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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六、对外贸易占世界第三，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年来的强国梦正在变成现实。但正是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力量，中国的一举一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发展速度太快和对外部世界的沟通不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机遇，一种认为是挑战。希拉克总统的政治顾问莫诺德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他们（西方）特别关心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在国际政治、经济上舞台崛起，并以何种理由告诉世界这种崛起对世界和平是贡献。因此，身处中国这种特殊的民族复兴历史时期，外交官的职责就是要化解误解、解决矛盾，为中国的发展谋到一个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
拥有灿烂的五千年文化做后盾和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和市场作依托，当一名中国外交官更多的是一种荣耀。然而，作为外交官，他必须是爱国主义者，这样才不辱使命。但爱国主义不等于是民族主义，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一样，都要讲平等。那种在国际交往中不讲谈判，一味突出自身需要、不顾或降低对方利益的做法，是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化进程中最令人反感的单边主义。在巴黎，我们身处中法关系的核心，中法两国都是世界文化古国，虽然两国人民相互尊重、仰慕，但都将其独特的文化、悠久的传统看作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国人看世界，有我前面提到的“世界肚脐眼”的情结，总认为法国人杰地灵，是世界的中心。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拿破仑的士兵沙文，一切都是法国好，人称“沙文主义”。后来这种思想在外交上还被引申，用作批评某些国家惟我独尊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样，如果我们还从中原帝国的“天朝心态”看待法国，认为中华文明优于一切，中国才是真理的故乡，那么，中法关系就会像两列迎头开来的火车，非但没有什么磨合与对话可言，相反，会发生激烈冲撞，这对两国的友谊还是感情都是致命的。
如何将中法双方的民族自豪感变成跨文化对话的动力，而不是障碍，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想，中法文化对话之所以非常成功，双方持有的信任、平等、开放态度是前提。信任者，就是要尊重对方，特别要尊重对方的习俗，不能从合作的一开始就对合作伙伴的诚意提出疑义；平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合作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凌驾于另一方之上颐指气使；开放就是一种聆听的能力，对自己的对话者理解和宽容，必要时有充分的妥协能力。在驻法使馆期间，我曾有幸为胡主席访法三次承担主要的礼宾工作。此外，我还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国务委员、陈至立国务委员等许许多多领导人做过礼宾工作。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法的礼宾习惯相差甚远，如何将不同的礼宾习惯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文化对话。有时这种对话的过程会很漫长，过程甚至有点痛苦，但只要双方是信任、平等、开放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法双方在礼宾上的合作就是我们时代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当我看到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为伟大的中国而映红时，当我陶醉在古老的紫禁城内雅尔浪漫的激光音乐与中国抒情的民乐水乳交融之中时，当我目睹象征中华文明的正阳门为伟大的法兰西变成红、白、蓝三色时，当浦江畔的东方明珠为希拉克总统访沪染成三色时，我内心是无比地激动。中法的文化对话多好！在我们的星球上，各种文化，林林总总，它是我们人类的骄傲和共同财产。它只有形成的历史时期早晚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对文化我们要热爱，要尊重，它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更是联结我们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最好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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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2）
20多年前我考上了外交学院，外交遂成了我的职业。从渊源上看，外交的出现并成为一些人的职业，是人类对话沟通，摒弃军事手段化解矛盾的客观需要。因此，从一开始，外交就属于专门人员的一项专门工作，而并非外界所想像的吃吃喝喝，友谊友谊就行。说实话，对这种对话沟通的职业素质我也是工作中边干边了解到的，因为，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外交本身一直游离于世界大国外交之外。有人说，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2000多年来，基本上是世界在走向中国。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加入WTO、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中国才开始豪情满怀地走向世界。是的，随着国力的提升，相应的国际作用必将提高，外交舞台也随之变大，国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期望也就更高。因此，作为跨文化的对话者，外交官的重要性空前提高。我们不仅要回答像莫诺德那样的法国政治家提出的问题，更要在中法两种文化之间，用自己的激情、智慧和对话，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如同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不断的外交谋略一样，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上的纷争使欧洲成为世界的外交舞台，其中法国外交更是独树一帜。一部法国历史就是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历史。读者朋友知道，没有法国的抗争和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日耳曼人和匈奴人恐怕早已占领整个欧洲；*摩尔人也许已使整个欧洲都皈依*教；罗马教廷也许已建立了一个欧洲基督教帝国。抑或，欧洲也许在17世纪已被哈布斯堡王朝统一，18和19世纪后整个世界也许已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戴高乐将军曾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他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两千多年的公约。”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外交就是国与国之间反复对话和联盟的产物。相对于盎格鲁萨克逊的商业文化，巴黎和欧洲其他法语城市的外交文化根深蒂固。无论是日内瓦、布鲁塞尔，还是斯特拉斯堡，这些欧洲城市已成为国际外交芭蕾的代名词。为什么这些城市成为世界上各种肤色人斡旋冲突的最爱？我以为这与法语文化中的外交文化，特别是妥协文化分不开。尽管日内瓦、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的居民已不全是法国后裔，但他们都认同法国文化，懂得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晓得妥协的伟大，更知道如何提供外交服务，在为人类和平做贡献的同时，提升自身城市国际形象并获取大量实际利益。很难想像若没有外交机构，上述城市的经济又会怎样？我有幸在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巴黎工作过多年，在外交部内的相当时间也在关注欧洲问题。我发现，由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欧洲联合实践，欧洲的外交在文化对话方面明显走在其他国家前头，其中尤推法国，在其外交的睿智深处，已牢牢打上一种妥协文化的印记。对任何欧洲联合中的棘手问题，法国外交总有能力根据国家最高利益做出必要的妥协，哪怕是最困难的妥协。这种妥协的文化使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也使我懂得外交中双赢的重要性，而这种双赢思想的哲学基础无疑就是多边主义。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也会发现一条清晰的思想认识深化轨迹。从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外交为四化服务，大力从西方国家招商引资到后来的防止西化、分化，“中国可以说不”，到西雅图APEC会议上*提出国际关系中的共赢思想，再到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奥、申博成功，明确提出与国际社会接轨口号，再到胡主席2003年6月参加八国集团扩大对话会议，首次与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一起讨论人类发展问题，这条有趣的外交思维轨迹，既是我国对外部世界的思想认识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外交决策层对小平同志“韬光养晦”外交思想认识深化过程。这条外交轨迹同样表明中国外交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进取，也越来越平和，从而给世人一种开放、自信、容易打交道的负责大国的形象。我有时想，为什么我们所处的星球会出现那么多的苦难、仇恨、暴力和战争，因为人与人之间不理解，缺乏开诚布公，从而造成国与国之间不理解。如果各国外交官都从事文化对话，都替自己的外国同事想一想，换位思考。也许，国际关系就不会那么紧张，世界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许宽容、也就多一点安宁了，亨庭顿教授所警告的“文明冲突”是否也就可以避免？
我与法国人交朋友
在法四年半，我曾无数次去过法国的大学、商会、研究机构，也曾多次参加过法国人的*，向他们宣传中国。我感到，从事中法两国的交流和沟通工作，不能没有法国朋友。我在写此书的时代，脑子里总是浮现我那些法国各界朋友的影子。的确，此书本来就是为了想念他们而写的，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法友谊之桥的建设者。
（1） 莫里斯·卡班（Maurice Grapin）原是吴大使的朋友，后来大使工作太忙，我就成为老先生的朋友。他80多岁，1963年就开始从事中法交流，是几十年中法友谊的见证人。他几乎每天要与我通一次电话，向我道声好，然后向我讲述他40多年前是如何与中国石油部合作，向大庆油田出售法国生产的石油钻。如果我的电话里没有别的电话铃声响，他就会向我讲述他当年如何制作假军服，从德军战俘营里大摇大摆溜回法国的。他是个十分有趣的小老头，是我们大使馆的常客，几乎所有活动有请必到。我要写他，是因为他热爱中国的拳拳之心让我感动。他是前国会议员弗朗索瓦·达尔古先生（Franois dHarcourt）创建的法国国民议会法中2000年协会（FranceChine 2000， Assemlbée Nationale）的骨干，负责该协会的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工作。80多岁的老人家，天天上网查有关中国的消息，然后自己编写成文字。他干这份社会工作完全是无偿的，并且占用他大量的时间，但多少年如一日，默默地为中法友好工作。当中国在某些领域取得进步，他就会打电话向我祝贺，当某些不负责的报纸或人士对中国无端批评时，他感到生气。正是由于有他这样的会员，国民议会法中2000年协会成为全法在推动中法友好方面一个声誉最高的协会。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3）
老卡告诉我，协会特别愿意在中法建交40周年和中国在法文化年之际表彰一批对中法有杰出贡献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