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排长连长，还有上面的领导干部，也在那儿犯法，犯什么法？婚姻法！非法同居！影响大、不像话。群众有反映我也有调查，没乱说，同志们。这事一定要注意，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整顿，要注意小节，不能因小失大……”
会后，如果有谁认为，吴玉兰他们这个县第三营的陈营长会灰溜溜的，那他就刚巧猜错了。他心情格外舒畅，双手插在裤兜里，一人在营部指挥室里踱来踱去吹口哨。他想，这下总有借口叫汪秀梅同自己拉开距离，逐步结束尴尬的同居了。
他们这个县是一个团，共有三个营。他带的第三营，是本县最骠勇的一支人马。他打算把汪秀梅搞到第一营去，因为正巧头几天第一营的医生不辞而别了。那个婆婆妈妈的男医生，怀疑几个小伙子偷了他的麝香，并生气地叨叨，说那名贵的玩艺儿是被偷去给女孩子堕胎去了。这便大大地毁了人家的名声，几个小伙子笑嘻嘻地走进医疗室，美美地给了他脸上几巴掌，当天就把他拍回县里去了。由于医生算叛逃，而且是干预人家的个人问题，大家就觉得几个小伙子打得好！按陈营长现在的看法，也算给汪秀梅提前打出了空位。至于本营的医生么，他准备把三连的卫生员吴玉兰提拔起来临时代理。那姓吴的丫头不仅漂亮人缘好，还聪明懂事好学，已完全能胜任一般的医护工作。真的谁有了大伤大病，直接往团部医疗队送就行了，离了“泼妇”天塌不下来，她可以放心地 “去她妈的！”何况，一营不是主力部队，从不打硬仗，去了那儿危险小，对她也是个保护。
陈营长吹着口哨，把汪秀梅的前途安排得很周到。
汪秀梅身材高大脾气急、说话做事像个男人，一般男性对她不愿问津。她是泸州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被国家统一分配到这儿山区小镇当医生后，几年来一心想调回老家成都市里去，但在老家没社会关系可利用，也没找上合适的男朋友，故一直没调成。身边的低学历男性，她瞧不上，而分到山区来的、凤毛麟角的大学生男性，又不去瞧她。高不成低不就，已三十岁出头了还没嫁人。
平心而论，如果不讲她坚硬泼辣的个性，她身材虽高大但不失匀称，面孔说不上漂亮却也没资格算丑，皮肤颇白净，这就使她也自有一番动人之处了。夏日酷暑，她穿着只到腰际的短袖衬衣，高挽着裤管去小河里淌水，让镇上的男女老少皱着眉头打量她的大白腿、看她躬身戏水时露出的白皙腰；冬季长夜，她和那些寂寞清高的男中学教师们围炉清谈，不经心地互碰着膝盖，谈政治、讲人生，还管招待瓜子茶水。最令小镇心神不定的是，既然如此，她竟然又年过三十了不嫁人，这就肯定有问题了！于是，上至区委书记下至附近农民，纷纷惶惑地对她侧目而视，觉得她是从资产阶级花花世界里跑来的、对社会很有影响的祸害，暗地里一致认为，应当对她进行点教育。
六六年夏天，机会来了。从北京掀起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巨浪，在各地天兵天将红卫兵们的推波助澜下，一浪高似一浪地扑向全国，打进了小镇。那天，由区公所的基干民兵带队，一大群红卫兵和红小兵拥进区卫生院，给她送来了一顶两尺多高的纸尖帽，帽徽是“臭资产阶级分子、女流氓”。由于她医术颇高明，对其他医生和领导又不太敬重，区委书记指示：“要搞就把她搞老实。”制帽人在帽后还贴了一条宽飘带，上面赠了个“反动知识权威”的大名。
别致的尖尖帽和披风，转眼间被她扯成几段撒出窗外，不幸又固执地飘回来的一片，还被她漂亮的成都皮鞋追过去跺踩了几脚。又一个转眼间，群情激愤的“兵”们，在门诊室里把她推了个晕头转向披头散发，吓得几个正等着她看病的男女农民一跑而光。她不敢对孩子们还手，便终于被前呼后拥地推到全区群众大会上去了。不一会儿，一块争分夺秒赶制出来的大纸牌，被红卫兵们挂到了她的脖子上，因为她刚才对抗了红卫兵和红小兵们的革命行动，也就破坏了无产阶级*，地位自然就提高了，牌上的名称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由于成年“革命家”们对风情方面的“阶级斗争”特别重视，有人又咬着笔无耻地爬上台，在牌上补上了“女流氓”三个字。
那天，作为小镇“破四旧”的一大丰硕成果，她被批斗后又游了街，身后还率领着一大串“牛鬼蛇神”及地富反坏右分子。
从此，她就成了镇上*不可缺少的人物，一旦需要坏家伙们去接受批斗时，民兵和红卫兵们就定会来揪她。她曾经扭打对抗，曾经想逃跑回老家，态度十分恶劣，结果唯一成功了的，只是不写交待和长期地缄口不语。有一次，红卫兵还用竹棍打她，务必要弄出点口供来。按他们的解释，不触及她的皮肉，就触及不了她的灵魂，因为“无产阶级*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不久，进入秋天后，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给全国受*的革命群众一律*。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并在上述《决定》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的首要问题。”八月三十一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公开转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大学受工作组压制的红卫兵得*后，矛头直指向了昔日工作组的领导王光美，继而追击上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全国受*的革命群众喜获昭雪后，自然成了“响铛铛，硬邦邦”的左派；官办的红卫兵解体，自组的红卫兵如雨后春笋出现，去帮助革命群众大抓各单位的当权派。一时间，只要是当权派，都成了坏蛋。
一夜之间，汪秀梅变成了大左派，由于她在每次斗争会上都负隅顽抗死不坦白，便荣膺了全县文教卫生系统中“最坚定的老造反派”桂冠，名噪得在全县都有了名气。县文教卫生局局长，戴着旧草帽，穿着膝上有大补巴的旧裤，以示自己是和群众心连心的民众，专程到小镇上去看望她，召开全医院群众大会宣布给她再次*，并向她深深地三鞠躬。区委书纪，应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们的强烈要求，在全区群众大会上，给她赔礼道歉，为她受到的*，向毛主席请罪，按毛主席的岁数，向毛主席像行七十三个九十度大鞠躬礼，因第一次质量肯定不行，大家不满意，连着又行了第二遍，只差没把腰折断。
群众也有表示，众多的战斗队把袖章赠给她，甚至邮给她！只要她承认是他们的成员之一就行。
往后，*向纵深发展，六七年年初，“刘、邓‘陶”被胜利揪出打倒后，中央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全国顿时掀起了*反革命的高潮。
在这次浪潮中，没人再敢乱动汪秀梅，相反，她真正所属的那个群众组织，还因她而得了福，成了帮公安局抓坏蛋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在“公检法‘卫东彪’战斗团”＇保卫毛泽东和*的战斗团＇的指挥下，同全国各地一样，把文件中规定的：“功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的原则大大发挥起来，不仅把那些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首长有疑惑的人也通通抓捕，而且，顺理成章，将那些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为名，趁机闹工资福利待遇、想把知青户口办回城、要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为自己或亲人在“四清”“反右倾”乃至“反右斗争”中的冤假错案上访喊冤的人，甚至个别平时办事没分寸招人嫌恨而有民愤的家伙，全都要抓个干净。
其时是阳历二月，此次大抓捕便被称作“二月镇反”。
高原山区的农业小县，冬季农闲时节较漫长，各项工作也不太紧迫＇即使紧迫，也没人顾得上了＇，正是大干革命的好时光，全县各行各业的革命精英们，早汇集到全县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县城里来了，不料却迎头碰上了“二月镇反”。
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在县城里，虽然汪秀梅懒得出面，但她的战友和部下们却忙得昼夜难分，他们提着手铐，高举战旗，跟在“‘卫东彪’战斗团”后面四处出击，努力地把公安局的牢房塞了个满。他们心中也嘀咕：是否抓过了头？有些被抓的人还没自己跳得欢。但据说上头有人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否则形不成新气候。”何况大祸临头，自己能幸免就不错了，而且，趁此捞上个真正的左派身份，更是终生享用的事。
老天真有不测风云，镇反工作尚未收尾，中央又下令彻底*，“反革命”们纷纷出狱，有的人出来时还披红带花、鞭炮欢迎。而汪秀梅，人怕出名猪怕壮，虽然对抓人的事操心不多，即使干了点活，也很女人本性般地被动，但仍转眼又成了“罪该万死，死了活该，拿去喂狗，狗都不吃！”的“遗臭万年的黑打手、女流氓”。
原因很简单：她所在的战斗团土崩瓦解，昔日的战友或部下成立了新的战斗队，不仅没她的份，为逃罪责，还说她是他们的幕后指挥，“反戈一击有理”，借揭发她为名，大肆公开镇反工作内幕。他们不敢与公检法的人反目，便真真假假地把好多事含混地推到她头上，因此，曾被他们视若珍宝的“压船铁”，今天就成了臭狗屎。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在民间，所谓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实质上变成了为生存而战的挣扎和残杀，各种漂亮的革命口号，只不过是谁也不敢丢下的盾牌和长矛而已。在那“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是一切的日子里，只要是逃不出政治空气的人，都以渴求生命般的悲哀，人人自危地、紧张地招架着生存环境。为了能活下去，尽管势孤力单，汪秀梅自卫了。
她一人挟着大字报，端着浆糊盆和毛刷，辛勤地出现在大街闹市上，用一张又一张写满了字的大纸，使行人纷纷惊讶地停下了脚步。
她所知道的真实的镇反工作内幕，在大字报栏上，令不少人物狼狈不堪，使他们恨不得宰了这头发了疯的母牛。于是，她的大字报，浆糊未干便有人加批语。批语简洁、有力而醒目，就是漆黑斗大的“放屁！”二字。由于覆盖力不理想，后来内容变神圣了：最后一张还没贴上，前面的几张就被盖上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或“共产党万岁！”的新标语。一帮无限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人，抱着大红纸，拿着大排笔，提着一桶黄广告颜色，兴高采烈地尾随着她歌颂党和毛主席，因为太热忱，有一次还同她打了起来。她身在异乡，而且已成了孤家寡人，十分地无奈。
以出狱者们为骨干重新组建起来的红派，毅然决定为真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