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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他以木工刀法用于篆刻，形成了雄壮、爽快、肯定的风格。苦学秦汉，特别是对汉官印中的将军印、急就章有突出的心得”（陈寿荣《怎样刻印章》）。
刻印，又名治印，因自古治印多用篆字，故称“篆刻”。古今说到好的刀法，有三个要素：一曰“准”，在用刀时看准笔画的边线，不可马虎；二曰“狠”，下刀有气魄，一气呵成，凌厉凶狠。三曰“匀”，和书法一样，要有起笔、收笔，行刀讲究用力匀，一刀到底，收刀时要稳要慢，力避“失刀”。
治印“三病”为：见闻不博，学无渊源；偏旁点画，凑合不纯；经营位置，妄意疏密。
“六忌”为：一忌“光”，笔意刀法全无，只求整齐；二忌“滑”，不认真写印稿，草率行刀；三忌“板”，生硬板滞；四忌“匀”，横竖如一（方块病），不求古致；五忌“弱”，毫无气魄；六忌“粗”，苟且了事，有伤大雅（见《怎样刻印章》）。
篆刻，是书法、绘画、雕刻三结合的艺术，而书法是最重要的，刻印犹如作书，讲究结构、章法、笔法、刀法，虽为刀刻，却具书意，因此有“铁笔”之说。
齐白石的《论印》诗写道：“做、摹、蚀、削可愁人，与世相违我辈能。快剑斩蛟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
译成白话为：世人治印，有的做作，有的死摹古人，有的不是刻而是“刮”与“削”，甚至刮削得如虫蚀剥落的模样，看不出笔意，若提倡这样错误的治印方法，令人发愁。我们不趋此风，讲究“刻”和“写”，似英雄斩蛟，似快刀割玉，果敢而痛快。
篆刻以篆文为主，故需通晓篆文，忌误刻、错刻。
篆刻以厚重为最佳之境，忌脱离汉印深稳厚重的基础，去追求无根无源的“新”与“奇”。
著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卒于1963年），其寓所名为“三长两短斋”，“三长”者：诗、书法、治印；“两短者”：画与词。他认为“三长”中，以治印为第一。沈禹钟老先生曾评其治印：“三长两短语由衷，自许平生印最工；巨刃摩天空一世，开疆拓宇独称雄。”
题款、钤印须用心
一幅书画作品完成了，书画家还有最后的两道工序：题款与钤印。别看是简单不过的事，他们往往十分用心，力避粗率、轻狂、随意，否则会影响整体效果，导致前功尽弃。
“题款，又名落款、款题、题画、题字，或称为款识。款识，是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颜师古注释《汉书？郊祀志》‘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于宗庙’中的‘款识’说：‘款，刻也；识，记也。’又有一种说法，认为阴文是款，阳文是识。张世南在《游宦记闻》中说：‘款谓阴字，是凹入者；识谓阳字，是挺出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钟鼎上的文字，在外为款，在内为识。《博物图》中说：‘款在外，识在内。夏器有款无识；商器无款有识。’中国画上题款的称谓，就是从钟鼎彝器铸刻款识移用过来的”（沈树华《中国画题款艺术》）。
国画、书法的题款，一般来说，要写上完成作品的时间和作者的姓名，叫做“单款”。如果是赠送他人的，则要写上“××雅正”、“××正腕”之类文字，谓之“上款”；再写完成的时间及作者姓名，谓之“下款”，总名为“双款”。
款式有多种，曰“单款”、“双款”、“长款”、“穷款”。题写的文字很多，为“长款”；单落一姓名或只钤一名章的，为“穷款”。
题款有一些禁忌，是必须回避的。不管是画和书法，忌讳题写的位置不对，不能破坏画面、书面的总体效果，不能喧宾夺主；字的多少、大小以及选择何种书体，都必须认真考虑。忌题写内容文理不通，或任意发挥，离题万里。题款必须遵循这样几个原则：化实为虚，平衡画面；拦边封角，以求聚气；因势随形，加强气势；文字精粹，相得益彰。
如果是赠人之作，要体现谦逊之风，称谓、行文要得体；书写时，不可“上款”、“下款”并头，以暗示自己不肯居人之下。如齐白石为人贺寿所作之《仙桃图》，“上款”为“逸菴老人正画”。“下款”低“上款”两字的位置，为“九十九岁白石”。“正画”，即请你指正我的画。
题完了款，再钤印。钤印，就是盖印章。
钤印亦有基本的要求：
印章应与国画（包括书法）风格协调。如大写意笔墨粗犷的画，应钤比较苍厚古拙的印章，工笔画宜钤比较秀丽柔挺的印章。
钤名章应在作者姓名下面或适当靠近的位置。“押角印”（闲章）钤在作品适当的下角；“引首印”（闲章）钤在款识上首的适当位置。
名章的大小，一般来说，应和款字大小相等，或略小，切不可比款字大。
此外，喜欢收藏字画的人，往往在字画上钤上“鉴藏印”，故钤印的位置要再三审视，禁忌破坏画面。尤其是字画数次换主，如果各人都钤上“鉴藏印”，又没有适当、多余的位置，便把好端端的作品玷污了，是为大忌。
好友施杰荣，集画家、书家、印家于一身。几十年来，见我喜欢画画写字，给我刻赠过不同规格、不同形状的印章十余方，名章、闲章、肖形印俱备。加上其他师友，如李立、弘征、徐耕圃、楚石、吴超、吴志明……所赠之印，林林总总有近五十方之多，故我无论作何种规格的字画，都可钤上与之搭配的佳章好印。
新闻必须真实可信
我曾在一家党报供职多年，自谓是“报人”。新闻（包括消息、通讯等样式）除注重舆论导向之外，最忌讳的是虚假。新闻的关键是真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皆不能弄虚作假、张冠李戴、夸大缩小、耸人听闻。
新闻是“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对当前政治事件所作的报道。要求迅速及时、真实，言简意明，以事实说话”（《辞海》）。
故新闻工作者注重的是深入现场，认真采访、调查，反复核实情况，然后才动笔写作。尤其是一些突发事件的现场，艰苦危险，亦毅然前往，以亲见、亲闻为快事。
著名报人冯英子，出版了他的《报海旧闻》一书。书中有一文《曾虚白与〈大晚报〉》，记叙了曾虚白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同仁刻意办报，并造成很大影响的事略。“曾虚白经营《大晚报》极为出色，在编辑方面，一是抓重大报道，一是抓社会新闻，例如“一？二八”之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大晚报》即派出记者赴战地采访，作详细报道。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在苏州高等法院开庭时，我兼任《大晚报》驻苏州记者，报社即派邵宗汉来找我，指示采访七君子新闻。《大晚报》广泛参加当时的社会活动，团结了作者。”
在解放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对新闻的管制很严，设置了许多“禁区”，一旦触犯，报纸就有被查封的危险，记者亦会罹祸。比如，国统区报纸，对于苏区的报道严厉禁止，对于上层统治者的腐败、奢侈、昏庸，也不容许揭露。还对一些敏感人物、敏感事件，也不准涉及，比如“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被蒋介石秘密关押。关在什么地方，生活得怎样，全国民众都渴望知道。
冯英子在《凤凰山有凤来仪》一文中说：“湖南沅陵市区的对面，川湘公路经过处有凤凰山，山有古刹。它背山临水，风景优美。长沙大火后，蒋介石即将张学良将军移禁凤凰山，不许新闻界透露半字，严守秘密。”老报人朱德龄在沅陵办了一张四开报，很想报道张将军囚禁于凤凰山的消息，但因有禁令，莫可奈何。
这时候，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忽赴沅陵探望丈夫。朱德龄获此消息后，即在报上发表一条隐隐约约的消息，题曰：《凤凰山有凤来仪》。真地名“凤凰山”，也有隐含“凤来”即“凤至”的名字，而且把事件也真实而隐晦地说清楚了。“凤凰于飞，和鸣铿锵”，是个典故，出自《左传》，以喻夫妻恩爱，而且有一个“于”字，让读者立刻悟出是于凤至到了沅陵的凤凰山。来做什么呢？只会联想到是来此探望幽禁的丈夫张学良。“写地、写人、写事，兼而有之而不易被抓住辫子，确有画龙点睛之妙，倘在今日是应当评为好标题的”（《凤凰山有凤来仪》）。
这样的新闻，虽说写得含蓄，但真实可信，体现了报人的胆量和智慧。
2008年湖南突发冰灾，高速公路上集车如蚁，无法通行，四面八方纷纷救援。我的还在职的同事们，步行赶往株洲境内的高速公路，冒着严寒进行昼夜采访，写出了一大批真实感人的新闻报道，让人十分敬佩。
祭文、悼词、挽联的撰写要则
祭文、悼词、挽联，多用来抒发对死者的哀祭和悼念，属于日常应酬文中的重要文体。祭文，在我国源远流长。广义上的祭文，是指所有祭祀时诵读的文章；而狭义上的祭文，专指民间传统丧礼中家奠所用的文章。家奠祭文，“是唐宋以后才形成的，民间有的称它为‘家奠文’，有的称它为‘堂奠文’。它的沿革是从‘诔辞’开始，经过‘哀辞’与‘吊文’，最后由古代颂神的祝文衍变而成”（《百年礼仪必备》）。
“诔辞”为哀悼文体，兴于西周，当王公贵族辞世，在祖庙举行哀悼大奠时，由史官宣读的专门表彰死者功德的文章，属于官方的“公诔”。“私诔”即民间举办的祭奠所宣读的祭文，以颂扬死者的生平功德为主。而由“诔辞”派生出来的“哀辞”，则以抒发生者哀悼之情为主。“吊文”亦是古代的哀悼文体，因其向咏怀性方向发展而颇具群众性。家奠祭文，是在“诔辞”、“哀辞”、“吊文”的基础上衍生而出的一种文体。现在的追悼会，也有公祭与家祭之别，所宣读的表彰死者功德、寄托生者哀思的文章，都称之为悼词。
祭文、悼词，要生动感人，能启人哀思，又能为人寄托哀思，忌讳文章中充满大话、空话和“谀词”，不切实际地评功摆好。忌讳词藻华丽，以致华而不实、丽而不哀，无法达到祭文和悼词所应遵循的“述事继志”的目的。因追悼会应开得紧凑、得体，故忌讳祭文和悼词洋洋洒洒，长而不当。
这种文体的撰写，既要情真意切，又要掌握死者的生平大事，挑选最重要的和最感人的予以生动的叙述，特别对有益于社会的功业和道德操守，应着意关注。不能巨细不分，什么事都照录不误，变成“流水账”。行文要质朴，要精粹，要真实可信，要有恰当而公正的评价。在古文和今文的各种选本中，一些先贤、大师有许多典范之作，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袁枚的《祭妹文》、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等等。
挽联是哀悼死者的对联，通常是挂在灵堂内，以白纸书写，不但要求内容好，而且还要求字体好。因上、下联字数极为有限，所以要求更高。就内容而言，重真情实感，忌空话、套话，或一味地歌功颂德；要合乎写联人和死者的身份和关系，对死者的评价概括而得体。如小凤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