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经常研究观众最真实的需要，“ 杨锦麟今天给您读报”，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广告词，悲悯天下，杨锦麟始终把自己定位一个媒体从业员。
凤凰聘请了独立的调查机构，然后进行研究，把观众收视率最低的节目淘汰掉。而淘汰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吸取教训，进行对比，摸索一些规律，这是商业电视台的规矩和无情。
说实在的，人们在谈论媒体的时候，往往对谁拥有这个媒体并不是很感兴趣，人们关心的是媒体的内容是否吸引人，是否有趣。人们经常比较不同的媒体，然后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没有停止的时候，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
凤凰开播之初，刘长乐分析梳理出凤凰五大优势：地缘优势——地处香港，游刃有余；人文优势——三地精英，相得益彰；合资优势——实力雄厚，后劲十足；基础优势——原体健康，市场现成；时间优势——继往开来，适逢大运……加盟凤凰，杨锦麟也带来了自己明显的优势：学者、报人的从业经历，内地、香港不同的生活历练，以及对台湾问题长时间的潜心研究，当然还有这个性感的糟老头的挡不住的个人魅力。
《有报天天读》，凤凰和杨锦麟个人以及团队的努力，使高高在上的电视变成为平民化，低视角，使严肃刻板的教化功能变成为宽容、理解、沟通；使自视高贵的精英文化变成直接的心理体验和感受，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定位和表述。
作为曾经的报人，如今从事###事业，杨锦麟觉得，有幸在这个大新闻不断、社会裂变不断的时代里，这份职业经历，意味着有比一般人拥有更大的发现视角和表述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和生存危险。对他而言，这是值得的，也是快乐的。
从总体而言，杨锦麟成长的时代，恰处在一个信息和文化同样封闭却又是思想混乱的时代。该读书求学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是非颠倒、愚昧颠狂、毫无理性的争斗，在强烈的社会动荡之中，刻苦、勤奋和执着成就了他。大学时代的系统学习，对历史的借鉴和反思，没有把他引向一味的苦涩和沉重，他听懂了历史传来的依稀的信号，及时地在他前行的每一步中吸取了积极的影响，大跨步地跳了过去，因而，他获得了提升。杨锦麟是当时大陆较早把台湾问题纳入自己专项研究领域的学人，也是较早取得成果，引起两岸同时关注的青年才俊。
“中华读报第一人”……读报点点评（7）
杨锦麟出生和成长在厦门，求学在厦门大学，他有一种学院派的端庄和周正，而这种周正之中又兼容着鲜活和灵敏，于讲求责任担当的使命间，同时不弃平实大度的精神风味。有道是，出了门的“ 闽人”都不是“ 虫”。香港这个国际都会的浸染，多样丰富和光怪陆离，又使杨锦麟成为实际意义上相当勇敢的冒险家。他一路成功，却从不安分于惯性延续，时常在人们的陶醉之际告别辉煌，不惜从零开始，重新寻找起点，即使遇到关口，咬咬牙，他都一一闯过，冒险被融进了默默的奋斗之中。
不断想做新的事情，不断地多方出击，杨锦麟的生命因此多了一层体验。他始终将从容与豁达，积极与务实，勤勉与有为结合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聪明的态度和积极的人生方略。他的专业知识、他的社会经验、他的阅历识见、他的新闻敏感、他的才情率真，一股脑地用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如此这般地点评时事要闻，萃取报章精华，《有报天天读》怎能不火，杨锦麟怎能不成功呢！
杨锦麟读报读的是什么，是新闻、是故事、是幽默、是忧国之心，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在刘长乐看来，锦麟兄读的是一种经历，一个十五岁就下乡到农村的知青，十六岁在山区小学代课的老师，二十三岁时在厦门的下水道里掏污泥的环卫工人，二十天补完初中到高中全部课程，考入高等学府的超龄大学生，几近不惑之年跨过罗湖桥，一切从头开始……一个经历过大时代的洗礼，有过多次职业选择，有过丰富人生阅历的人，应该是最懂得中国的人，他以一己之心推论天下，自然能与大多数国人同悲同喜，心灵相通。这是老板的评价。
对媒体人杨锦麟而言，至真至诚，即为道德。不脱离现实中国的现实环境，又倡导理想主义的道义担当；于坚守社会的批判精神中抱有一种明朗的建设心态。追求大气和精细，内容的厚重和形式的新颖；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同时又敢于说不的勇气——这便是杨锦麟给自己读报的定位，也是他的创造。
每每被人问及《有报天天读》的尺度，杨锦麟的回答非常明了——善意的、负责的、积极的，只要“ 参考消息敢登，我就敢读”。在观念和表达上，《有报天天读》以全球华人乐于接受的方式表达、诠释；认可西方价值观中的一些正确表述和做法并不是故意让我们难堪（为难），不再用誓不两立的、贬低的甚至敌视的态度看待和评论事件，包括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种种弊端如贫富分化、金融坏账、法制淡薄、贪污腐败等等和不尽如人意之处的批评。这同时也是凤凰卫视，站在全球华人的立场，在时事评论和新闻报道方面所秉持的一贯立场。
算是英雄相敬吧，大陆发行量数一数二，品牌价值连续位列内地印刷媒体之首的《参考消息》，破例地将一篇关于杨锦麟的专访，大篇幅刊登在该报的重要版面。
凤凰一次次地将注意力投向渴求关爱的华人，一次次成为最早报道并最先赶到现场的华语媒体。英国海滩上惨死的偷渡华工，尼亚加拉瀑布无辜被毒打的华人游客，发生在西班牙的排华事件，往往都是先有《凤凰正点播报》、《时事直通车》第一时间的报道、现场连线、专家点评，而杨锦麟又通过他的读报，给以诠释、呼应、点评，体现一种人文关怀。这种形而上的理念，通过杨锦麟精心准备的节目，作极具亲和力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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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麟兄”与凤凰欲断还连的缘分（1）
一、结缘电视，媒体生涯中的机会之所
与电视结缘，于杨锦麟纯属一场意外，起码在他五十岁的生日之前。
2003年1月，《有报天天读》正式亮相荧屏，杨锦麟以独特的方式说解新闻，以个性化的方式，区别着凤凰看似雷同的评论性节目。这档全新的节目从推出到赢得口碑，杨锦麟蹿红的速度实在惊人，仿佛是在一夜之间。
如今，杨锦麟已欲罢不能地深陷其中，完全不想自拔。
有一个场面，从节目开播到三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许多凤凰同事可以为证——每次节目录制完后，刚刚从亢奋中解脱出来的老杨，居然还会在节目播出时，盯在电视屏幕前。这会儿，他完完全全成了自己的观众、粉丝，从头到尾为电视里的主持人加油，精彩之处还情不自禁地击节、高声叫好。同事们常常可以看到杨锦麟对着节目中的自己大声嚷嚷，“ 这家伙，胆子也真够大的，真敢说。”当然，偶尔也有摇头叹息自责时，那是发现自己又读错字，说错话之后。
加盟凤凰卫视，这是一段又苦又累、又艰难又刺激、又开心又充实的日子。
香港已故著名词人、电视人、广告人，沧海一声笑的黄霑，可以罗列有关他的头衔还有很多，包括花甲高龄戴上博士帽等。他曾经说过，在香港没有怀才不遇的说法。杨锦麟喜欢他才气逼人，会唱不少他的歌，也认同他这番话。
居港生活十多年，对香港所处的文化状态，杨锦麟曾做过这样的表述。
首先，作为一个大都市，香港并非人们潜意识中所鄙弃的文化沙漠。其次，香港作为东西方、外国和中国文化桥梁的积极功能，并没有因为九七回归而受到阻隔和中断。在他看来，香港依然是中国地域中流行文化、经典文化、通俗文化最前卫的城市，还是俗文化的集大成者。当然，这个城市所有的文化形态，无一不受到商业性的牵制和影响。文化人只能生存在狭小的空间，文字工作者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文人们只能是在小圈子里彼此取暖、彼此鼓励、彼此相轻视和惺惺惜惺惺。
但是，在杨锦麟眼中，香港始终是充满活力、充满变数的机会之都，是为所有有能力的人准备的——要么你不适应这座城市的游戏规则和生存法则，要么你根本就不是香港所需要的人才。
从1988年跨过罗湖桥，杨锦麟越来越喜欢上这块转眼间已经生活十五年的弹丸之地，更愿意把香港看成是自己媒体生涯规划中的理想之地、机会之所。
凤凰卫视诞生在香港，总部也设在香港。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开播。如同台标所寓意的，凤凰振翅于飞，作为一种有担当的媒体理念，“ 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凤凰显示了他矢志成为国际有影响力媒体的雄心和胆识；作为一种另类的突破，为内地观众提供一个不同以往内地媒体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渠道，凤凰显示了他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作为一种职业事业化的追求，向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梦想舞台，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凤凰显示了他人本主义的色彩——这些恰恰与杨锦麟所尊奉的善意的、负责的、积极的书生言责的使命不谋而合。
凤凰的起步是艰难的。“ 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尽管时至今日，香港人惯性收看凤凰卫视的群体人数还十分有限，但从开办之初起就关注凤凰，认同其理念，这里有杨锦麟作为学者、资深报人的敏感和洞察力，似乎也注定了彼此之间冥冥之中的某种缘分。但那时，更多的时候，杨锦麟只是远远地观望着、打量着，偶尔也以嘉宾身份亮相，做一次漂亮的节目。
加盟凤凰，做签约主持人，那时候杨锦麟与凤凰，似乎缘分未到。
二、相似的背景，相同的座右铭
刘长乐，因凤凰而声名鹊起的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被尊为传媒智者、儒商，香港人眼里“ 神秘的大佛”，有关他本人的经历，屡屡获得的殊荣，透过他公开场合的激情演讲，加上媒体各种报道，已经极其详尽了。刘长乐是善于制造和扩张凤凰媒体影响力的老手，尽管他并不张扬自己，行事低调。同样杨锦麟的这次转型、转行，刘老板的刻意“ 制造”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俩人大体属于一茬人，可要叫起真来，刘长乐还略长杨锦麟两岁。但在公司里，刘老板和许多人一样，张口闭口锦麟兄长、锦麟兄短，老杨竟也不客气地满口答应。当然，他也会很识相地回敬老板一些“ 大礼包”，段子张口就来，绕着绕着就把老板也编进去了。两个人各有各忙，偶尔也会在凤凰香港总部逼仄的走廊上相遇，一旦温良恭俭相互礼让起来，走廊更是拥堵不堪，索性他们就在走廊上聊开了。读报节目最初的几个月，外界对于《有报天天读》的各种反映，许多就是在这种场景，老板告诉杨锦麟的，神情流露，一次比一次兴奋。
同为老三届，他们在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接受过大体相同却不完整的教育；弱冠之年，一个在革命大熔炉里经受千锤百炼，一个上山下乡战天斗地，接受再教育。虽然，个人经历不尽相同，而理想主义情怀、悲天悯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