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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方面，一个主要的变量是保护国家—在太空这个问题上，也就是保护国家的资源—的武器或者政策是否应该是完全防御性的。在太空资源问题上，形势加倍复杂，因为资源是不是一种武器非常难以界定。很大一部分太空资源被认为是具有双重用途的，既有军事价值也有民用功能。摄像卫星本身是中立的，其生成的图像是用于确定武器打击的目标还是用来监控农田决定了这个卫星到底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技术上的模糊对定义双重用途技术以及确定何时以及如何控制这种技术方面存在的分歧具有重大影响。大多数世人认为通信卫星是一种传播信息、推广教育和促进民主的工具，但美国当前的政策却将之视为“敏感技术”，意味着这种技术具有军事价值。结果是，这种技术在出口方面和受控武器出口被归为一类。一旦所有的军民两用技术都被分门别类—假如做得到的话，那么就必须将某种军用技术是更接近于进攻性的还是更具防御意义的考虑进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2）
以另外一枚飞行中的导弹为目标的导弹（导弹防御）也可以用来瞄准轨道卫星。实际上，后者在技术上还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卫星是环绕着已知的轨道飞行的或者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并且是一个黑暗背景下的明亮物体，发现这样的目标要比发现一个移动目标容易。从技术角度来说，将导弹防御系统设想为一套进攻性的反卫星武器（ASAT）并不困难。杰维斯曾专门谈到了反弹道导弹技术：
“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之间存在差别的一个有利结果是，如果所有国家相对于军备竞赛而言，更支持维持现状，显然，达成的军控协定便会是禁止进攻性武器的协定。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协定非常罕见—《华盛顿海军协定》（Washington naval agreements）以及对《反导条约》（ABM treaty）的敌视可以被视作样本，这表明要么国家并不总是愿意保障其他国家的安全，要么在区分进攻或者防御武器方面非常困难。”
意在禁止进攻性技术的《反导条约》揭示了技术的模糊特性。
甚至当技术不是问题的时候，其他诸如意图和动机之类的事情也必须得到考量。太空探索从来不是太空事业唯一的事情，甚至连首要的都不是。其他的目标总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外交政策通常便牵涉其中。冷战时期，自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已降，历任美国总统都通过炫耀技术可靠性和技术能力将载人航天作为提升美国政治威信的杠杆。太空探索只是第二位的。其他的提升威信的方法也曾被考虑过，包括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工程，但最终都没被采纳。航天代表了最前沿，提供了最崇高的技术威信。
今天，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太空依然位居首位，为什么美国没有在生物技术领域通过支付和载人登月或者登火星计划一样的费用来对抗传染性疾病或者消除饥饿来积极展现她的全球领导作用？原因有三，首先，太空探险目前只有通过政府注资或者扶持才能成行，也许有一天，人们可以乘坐美洲航空（American）、维京航空（Viking）、日本航空（JAL）或者其他一家国际联合航空公司飞往月球，但今天肯定不行。原因是费用太高，而且规则过于复杂和严格—至少如果美国参与其中的话，必然如此。然而，私人资金却正在致力于对抗疾病，如比尔·盖茨和美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专注于对抗结核病、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倾心于对付脑灰质炎，许许多多私人基金会则在与饥饿搏斗。实际上，问题的一部分只是如何整合他们的力量。其次并且与之相关的是，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了太空活动，而且太空活动必然会带来安全方面的影响。由最强有力的太空玩家，也就是美国来促使其他国家以和平方式开展活动是适宜的。最后，太空旅行具有强烈的未来意味。被看作是进入一个积极的未来的领袖，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就像“阿波罗”（Apollo）计划实施期间那样。
美国航空航天局1960年提出了“阿波罗”计划，计划一直持续到1972年＇1＇。该计划是对俄罗斯航天成就大张旗鼓的和平回应，但是美国同等重要的军事太空计划也在同期进行。20世纪60年代，军方忙于改进导弹发射技术和间谍卫星技术，以更好地监控与世隔绝的苏联政权。政府和私人部门都在开发通信卫星技术，将世界连接起来。当时太空事业的三大部门—军事、信息技术和太空探索，今天亦复如是。实际上，因为前两项变得非常重要，而且所有国家都认为太空技术本质上是用来拓展和保持国家实力的，安全困境便由此形成。对于美国而言，太空力量便是一个军事词汇。但是这一力量也有其经济和政治因素，军事力量只不过是最明显的而已，并且，最近以来还最依赖于美国的技术。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德国、美国和前苏联的军事部门最先制造了火箭设备。火箭只是后来才被用作太空运载工具。就此而言，美国军队当前对太空的兴趣，以及对其战地价值的重视，既不新鲜，也不令人惊奇。美国决心在太空扩展其主宰地位导致了安全困境的加剧，然而，这种说法值得仔细审视。杰维斯指出，国家会严重低估他们对其他国家产生威胁的能力。此外，国家还存在着扩展这种能力的动机。美国的决策者必须考虑这种扩展最终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使美国更加安全。扩充美国的军事力量据称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经过严谨的分析，而且肯定没有把同时存在但资金不足地位次要的载人航天活动考虑进去。
人类航天活动的历史相对短暂，但其本质使得这一活动非常复杂，充满了复合性的动机，无规律的发展历程，跨学科的需求，组织上的条块分割，以及国际合作与竞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只会益发严重，这是因为太空技术不断成熟，而且其广阔的价值得到了承认。
首先，常规军事力量得到太空资源的加强可以显著地提升军事综合力量，这使得太空资源被视作力量倍增器，作为军事术语，这意味着改进技术获得“力量强化”的能力。为导弹配备全球导航技术能使导弹惊人地准确。这便将太空设备变成了一种军事战术资源。技术现实已经扩大了军事部门在通用政策讨论中的发言权，太空政策方面尤其如此，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其次，美国对太空的军力价值关注持续提升之时，正是世界的其他部分认识到太空技术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之日。20世纪60年代，欧洲人论证了太空项目可以引领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则带动了产业化，产业化刺激了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对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知识在新千年所发挥的作用。2003年欧盟的一份报告称，太空技术对于发展和维持知识型社会至关重要。大多数世人都认为信息技术以及技术提供的联系作为太空资源的收益，是全球化时代所有公民的整体财富，并由此认为如何使用这笔财富属于国家安全事务。很明显，这和美国对太空的国家安全作用的观点截然不同，美国的观点首先便是建立在太空能够提供军事利益的基础上的。
再次，布什政府似乎接受了如下观点，太空“不可避免地”会在天空、陆地、海洋之后成为“第四战场”。这一主张见诸于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任主席的太空委员会的报告。接受这一观点要求美国要为此预作准备。太空资源被看作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不但要充当“力量倍增器”，还要提供“太空控制”。后者意味着“能够遂行战斗或战斗支援行动，以保证美国及其盟国拥有太空行动自由，并且在得到命令的情况下，阻止敌国的行动自由”。
由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和太空拴在了一起，保护太空资源便成为强制性的，阻止任何可能对美国太空资源构成潜在威胁的技术扩散则成为这种使命的一部分。就此而言，美国控制的太空资源比重越大越好。由于其他国家同时也会寻求增加他们各自的太空筹码，追求由此而衍生的经济利益，毫不奇怪，这也是他们军事现代化举措的内容之一，至少部分地是出于对美国独霸的反应。这些因素使得安全困境变得日趋严重。加强通讯能力、为发展经济探索新机遇、填平显而易见的技术鸿沟、减轻对美国推行不受约束的太空政策的能力的担忧，这些意愿刺激了其他国家的太空雄心。
总体而言，当其他所有人都将太空主要作为发展和商业的首选目标的同时，美国却奉行军事优先原则。在安全困境下，武器处于易受攻击的态势，由此产生了“不用就输”的态度，对武器的进攻和防御性质不作区分，零和心态盛行。商务交易本来不一定是零和游戏，交易可能让买卖双方都满意。但对美国来说，太空却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其他国家随即认为他们的主权受到了威胁，很快对他们来说，太空也会变成零和游戏。对素怀太空计划雄心而且自有的军民两用技术存量不断增加的中国来说，情况可能已经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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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5号”的发射
“神舟5号”的发射
当中国于2003年10月15日将时任中校杨立伟送上太空的时候，她成为仅有的三个具有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之一。中国随即举行了庆祝活动—尽管主要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亚洲各国政府和公众对发射给予了高度重视，欧洲的政府则比她们的公众更感兴趣，并表示了赞赏。同时，在美国，政府表示了克制的祝贺，在吸引公众注意方面，杨的风头也被棒球决赛压倒。虽然杨的飞行引起了中国国内的欢呼和国外的关注，使这一飞行有所增值，但是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在提供饮水、食物、住房和就业方面任务艰巨的国家而言，这个花费20亿美元的项目，其理由似乎还是不够充分。
有几个动机使中国执行她的“921工程”，即载人航天计划，包括发展经济、刺激就业以及研发可用于军事的两用技术。但是显然，正如美国从“阿波罗”计划所获得的那些一样，中国也在寻求外部的威望和内部的信用。中国发射飞船所蕴含的威望，以及成功展示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地缘政治影响。尤其是在当今的全球化环境下，技术进步被认为象征着一个民族的高度，暗示了这个民族的力量。技术民族主义—用技术来塑造高度感和力量感—对于地缘政治考量来说，是有用而且正当的，就像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所证明的那样。
地区意义上，中国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2000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