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人出了人群,步态犹豫地走了两丈多远后,停下来,想了想,打开小提包,低头摸索了一会儿,又走了回来,手中捏着一张五元的人民币。
有人注意到了她的手(那可是巨款),赶紧叫嚷要人们快给活菩萨让道,有个家伙还鼓了两声掌。
受欢迎的老妇人复杂地苦笑着,将钱交给北方农妇,烦她转递给尽职的母亲,自己立即转身出人群快步走了。
已绝望得快要不想食人间烟火了的母亲,好象看不见农妇手中的钱,慢慢地拧开军用水壶,要往搪瓷缸里倒水泡软硬饼块。农妇强将钱深深地塞进了她的衣兜。
大概是受了巨款的震撼,好几张两角、壹角的纸币和几枚五分硬币,先后落到了小地毯上,还有人躬身伸手进去,在两小姑娘之间,放下了几颗包装纸简陋的糖果。
两小姑娘仰脖看天,看众人,不明白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一枚从人丛中抛进来的五分硬币,大概是怕打着孩子,竟滚落到小地毯外去了。农妇连忙蹲下,欠身伸手将它拣回,并将其它落下的钱也全部飞速地收拣,在手中理了理,塞进了年青母亲随身的挎包,将糖果装进了两个小姑娘黑背心上的小兜兜,然后站起身,急忙转身分开人群走了,她有自己更应操心的事。
果然,当黄成咬紧牙关一毛不拔地退出人圈,匆匆地离开广场时,那位重新关心自己的农妇,又在文化宫门前不远处,悠悠地拍手高歌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十六章
二 十 六 凯 旋
在王府井街口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黄成用全国粮票买了一斤六两馒头(八个),他边走边吃了两个,剩下的六个就是回四川途中的干粮了。
没再走多远,他便看见在大街的南侧有一个邮局,邮局门前的人行道沿坎上,立着一个绿色的邮筒。他进邮局去用糨糊封好了大信袋,买了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将它贴在信袋上,然后出门将信袋稳妥地塞进了邮筒。
在离开林场后的这二十多天里,这是他终于做了的、唯一的一件有意义的事,但也是最没名堂的事,因为在林场附近任何一个小镇或乡村公社,都有邮政代办所,都可以将这信袋邮出,他跑到北京来邮,可算是替邮电部大大地省了运费了。
然而,他也占了邮电部一个大便宜:
好多好多天后,林场某分场的的几位知青,下山去镇上赶场时,在区邮电所里,意外地被告知了这个大大超重了的信袋,信袋上增加了好些灰尘和一张纸签,纸签上注明:“邮资不足,退还寄件人”!
因信袋上寄件人的地址写的是林场总场,而总场已经没什么人,好长时间没人下山来了,所以它就在邮电所里搁浅了好些日子。总之,邮电部是不远万水千山,很热情负责地给黄成赔了血本。
那分场的知青掏钱帮着重新贴足了邮票,又将这个“陈伯达首长收”的大袋邮了出去,让它终于成了一袋永不知去向的废纸,因为重新邮出后不久,中央就下达了文件,公布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对陈伯达进行大批判。
下午五点过,黄成拿着张只能到保定的车票,黯然地登上了从北京到成都的特快列车。买这张票他花了三块多钱,现在,衣兜里就只剩下六毛钱了。他必需保留住这六毛钱,不仅要靠它去找到那位助教,万一找不到,还得靠它回川南。
从起点站买票上车,是理直气壮地有座位的,但黄成却坐得忧心忡忡,他担心过了保定后,随时会被查票的列车员撵下车。
身旁旅客们枯燥地聊天,他沮丧地不介入。为了万一被撵下车时不太丢脸,当邻座们也想同他说点话时,他愁苦地声称,自己刚才挤着上车时,钱包被偷了,而且钱包里还有车票!
大家顿时惊讶和同情起来,兴奋有了重大的话题,纷纷给他出起了主意。有人警告他:被列车员查到时,坚决别下车,否则就再也回不到那么遥远的家了;有人怀疑地打量着他的挎包说:不行就耍赖皮,在车上卖行李;还有人建议他届时主动要求搜身,证实车票确实丢了没钱了。
这高明的建议使黄成吓了一跳:被搜出到保定的车票不就露馅了!
他马上打算,一过了保定,就去厕所里把车票扔进便池孔。如果列车员质疑:“当时为什么不向乘务员报案呢?”“怕你们不相信把我撵下去。”他准备这样诡辩。被搜身他是不怕的,彻底搜身的结果,正好能证明他的诚实和高尚,如果说得上也有高尚的话。
黄昏时,火车到了保定,一个刚上车的旅客,拿着从保定到成都的坐票寻了过来,座号就是黄成的席位,黄成只好起身离开,并立即去厕所扔了已无用的车票。
半夜时,几经迁徙和等候,黄成和另外两个没有座位的旅客,终于共同占住了一个小洗脸间,那两人在中途站上的车,车上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只买到了站票。洗脸间没有供水,也就没有人来叫他们让开。这儿有洗脸台可坐,又没有过往人们的挤来撞去,三人谦和地倚壁挤坐着,都十分地满意。
他一路上都提心吊胆,因为一旦在中途真的被撵下去,就没钱再买一张短途票重新混上火车了。他期盼着能顺利地混到成都,只要到了成都、找到了好同学的哥哥,一切就好了。
小时候,自己在那个好同学家里跑进跑出,曾无数次由好同学的哥哥率领着,上山打兔子草或下河摸鱼抓螃蟹,是他的小兄弟,这次去向他“借”钱和在那儿玩几天,都是有把握的。然后,就重新回到红派前线去,一直混到*结束。他不愿再去找已成了别人老婆的吴玉兰,只想去后装着没事躲着她就行。
列车轰隆轰隆地飞奔,黄成对列车员的一切提防全白费了。冷酷奸诈的客车,总是在以最小的空间,挤塞进最多的人体,榨取最大的利润;或许说,仁慈敬业而又无奈的客车,总是在以它的最大容量,尽量地满足着人们的出行愿望,因此,火车上是越来越挤了,在有的车站上,车门堵满了,好些人是强行翻窗口才上的车,连座椅下都钻进了人,列车员根本没法查票。
当火车昼夜兼程地跑到了宝鸡时,除了一般的上车旅客外,又多上了几百名带行李的退伍军人,他们是从兰州方向来的,要依次分批转车回四川,已在车站上等候了快一天了。军人们的行李在过道上堆成了山,别说查票,连上厕所都去不成了。
严重超员的火车,终于开进成都站时,已晚点了好几十分钟。一辆往北京去的上行列车,正开始上旅客,以致进站和出站的人都很多,大家奔跑着相互碰撞阻碍,把简陋的大蓬车站搞得热闹非凡。好多戴“执勤”红袖章的军人,无处不在地忙着维持秩序。
黄成心里发憷了,有这么多的解放军战士,如按原计划,沿铁轨往两头走或翻栏杆出站,无异于自投罗网!搜身罚款没关系,他无钱可罚,但既然已一帆风顺地到了成都,还是不被抓起来为妙,否则,万一解放军一个调查电话打回去,县革委或群专部岂不喜出望外,不把自己描绘成“江洋大盗”,把自己栽陷在这儿被关个够,或立即来人将自己揪回群专部大牢,那才怪了。他装着寻找走失了的伙伴,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思索对策。
站内旅客越来越少,相对地解放军就显得越来越多。已有几个战士不动声色地注视着黄成,慢慢向他靠近。但转眼他们全失望了,已成困兽的黄成,走到站得最近的一个战士身旁:
“我没有车票。”
这个战士原本可没有看到黄成,他在眺望远处的查票口,那儿在厉害地吵嚷着什么,好象有几个人正在被抓走,黄成在他跟前的突然讲话,把他吓了一跳。
他生气地斜眼打量黄成,以为黄成是刚混进车站,想上那辆即将开往北京的列车(开往首都的列车查得特别严,每个车厢门都被把守着,让持票人一个个地上车),这可绝对不行!他厉声问:
“没有车票?咋个进来的?”
“刚下车,从北京来的。”
战士怀疑自己的耳朵,狐疑地大声问:
“你究竟是从北京来还是到北京去?”
“从北京来。”
“啊……北京来,刚下车?票呢?”
“丢了,在北京刚上车钱包就遭小偷偷了。”
“列车员咋个办的?”
“他们知道了没管我。”
战士将他上下蔑视,厉声命令:“走!”
就这样,黄成轻易地当上了俘虏,跟着雄赳赳的战士,向较远处站着的一位中年矮壮军人走去,那人显然是个当官的。
在距那军官还有两丈多远的地方,战士命令黄成站住,一人上前敬礼报告。
那矮小精悍的军官浓眉大眼、皮肤黝黑、一脸凶相,他挺胸背着双手,听着战士的低语,昂首远远地狠盯着黄成,末了,在牙缝里简洁地吐了几个字。黄成听不清他们的对话,也没打算听,他已走投无路听天由命了。
战士大踏步回来,更雄赳赳了,显然是奉命要给黄成一个考究的处置。他声色俱厉地指了一下查票口:“走!”要把黄成带到外面某个可怕的地方去。
黄成猜到了:站内这广敞的大棚下没房子,堂堂的解放军,肯定在附近有审查、管押人的正式场所,自己马上就要去到那个不想去的地方了。
他的腿发软了。
战士命令黄成:“快!”要拖延着的黄成走到他的前头去,以便他监视。另一个战士也主动过来帮忙,两人紧跟在黄成身后。
查票口,刚才被抓的人已被带走,众多的查票员和把门的战士们已比较清闲,他们见黄成是个被押送的坏人,便没理他,让他倒霉地被带往活该去的地方,有个年轻的女剪票员,还害怕地瞟了他几眼。
出了查票口,在车站广场上走了十几步,黄成突然觉得身后空了。他不知该向哪方走,便停步等待,并转身看解放军战士怎么这么慢。
身后根本没人,他困惑地四处望,不知是自己把押送人搞丢了,还是押送人把自己搞丢了。终于,他发现那两位战士已回到了查票口,同几个战友及查票员站在一块,共同欣赏着他的这副蠢相。目光相遇时,那负责押送的战士一笑,扬手做了个“再见!”转身进车站去了,黄成也下意识地略略抬了抬手。
好同学的哥哥听了这段离奇的出站经历,扶了扶眼镜,沉思着说:
“如果你一跑反而完了。他们那么多人,现在广场上和街上也到处是执勤的,肯定跑不脱。”
他是六五年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开始后不久,得了个联派观点,与他弟弟和黄成的派性正好相反。
不过这并不影响黄成对他的崇敬,因黄成从小受惯了他的率领,而且现在他更是一个令人敬羡的老大哥——大学老师。
运动初期,中学生红卫兵们虽然大造了“臭知识分子”们的反,但事过境迁后的今天,已不能考大学(当知识分子)的无限惆怅,在他们的心底里却越来越强烈,他们心中正暗淌着失学的千古泪,面对这位上了名牌大学又因成绩优异而留校的高才生,黄成不能不敬羡得近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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