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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贪玩，中国人爱干活。法国人一般不太攒钱，花光为止，至少他们不会为钱而拼命工作。中国人善于持家，节俭，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脑子里整天装的是工作、家庭和孩子，想浪漫也浪漫不起来，是一个生来就是为了工作的民族。试想有一天中国也建立了类似法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中国人是否也会变得贪玩起来了？是否也想浪漫一把，一直把钱花光为止？我对这样的答案没有任何把握。一向被指责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法国人，却十分看重家庭生活，最讲究下班后在家中同子女家人共进晚餐。而热爱生活和家庭的国人，即使是节假日，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得到加班的双薪，恐怕都会心悦诚服地加班加点。当来巴黎的国内代表团常常向我抱怨周末法国人把他们放在旅馆里不闻不问时，殊不知从北京回来的法国朋友也在向我诉苦，说他们周末也得不到自由，中国主人连他们在北京会朋友，办私事的时间也不给。法国人恐怕至今也没搞懂，为什么中国主人周末不陪自己的家人，非要出来安排那些不受欢迎的社交活动，甚至要亲自从早陪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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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中法文化差异（2）
法国人爱好社交，善于交际，爱聊天。这点与我们中国人很像，我们叫“侃大山”，天南地北，侃得云山雾罩。侃的话题可以是吃，也可以是文化，国际政治，喜欢替古人担忧。世界各个角落的事，没有不关心的。说起来还经常慷慨激昂，但往往是说完即完，颇有咱们北京人“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的潇洒劲。但与法国人一起的社交场合，同胞们往往不很自在，语言障碍、话题不投机都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差异。孔老夫子有关君子“欲呐于言”的古训和“祸从口出”的忠告不绝于耳。即使创业，各位也要“闷功大发财”。家长教育孩子要听话，老师夸学生还是老实听话。至于爱说话者，中文形容词尤其多，但褒义的很少，什么“油嘴滑舌”、“巧舌如簧”，或者“此人能说”，言下之意，此人“光说不干”，还是一句贬义词。这种从文化上对交流的过于谨慎，常常使一场有意思的晚会索然无味。或者走向另一端，各扎各的堆，中法开起小组会。这样生动的事例还使我不由地想起自己在法国短暂的留学生活。在我们班上，欧美、非洲甚至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都争相发言、讨论或提问，惟独来自中国，还有日本和韩国的同学闷头不语记笔记。遇有不明白的问题，上课不提，下课以后围着老师提个没完，弄得老师抽支烟的时间都没有。这种有趣情况同样反映在一些外事场合。法国人喜欢在大庭广众说话，在国际会议上，只要有法国人，他总要说话，深恐别人将其当哑巴，而同胞们一般不爱提问题。如有问题，也是喜欢茶歇时个别提。我想，这也是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集体主义VS法国个人主义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国情和管理理念及管理体系，中国人靠集体，法国人靠个人。有许多国内朋友对我说，法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个人主义国家。来到法国，你最大的感觉就似乎自己掉进了个人主义的汪洋大海。
法国人从文化上强调自我，追求个性解放，人人号称是哲学家笛卡儿的信徒，“我思故我在”。因此，个性在法国文化中十分重要，无论是人还是事物，没有个性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换言之，就将得不到尊重。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的建筑，一个地区一种风格。在巴黎，你随便走在哪条大街，没有一幢建筑是重样的。在这种强调个性的文化中，强调一致，统一思想是很困难的。在与法国人沟通过程中，特别在向学生演讲和接受提问时，你要想让法国同学接受你的观点，最好的方法先反驳他们的观点，然后再引出自己的观点。在法国，人人爱争辩，喜欢标新立异，电视上、议会里的辩论常常近乎吵架。就是在家中，辩论也是家常便饭。我有时应邀去朋友家做客，席间来宾中只要有位提到某个问题，立刻引起争论，饭桌上大家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这种争论可以发生在客人与客人之间，也可以在客主之间。这种争论在中国人看来是无谓的，其激烈的程度极具杀伤力，在中国肯定会影响今后人与人的关系。出于中国人的本能和革命大团结的需要，我会急得忙打圆场，说一些中庸的话。然而，无论宾客是谁，对晚会的评价都取决于晚会的话题，特别是由话题所引出的争论。若干年后，朋友在一起还能记起当初的争论，但肯定已没有人还能想起我那番和稀泥的话……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刚开始，上下五千年文明，封建历史漫长，孔孟思想既是官方哲学，也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凡事求正统，要保持一致，特别是要与强势机构和人物保持一致。除春秋战国的短暂历史时期，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文化多元的传统，思维模式相对较简单，惟官方马首是瞻，而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早就打破了王权对人性的桎梏，突出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强化了公民的护权意识。因此，当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法国人的思想负担显然要比国人小得多。
从管理理念看，中国的组织结构复杂，协调和沟通的要求高，许多问题需要权威人士来定夺。法国的组织架构则相对单纯，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往往在工作描述中已阐述得很清楚，需要的只是对程序负责，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关系较少，从下级管理职位到上级管理职位也大约只有二三级，每个人所担任的工作范围很广，并能精通好几个专业，一个人可以应付很多工作也是常事。在这样的组织系统中，主管的权利很大，所谓“县官不如现管”，长官意志较难行得通，人人都按游戏规则办事，个人的作用在国家生活到企业生活的微观层面都得到认可。
同样，中法这种管理架构和理念的差异，既是文化的因素，也是经济的原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国人多资源贫乏，集体主义不仅是一种组织形式，也是生存方式。人们必须在一起，相互团结，才能解决生存问题，如在中国西部许多缺水地区，集体仍然是获取水资源的惟一手段。但组织结构复杂自然会加大管理成本，这在不计效益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司空见惯，为的是实现低工资普遍就业。稍年长的读者都知道，这种体制还是我国很长时间内的公民生活资料分配形式，所谓“单位”，既是生产的组织形式，也是生活的组织形式，个人离开了单位，显然将一无所有。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口少，自然资源丰富，历史上就形成富有个性化的法国自然经济，如葡萄酒、奶酪等生产者，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个农村自然户。当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国，公民的任何生活资料都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没必要对集体有所依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法国人生活水平高、假期多，要维持这种生活模式，受雇的个人必须一专多能，这是保证法国实行高薪金制的前提。从管理学角度讲，组织架构越简单越有利于责任到人，并强化个人在任何组织系统中的作用，人人对岗位和程序负责。许多在法的中国学者经常对我说过，国内人际关系复杂，法国人际关系简单，较少浮躁和功利主义现象。细想很简单，就是一种管理理念的差异。法国人竞岗上班，招聘是公开的，职务描述很清楚，一旦应聘就有一份权利与义务的合同，其中包括未来发展空间。职业感强，珍视工作岗位。按程序办事，讲章程、法制，不需要通融，只向工作规程负责。平时既不需要刻意与领导、同事处好关系，也不要整天刻意加班加点，求得什么好感，对人的考评是业绩，而不是非岗位描述的其他因素。这种组织架构我们过去讲得较少，我认为这是法国个人发挥作用的机制性保障。但中国独特的管理文化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人的协调能力。当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一起，法国人明显表现得不够灵活，常常教条主义十足，而中国人又显得过于灵活，变通能力很大。有道是，在中国没有容易办的事，也没有办不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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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中法文化差异（3）
诚然，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谁也不能就中国的集体主义和法国的个人主义评判出孰好孰坏，因为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许多法国朋友，包括政治家们对中国的集体主义羡慕不已。世界著名的思想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佩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曾多次说过，正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精神，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阿尼尔市长阿希尔曼也向我说过，如果法国人像中国人那样国家至上，法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但也有中国在巴黎的学者对我说过，过分依赖集体，将降低国人的主观能动性，从长期而言，对一个竞争中的开放社会和国家是不利的。
由于法国人注重个人的首创性，似乎天下没有他们干不了的事情，在世界任何角落，总有一些艺高胆大的法国人在干他们想干的事。阿富汗战争刚结束，年仅22岁的玛丽· 德·波旁小姐就来到喀布尔建立了一个人道主义的NGO。读者一看名字就知道，她是波旁王朝的后裔，还是位公主（Princesse），我问她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要只身一人来到兵荒马乱的喀布尔。她对我一耸肩，说了声：“我愿意”。她还问我，2010年上海世博会要不要志愿者，她现在就想报名。果不其然，她说到做到，马上给我寄来了简历。我由此想起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说起过曾在30年代发现北京猿人的法国神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故事。这位法国神父只身来到中国，从当时的北平乘火车到琉璃河车站，然后改骑15公里小毛驴到周口店主持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在当时的旧中国，田野工作相当艰苦，德日进吃不好，住不好，还要以骑小毛驴代步，他还就此学会“嗒”、“驾”、“唷”的吆喝骑驴或骡的本领。我想，无论是波旁王朝的玛丽小姐，还是法国神父德日进，这些独往独来的“蝙蝠侠”之所以敢闯遍天下，凭的就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说到这，我还有一位法国摄影师朋友，叫吕布里内埃（Lubliner），也是位艺高胆大之徒。他在人类进入千年之际，一天拍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