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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部准备派人送她，而且要象征性地开个小欢送会，陈营长借口外出回避，由营教导员出面张罗和主持。
流亡“政府”的日子实在有点艰难，多处奔波，好不容易搞来了三斤好块糖，半筲箕炒葵花籽和盐花生，还有十几斤橘子。就营部除陈营长外的几个人；加上两个能抽身来的连长列席，够丰盛的了。
大家拼上两张方桌，刚要用桶泡茶，三个与汪秀梅相好的后勤姑娘，慢条斯理地前来报告说：汪秀梅已经背着一个挎包走了，被盖卷等较大的行李还留在医疗室，托她们请营部派人给她送去。
正在安放桌椅的两个警卫战士要立即去追劝，教导员摆摆手制止了。
教导员亲自去医疗室看了回来，凝视着桌上那包还没打开的珍贵糖块，猛吸着旱烟袋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叫那两个警卫战士拿报纸包上糖果包，赶紧给汪秀梅追着送去，并命令一定要完成任务，路上不准少一块！必须说明是他教导员代表大家给的。
看着两个战士飞奔而去，在场的人都有点歉疚和羞愧：不知道是自己把人家撵走了，还是人家把自己看穿了。
汪秀梅不仅离开了陈营长，还打算一旦回县后，就要设法调离这个县，哪怕不回成都，去成都附近的农村乡镇医院也行，一定要永远离开这些人，离开这段历史。
从此她有了个女人少有的习惯，喜欢在心底里琢磨人生了。她冷眼观看世上的因果报应，觉得老天常有些疏忽和不公平，但又天意不可违抗，脾气也随和起来。
陈营长似乎也看破红尘了。
老婆当年的“大义灭亲”，至今令他恨之入骨；汪秀梅意外的爽快离开，使他顿感了解脱和轻松，尽管也意外地有了点莫名的惆怅和失落；建议把吴玉兰提拔到营部培养当医生，是这学生姑娘确实可以，也是工作上的安排，没有别的意思。他打算从此不再同女人打交道，决心要清清静静地当一辈子革命和尚了。
他很想告戒部下们：女人真的是祸水，大家最好同他一块儿立地成佛。但他明白人们一定不会信他的，所以没有说。
陈营长同汪秀梅真的分手了，人们又突然良心不安起来，觉得他俩既然已走到了今天，就该好好地过下去，管它什么流言蜚语，儿戏般地不值得。好象这些流言蜚语，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吴玉兰更为汪秀梅感慨。
她一直就暗地里认为：人们对陈营长和汪秀梅的非议，正如当初同学们对张清华的义愤，多半出于嫉妒。陈营长和已牺牲的三连指导员一样，英俊成熟有头脑，又有好工作，是个有事业的男人。而且陈营长比指导员强——应该算个单身男子汉。
文化的大革命，已形势大好地发展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当今，普通的亡命徒，也被尊称为“武斗之花”，陈营长这样的武斗领袖，当然更受人敬羡，在要靠这场战争的胜负来决定大家命运的时候，陈营长这种人物，就意味着安全和希望，他们自当“英雄配美女”。何况你汪秀梅不算美女，比不上人家还没真正离婚的老婆，只不过就是个大学生而已——吴玉兰想。
她心中为汪秀梅惋惜：“早迟总要嫁人的，哪里去找十全十美。”
知心的张清华已不在跟前，家乡也使人时时萦念，人生的前途，更令人暗中茫然和悲哀，在内心的孤寂和空虚中，吴玉兰常常想起黄成，希望他到了那偏僻宁静的地方，不久就会平静下来，然后好歹都来个说法，因为毕竟是公开了朋友关系的。
人们总是同情弱者。尽管本县联派靠武力、谋略和外援夺取了政权，而且实行了严厉的管制，但由于红派中“二月镇反”受害者较多，加上在专区和省上的新政权里有坚强后盾，所以本县红派的人比联派多。经常有人受不了联派的派性政策，从县里跑来前线“从军”，并带来各种消息。
暗中的情报渠道和公开的来往信件，也使消息的传递从没中断。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众多的信息中，吴玉兰始终没听到黄成的情况，便努力猜测他的各种现状和想法。她疑心黄成已有了新的女朋友，担心自己“回头草”没吃成，反惹一身骚。
她假借别的事，同黄成的好朋友通过信，放下面子，“顺便”问了一下黄成的去向和近况，可惜回信是“这家伙去了云雾山中，好象石沉大海”了，不清楚、没联系，只知去了亮崖区，可能是分到云岭公社，哪个大队和生产队不晓得。
她曾打算：管他黄成是什么情况和态度，先写信叫妹妹去黄成隔壁家，找陈三娘的二女儿，打听到他的准确通信地址再说。满怀希望地发了信。
没想到，已上山下乡了的妹妹回信：和陈二妹虽是同一年级的同学，但都已“背井离乡”（上山下乡）天各一方，而且陈二妹也不一定知道，至少近期无法效力！对姐姐如此诡秘执着地打听男生信址，信中还颇感不妥。
吴玉兰气得头晕，当即将鬼信撕得粉碎，然后又仔细收拣，出门悄悄烧掉——怕有人拾看碎片。
为了抵御期盼和空虚的苦楚，她常强迫自己去回忆已牺牲了的指导员，玩看他那把曾救了自己的命的漂亮电镀小折刀。尽管耳闻目睹着身边形形色色的爱情，却出淤泥而不染地苦撑着清高。
但黄成始终是杳如黄鹤。直到听说黄成连春节也没回家，真似泥牛入海了，她才慢慢不想了。
这期间，好友张清华的美满嫁人，身边小姐妹们的掩耳盗铃，周围男女们的粗野多情，早已使矜持的她高处不胜寒，有人还曾怀疑她不是正常人。
她美丽的面庞和娇好的身子，常被人们温情的目光或贪婪的眼神缠绕。
老少男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喜欢和她聊天，而且聊多久都不嫌累。有几个年轻人，还为此暗地里争风吃醋起来，有一次，相互的讥讽变成了打架，恼羞成怒者险些儿动了枪。
无聊的丑闻传到她耳中，她难堪得无地自容，感到环境真是越来越不好对付。
同时，她觉得自己也越来越不好对付：
在前途渺茫内心空虚的漫长时光里，芳龄越大越恐慌了。自己的实际年龄已即将二十四，眼看成了老姑娘，无论生理或心理上，什么欲望和憧憬没有？*这样搞下去，哪年哪月才能熬到头？
在调到营部前的那两个月里，她已不敢轻易与男的随便聊天，不敢独自一人久呆在宿舍里，做梦都在渴求有个真正的男人来保护自己。
她心底中的真正男人，是不能象她父亲那样的男人。
父亲聪明善良脾气好，什么事都屈从母亲，屈从他人。对自己也从不摆父亲的威严，因此既是慈父又象兄长，使自己对他的眷念比对母亲的感情还深。但父亲的柔顺畏缩和家中的贫贱卑微，又使自己从小就觉得父亲缺少点什么，不象一棵大树而象一株柔藤，一株任凭他人扭曲挤压的藤。
自己将来的丈夫，可不能像那样的。
眼前这些成天和女孩子们卿卿我我的多情男孩，饭桶似的好象心中只有爱爱爱。更有甚者，见着稍好的年轻异性，不管人家有无男朋友或已婚未婚，就两眼迷离想碰目光，正如男同学们所形容：“一副处处想推荐自己当人种的可怕相”，更不象男人的样子。
而指导员、陈营长，甚至胆大倔强敏感小气的黄成，都和他们不一样，可惜命中注定与己无缘。
得到调往营部当医生的命令，吴玉兰大感惊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那职位是正式的好医生，而且是较有身份的医生才能有的。
她知道，好几个原来是公社卫生院或街道诊所的医生，由于跑出来的时间短，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才被迫反戈过来的，到前线来仅当了个普通的扛枪战士而已。自己被调去接受培养边干边学当医生，等于一步登天！
她不仅高兴好象一步上了天堂，还高兴好象逃出了虎狼窝，有了一种强烈的、脱离了苦海的幸福预感。这预感似乎也是种模糊的计划……
连队距营部有七、八里路远，连里没车。对她的调走感到很无奈的连长，执意要亲自带一帮子战士送吴玉兰去，吴玉兰笑着坚决地谢绝了。
她已不愿和连里的任何男性近距离打交道，说自己的行李极少，平时东西多主要是公家的医疗用品，这次只是人走，就完全没必要派人帮忙了。而且，连里的姐妹们全说要去送她，两个后勤兵大嫂，还哭着劝她不要走。
去营部的头天晚上，在女生宿舍屋角里的小桌上，在女战友们轻微的鼾声中，她用草帽遮挡住马灯光，写了好几封信，写给家中的父母，写给下了乡的妹妹，写给远在云南的张清华，写给仍在城里艰难而无耻地负隅顽抗着、至今还没上山下乡的要好女同学。
每封信，都是想告诉自己要当（见习）医生了的大喜事，但动起笔来，就先谦虚地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而且越扯越远，因为更该说的事和更想讲知心话太多，最后在信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此事，表示了不知能否胜任的担忧，以至一直写到半夜。
写好信封、仔细地分别装好收拾妥帖后，她才轻轻地息灯摸上床，可是再也睡不着了。
她坚持闭眼努力平静，脑子却自主地继续兴奋个没完，窗口发亮了，还在迷糊地幻想着去了营部后的种种情形。
起床后，她穿上了白底小蓝花的确良衬衣、黑长裤。清爽好看的衬衣、极合身的大半新长裤，平日里很少穿，一是舍不得，二是太招这些男人们的目光。
平时老穿的那套旧军装，暂时就打进行李包里了。它是六六年下半年大串联出发前，自己到张清华家的缝纫机上做的，不仅已有了补丁，而且肥大，当时哪敢想突出女性的线条，只担心冬天罩不上棉衣棉裤，象个解放军就行。
要去营部了，出门前，她犹豫地接过女伴递上的“万紫千红”牌润肤霜，随即坚定地搽上了，让“白兰花”型的馨香幽然散发。她已好久不用这些东西了，冬天实在要用时，也只抹点没诱人香味的医用白凡士林。
在原野上，在去营部的大道上，姐妹们忧郁地簇拥着吴玉兰，轮流分背着她那点简单的行李，伤感地手牵手慢慢前行。有人抱着同伴的肩，昂首向天幽幽地唱起了《十送红军》，一曲未完，大家的脸上便有了泪花，个别人又抽搭着要吴玉兰别走了。
吴玉兰用手帕替伤心的女伴抹起了眼泪，自己也流泪了。泪水冲走了她心中的幸运感，真有点不想走了。
一个硬性的小姑娘不满了：
“不晓得哭啥子，又不是送葬！”
几个大姑娘立即吼她：
“送你的葬、你才要死咧！”“就没学过说人话。”“谁叫你来的？”“ 呸呸、呸！”七嘴八舌地。
有个丫头赶紧扯大嗓门，昂扬而悠然地改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大家立即跟着变慢了的调子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缓慢的脚步不觉地一致了。在节拍改得随意而自然、但仍充满了幸福和信心的基调中，百感交集的吴玉兰，渐渐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