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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是黄成的，祁二痞在要背黄成来医院时，擅自及时地在酱红色布袋里掏了一盒。他递上一支请医生：“烟不好。”
医生不会。
祁二痞向空中舒畅地吐了个很不成功的烟圈＇他经常学也学不会＇，昂首看着烟云冉冉上升弥散开去。医生见他那悠然自得相，不无讽刺地夸他这个在押的犯人，用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说：
“其实你们过得很自在。”
“想得开就自在。”
医生感到意外，微笑着品味这句话。
祁二痞指了一下打着吊针的黄成：“想不开就完了。”
医生想听听黄成有什么事想不开，但又不便就在黄成身边要祁二痞讲个明白，见祁二痞没有继续介绍下去的意思，只好随意改口：
“你俩是战友难友加好朋友吧？”
“我俩是自家兄弟。”祁二痞自豪自己的哥们义气。
“你也姓黄？”医生逗他。
祁二痞不认识医生，医生可已久仰了他俩的大名。在这巴掌大的小山城里，黄成和祁二痞，都属于社会上的二、三流知名人士，几乎无人不晓。加之刚才黄成入院时，看守和无所不知的护士们已将他俩作了足够的新闻介绍。
医生是数年前从苏州医学院分配来的大学生，工作和学问上颇自负，但政治上却很卑微，是个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的坏家伙。他虽然有点畏惧这些中学生或知青身份的革命家，内心却觉得他们没头脑没学问，与他们瞎聊只是解闷而已。
祁二痞不愿背叛祖宗，忙说：“我不姓黄，他姓黄。他是知青农民，我是知青工人。工农一家人。”说完，他又忍俊不住地微笑着总结：“我俩总是在一个战壕里。”他已从护士们的议论中，知道了黄成的“反戈”。
医生觉得祁二痞这个人有点意思，并且估计他的个人问题大概也处理得不错，所以才如此乐天，便问：“你女朋友在成都还是在这儿？结婚了吧。”
书生气的判断，正捅着了祁二痞的痛处。
祁二痞气愤：“我们不需要老婆。”
医生不胜惊讶：“不需要？不是太监吧？”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喜欢老婆，老婆不喜欢我们。他就是‘老婆’变了心受了刺激，我儿说不是这样的。”祁二痞双手抱着膝，用下巴指示了一下大约是睡着了的黄成，果断地给他的病因下了诊断，“只干革命没得钱不行，女的只爱钱不爱我们无产阶级。我们有骨气，不需要。”
“你喝酒了吧？”医生嗅嗅鼻子。只要知道世界上有个祁二痞的人，就知道他是个酒疯子，医生当然不例外。
“没有没有。”祁二痞咽了咽口水，“我说的是实话，儿才哄你。只干革命没有钱真的不行，老婆不会嫁给你。不干革命只要有钱也找得到老婆，假革命都找得到。所以我们穷知青不谈这些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像你们这种又革命又有钱的人，跟我们不一样。”
医生笑笑，沉默了，想起了自己的心事。过了一会儿，医生才蓦地从冥想中清醒过来，吩咐祁二痞如有事就去值班室找他，说完，他瞥了一眼床上的黄成出去了。
祁二痞哪里知道，医生更是个伤心得别提了的老光棍，已三十岁了，现在连找老婆的权利也没有。
他原来的女朋友是他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临毕业时，他和女朋友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边疆和山区，一同向学校交了志愿书，恨不得立即携手直奔帕米尔高原去。结果两人只到了四川，他被分配到川南山区小县，女朋友被分配去了重庆市。
大地方来的大学生，又年青有为模样端正，立即引来了四周漂亮姑娘们如浪的秋波，招来了男女红娘们车轮战般的围攻，他却咬紧牙关铁石心肠，一再宣称自己已有了婚约。面对城外苍翠的青山和城里清澈的小河，他心旷神怡，半个月一封信向女朋友夸这儿山明水秀人古朴，想等今后结了婚，以照顾夫妻关系的理由把她也申请调过来。一年后，女朋友来了一次，给了全医院一个大惊喜：将调来如此光*人的一个年轻女大夫。但医院却没给她丝毫一点惊喜，她认为这儿的工作条件根本不能与重庆比，而且发现此地并不浪漫，偏僻得似乎就是古代传说中的夜郎国，回去后不多久，便与重庆医学院里的一个讲师相好上了。
闻讯后，医生立即去了一趟重庆，不仅知道了事情已无可挽回，而且发现那位讲师还是个英俊的体育健将，他有自知之明地立即回来了。
他神志恍惚了一段时间，忽然对武术、哑铃发生了兴趣，并经常发些埋怨政府不重视山区医院建设的牢骚，议论中还有点为民请愿的激昂，变得很有点政治色彩的对现实不满了。有段时间，他甚至不安心工作，要设法调回老家常熟去。
凭着他对政府的批评和对家乡的思念，凭着那沉重的哑铃和那本如广播体操图解般无用的《一路华拳》小册子，*“破四旧”时，他便成了对党不满的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和治安危险分子，成了牛鬼蛇神，改行干起了接受批斗和扫楼道冲厕所的工作。
他觉得很冤枉，认为自己很热爱共产党。可是领导没办法，运动来了，不抓他就得去抓别人，谁叫他比别人多说了废话。
由于他不是工农兵革命群众，更不是因搞造反而受的*，是纯粹的发表反动言论的政治问题，所以后来的历次大*都与他无关。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通通地当上了“臭老九”＇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等坏家伙中的第九种………臭知识分子＇，何况他这种已被揪出来了的，自然就更成了知识分子中须重点打击的对象。
后来，由于山区县实在太缺医少药，人们被迫将他监督使用、恢复了他的工作，但没明确他究竟是什么政治身份。现在大家都在忙着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无产阶级*的伟大成果，谁还顾得上去管他究竟该戴个什么合适的帽子，反正坏家伙的嫌疑是有的了，具体定性等运动后期再说也不迟。
如此情况下，医院里最丑的小护士也不敢给他飞秋波了。
不管外因多么古怪偶然，内因总是必然的，如果他当初对女友没那么痴迷和忠贞，如果他不因失恋而愤世嫉俗，哪会有这些稀奇的倒霉事。因此，问题总归还是出在伟大的爱情上。
看来，在文艺作品中总是令人垂涎或流泪＇总要流一样才行，最经典的是同时使男人流口水女人抹眼泪＇的美丽爱情，其实际形式之多之怪，真令人防不胜防，足够文人们摇笔艳羡个万万年，是永恒的主题。可惜在生活中，事情往往不是那么回事。不落俗套的凄美悲剧落到医生和黄成这两个俗人身上了，他们竟然都不会自我发现和欣赏，毫无诗意，只是感到痛楚，而人们也不夸奖。
其实，医生和黄成如果是女的，事情或许就有点动人了。因为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在哄骗女人当傻瓜，以让她们当主角为诱饵，教她们要如何尽量地痴心和倒霉，哪怕男人已变心或死去。而男人们的痴迷倒霉与否，则全是根据情节需要写来配戏的，正如现实生活中，只能用贞节牌坊去调教女人，却千万不能给男人立贞节牌坊一个道理。如今医生和黄成大男人当了可悲的主角，自然便是很没名堂的事，算什么爱情！就是在“爱情宝典”《红楼梦》里，贾宝玉的主角也是白跳了的，他只是个串珠子的道具绳而已＇不把他写成个只惦记着往姑娘堆里钻的 “反封建英模”，就没法引出那么多丽姝来＇，正常人不上他的当，更去操心的，还是吃大亏倒大霉的晴雯、林妹妹或宝姐姐等等人。
这不知又瞎扯到哪儿去了。
离开黄成的病房后，医生在走廊上边走边自语：“为了‘老婆’受刺激。又革命又有钱。”他苦笑了笑，摇摇头。
在病房里，其实未睡而只是闭目休憩的黄成，此时正享受着剧痛消失而顿感轻松的机体*。躺在自由人呆的地方，身边没有了看守，幸福感油然而生。医生走后，他睁开眼，打量着输液瓶和手背上的针头，感激地想同祁二痞说点什么。
祁二痞仰靠在被盖卷上，两手枕着后脑，怜悯而不屑地打量着面色苍白的黄成，想着他几小时前要死要活的样子，讥讽而有感触地说：“女人的力量。”他知道刚才黄成已听到了他和医生的讲话。
黄成摇摇头，认为是吃的东西不干净。
“垂子！”祁二痞本能地反感黄成归罪于母亲的心血，“我吃了一天了咋个没事？”他抚摸着自己的肚子，“算了吧，不要认“针”＇谐音“真”＇认“棒棰”，退后一步自然宽。为女人死了值不得，好多皇帝都是这样，当吕布最没球意思了，我儿才哄你。”
见黄成没反驳他的话，他兴奋地坐起身：
“啥子事都可真可假，看穿了大家演戏就少好多烦恼。哪个认真哪个倒霉，真的。你这事‘球不疼’＇没关系＇，‘天下何处无芳草’，阿Q、阿Q自我安慰就完了。你我都是高中毕业生，一说就知道，鲁迅先生伟大得很，把中国人写活了。”
祁二痞好说话的嘴又忘乎所以了。他看看窗外又听听门外，压低了嗓子：
“别看阿Q被杀了，那是砍竹子遇了节，运气不好。你仔细分析，任何时侯都是不当阿Q的更倒霉，我儿才哄你，啥子事都不要认真，*也是这样，认真了要倒霉。”最后一句话说得更轻，几乎听不清了。
他又瞟了一眼没人影的窗外，继续说着正巧是阿Q大圣人不该说的混帐话：
“我们就两个人讲话，出门不认帐，你检举了我就说是你说的。你我都是下边的老百姓，上头的事搞不清。连下面这些人的事你我也搞不清，好人坏人要等运动后期才明白，我儿才哄你。只有你我才是真革命，真的。”
人对奉承话是最没有判断力的，黄成受宠若惊。为了感谢思想家的正确论断，为了表明自己也有头脑，他提起精神搭腔，但不好意思直接赞同对自己的夸奖，便豪迈地引伸到中央去了：
“对头。别看现在有的人被打倒了，说不定一百年后又发现人家是对的了，特别是那些开国功臣。就算真有错，也要功过相比，最多软禁一辈子就行了，不该一下子就整死。”
这两个连自己身边的事都处理、对付不了，以致身陷囹圄的乳臭小子，开始对天下大事英明地颐指气使。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好形势下，这类起码可以弄到一顶管制分子帽子戴戴的反动言论，普天之下到处都是。三朋四友五冤家，在陌生人相聚的车站码头或旅途中，凡四人以下的小圈子里，只要聊得投机了，这种可怕的议论必定会低声出现，而且一个比一个激愤尖锐。如果是熟人朋友而又只有两个人，它便成了二人是否知心和有品位的标志，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是如此。此时，整个民族都好像神经分裂了，一方面，他们真心而努力地干着革命，一方面，却又在心里嘀咕：当前这叫什么革命？
两位曾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在病房里、在深夜的掩护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