龚元的爸爸，适逢高考准备最紧张的时期，每次到萨珍老师家，总是会听到龚麟学长怒气冲冲的抱怨声，弟弟妹妹们的声音经常很吵，吵得让他心烦意乱；龚志溥老师和龚麟学长让我感到神秘和敬畏，我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打招呼；但轻声细语的萨珍老师，让我经常可以感受到母亲加上老师的温馨，我很羡慕龚元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
1966年的夏天就要来到，匆匆忙忙的考试即将来临，第二学期开学之初，潘明贵老师在课堂上发给我们每人一份登记表，要求我们如实填写家庭成员以及他们详细的政治履历情况，不得有任何的隐瞒；兴冲冲的我在把表格带回家之后，我并没有从祖父脸上那一丝忧郁神情看到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份必须老实交待家庭政治成份的表格，年仅不到十三岁的我，压根不知道它叫政治太沉重的份量；递交表格之后，班主任在班会上措辞严厉地批评一些同学没有如实交待和填写家庭政治成份和父母的历史问题时，虽然没有将严厉的目光特别投到我的身上，但我当时似乎有一点忐忑，至今我并不知道这种忐忑是怎么走出来，或许是一种第六感吧。
第六感很快就获得验证。1966年的6月，学校开始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校园沸腾了，年段主任和班主任宣布学期考试取消，班上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开心极了，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高年级，天大的好事，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馅饼并没有吃到，但学校开始批斗老师了，大字报不仅贴满校园，也开始贴到班级里和走廊上，此时此刻，我和班上的同学才吃惊的发现，彭一万老师是大右派，萨珍老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有更多的老师被贴上大字报，许多老师的名字被打上猩红的大叉叉，其中包括许建立同学的父亲、卫生室黄则松老师、陈动同学的母亲、讲授历史的施淑敏老师以及许多素昧平生的师长们……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一天，萨珍老师在贴满大字报教室门前，被迫趴在地上从一个小小的类似狗儿进出的门洞里爬进教室，她的脸上看不到的惊吓和屈辱，我却在龚元同学的脸上看到了；在某一个上午，也在和平楼二楼的走廊上对陈动同学开起了批斗会，也就是那时，我第一次听到后来是我的恩师陈孔立的名字。
我是在努力争取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为红卫兵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原来一早就是“ 黑七类”的孩子，身上早就烙上政治另类的印记，我没有资格投身红色风暴的漩涡，连边缘体都没有资格，那还是十四岁不到的年纪，至今我还深深记得父亲将他当时属于敌我矛盾行为的真实告诉我时，并为此而捶胸顿足失声饮泣的情景，我望着父亲充满负疚愧责的双眼，望着墙上挂着父亲在我尚未出生时，为了确保东山战役唯一的运输管道——漳州的江东桥，差点葬送生命而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一等功奖状，我大惑不解，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明白，厦门沦陷前，父亲参加了当时的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以童子军大队长的身份，参与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的战地救护，在当时的陆军医院不眠不休数天数夜，也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 万国租界”鼓浪屿的他，为什么就成了人民的罪人呢？年幼无知的我，找不到善与恶、是与非、罪与罚的标准，我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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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有话说（3）
工作中的杨锦麟（一）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花季的十四岁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副铁镣伴随我走上了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我要告诉我的后代，我第一次偷着尝试抽烟，是在双十最混乱和最动荡的1966年，时年仅仅十四岁；和烟草还有过的另一点记忆的链接，应该是1966年的冬天，被红卫兵从福州抓回厦门接受批判的教育厅长王于井，当时和她的秘书被关押在和平楼楼梯底下的工具室，王于井烟瘾极大，两手被烟草熏得焦黄，一天晚上，大概是烟瘾难忍，王于井看看四下无人，于是对一旁看热闹的我展开政治攻势，无知的我乐癫癫地跑到镇海路的小烟摊上，给王于井买回两包汀溪牌的烟丝，至今依然记得王于井贪婪地吸着手卷纸烟，吐雾吞云的定格画面……
我还要告诉我的后代，1966年的冬天，正在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我，在教学大楼后面的数学教研室里的昏暗灯光下，和龚慎思（后来才知道是许建立同学的姐姐）、王少华学姐双手沾满油墨，一张一张印刷着革命传单，这是当时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的我，每天乐此不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