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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卖栀子花的农妇，我浮想联翩：
我喜欢栀子花。它虽没有名花的高贵艳丽，但它生长在百姓家，一尘不染，洁白无暇，朴实无华，它是平民的花。
我更喜欢卖栀子花的农妇。她们就如同那一朵朵洁白无暇的栀子花，在贫瘠的土地上默默无闻，既不张扬，也不显山露水，但只要给一点阳光，就生根发芽开花，把美丽和清香送万家。
爱花是女人的天性，正是这些卖栀子花的农妇们将普通的栀子花变成了商品，让栀子花既具有市场价值，还有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
环境说到底就是“人境”，反观人类自身，自然界这个大地母亲，已被急功近利的人们砍伐得遍体鳞伤，在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的今天，卖栀子花农妇们的种花和卖花行为，不是显得更为可贵吗？
从卖花农妇淳朴而知足的笑脸上，我解读出：虽然她们目前还不是很富裕，但她们快乐地生活着，她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共生的环境，也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和谐世界。
我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生态的价值，会返朴归真，会向往栀子花村这种鸟语花香的诗意般的栖居生活……。
飘逝的农村女红
在农村文化中最具女性特色的当属“女红”。
过去的农村，几乎是家家纺线织布、户户做鞋做衣，妇女即便是下地干活，手上也总带着鞋底、袜垫，只要中途休息或歇工，她们分秒必争，纳鞋底，针线在她们手上绕飞。每天夜晚，女人们都是在煤油灯或豆油灯下纺线，纺车叽叽呀呀，直到深夜。一到腊月间，家里大人娃子都要添新衣新鞋，女人更是忙得睡不成觉，有的甚至熬通宵。
从前，民间有句俗语：“要看家中妻，就看丈夫衣。”在农村人的眼里，女红是女人一生的看家本领，也是衡量女人是否能干、贤惠的重要标准。女孩子长大了，若不善缝补织绣，就有嫁不出去的可能。每到农历六月间，说了婆家但还未过门的农村姑娘，婆家都要接姑娘到婆家去过六月。这时，婆家就会扯几尺灯芯绒的鞋面布和白布，姑娘要在婆家裱一门板或两门板做鞋底的布壳子，然后带回去做成鞋子或鞋垫。姑娘送嫁妆时也都要把自己亲手做的拿手作品带过来给男方家的亲戚邻居们欣赏，手工特别巧的，还没过门，几双绣花鞋垫，就已被婆家人刮目相看了！女红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女红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中，行走在农村，几乎看不到做女红的妇女，纺线织布的没有了，自己做衣服的也没有了。老纺车、老织布机有的被当作柴禾烧了，幸存下来的也放到屋顶的顶棚上，或被城里人收购去做古董了；妇女纳鞋底的没有了，妇女用的针线篓、绕线板、绣花绷架、铜顶针等也几乎看不到甚至被抛弃了，只能偶尔看到一些绣鞋垫和做布面塑料底拖鞋的妇女。即使在农村，现在手工纳的布底鞋和绣花鞋已成为农村的稀罕物和奢侈品了，有的农村姑娘出嫁，也以母亲能陪嫁布底鞋、绣花鞋垫为时尚呢。
我问农妇为何不做女红了，她们告之：一是算经济帐划不来，市场上便宜的鞋几块钱一双，又结实又耐用，而自己做一双布底鞋至少要3天时间，自己做衣服费工又不好看，还是买现成的划算，农闲时有的妇女宁愿天天在家打牌，也不愿做女红。二是有人认为，女红已经落伍了，谁再提起那孟姜女寒夜为夫缝棉衣，就土得掉渣。过去曾经是身价百倍的女红，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慢慢地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不受注意地被极少数的农妇所留存下来。
我寻访了两个目前还没放弃做女红的农妇：
一个是43岁的农妇翠英，我去她家时她掀开床铺，将她精心做的女红搬出来我看，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已21岁，女儿18岁，儿女和丈夫都在外面打工，她一人留守在家。情感上很孤单、很寂寞，特别是冬天的农闲时间长，不知道怎么打发日子。原先，她也是和其他妇女一样成天打麻将，时间长了，打麻将也打腻了，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就想起了做女红。当年她出嫁时，妈妈给她陪嫁了22双布底鞋，60双鞋垫。这些都是她当姑娘时和妈妈一起做的，到如今儿女都长大快成家了她还没穿完，只要穿上这些鞋子和鞋垫她就想起了妈妈。她想到也应该像妈妈那样能够给一双儿女送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于是，她准备给她那还未结婚的儿子和儿媳妇、女儿和女婿每人各绣30双鞋垫，做10双布底鞋。从去年冬天她就开始做，一个冬天就做了40多双鞋垫，她是越做越有劲，也越绣越高兴。她说：“我要把自己对儿女的情谊全部绣进鞋垫，让儿女终身带在身边。”
另一个是40岁的爱兰。她人长得漂亮，会唱歌，还会做一手漂亮的女工活。我去她家时，她抱出一大堆自己做的鞋垫、布底鞋、拖鞋给我看，还非要我挑选几双做纪念。爱兰告诉我：她娘家兄弟姐妹7人，家里常常穷得揭不开锅，她上初中三年级那年，家里实在交不起元的学费，她只好辍学回家种地。那时农村不兴自己找婆家，18岁那年，同湾有一户家境比她家好，因她妈经常找这户人家借债度日，这家的婆婆就上门为儿子提亲，她妈碍着面子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这门亲事。她的婚姻完全是媒妁之言，老公老实本分，文化比她低，人才也远跟不上她，心眼还特小，总是担心怕她跑了，一家人都盯着她管着她。有一次，她随娘家几个嫂子一起到村麻将馆去玩，小心眼的老公知道后，赶去当众用拳头将她打得鼻青脸肿 。前不久，她到村里参加妇女动员大会，婆婆不准她去，说你又不是县长，去开什么会？她未听婆婆的话，坚持去开会了，为这事，婆婆几天不和她说话。幸亏她打小就从母亲那里学到一手好女红活，也爱唱歌，心里不舒坦时就一边唱歌一边做女红解解闷气。
从翠英和爱兰的身上可以看出：女红是具有女性色彩的民间艺术文化，至今仍具有文化传承、亲情传递、陶冶性情的作用。
可是，为什么现在的农村妇女逐渐远离了女红？
女红“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家庭劳动社会化解放了农村女性，女人不会缝纫不要紧，因为已没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不会织毛衣也不要紧，因为有羊毛衫；不会缝被子更不要紧，因为有被套。现在农村人穿用的各类物品市场上应有尽有，且物美价廉。可是，人们在轻松的同时，人情味渐渐少了，人们也体会不到那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浓浓亲情了。
女红“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女红的人工价值含量很难体现出来，市场没打开，也缺乏包装和市场培育，没有市场价值就很难激励妇女做女红。只有让女红成为旅游产品、艺术品，并具有市场价值，使其产生经济效益，并能成为农村妇女的一个致富门道，女红才能一代代延续下去。
农村女红的飘逝，的确令人很遗憾。聊以庆幸的是，在农村，还有那么少数一些妇女，舍弃不下女红情怀，她们仍在自己动手做鞋子、绣鞋垫，只不过是丝线变成了毛线，辛劳变成了娱乐，生活必需品变成了一种自我消遣、传递亲情的艺术品。
如果有更多热心女红的人来总结、提升中国的民间女红艺术，如果能像抢救京剧那样抢救女红，办抢救性的女红培训班，如果有人能按公司化经营方式来包装、培育女红市场，女红的现代回归就不是梦了。
我想说的是： “女红”可以让女人回归做女人，留住了女红，便留住了美丽。
厕所革命
长期在农村调查，很多时候都是吃住在农家，吃住我很快就习惯了，因为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生活条件也大为改观，但在农村，最让我不习惯的是上厕所，和我一起下乡的助手都是城里姑娘，提起上厕所就害怕。
农村的厕所大都在野外，有的是用土坯或山上的碎石块垒砌的四面围墙式、有顶或无顶、只有一平方米多的建筑物。最简陋的厕所用玉米秆、芦席、破塑料等做围墙，屏蔽起来就只能将就着使用。农村厕所大都很低矮，有的甚至只能把屁股塞进去，头都抬不起来，很多厕所建得还不如牛栏。高档一点的砖混结构厕所，大多是多坑位的公共厕所，坑位之间有1米上下的隔档，用以遮挡人的隐私部位。每个坑位的长方形便坑下面，是深2米以上的粪坑，为的是可以积存更多的排泄物。
与农家厕所打交道久之，深感如厕有诸多不便：夏天高温炎热，蛆爬满地叫人无法下脚，夜晚如厕蚊虫叮咬的满屁股都是疙瘩。有时上厕刚下蹲，苍蝇便向臀部群起而攻之，挥之不去，甚觉苦恼。冬天则寒风刺骨，屁股冻得冰凉。遇上风雨天，厕水四溢，如厕更是胆战心惊，稍不小心说不定就会滑进粪坑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如逢厕中无浮渣物泛起时，拉出的粪块坠入粪水中，其反冲力将粪水溅得屁股尽染，则更令人狼狈不堪。
农村厕所大都没有门，里面外面的人能相互看见，看见了还可以打招呼甚至是聊天。有的厕所分男女，中间有一矮隔墙，有的厕所则就一个坑，男女都用一个厕所。人们在如厕时，必须先在厕所外面咳嗽一声，里面若是也回应一声咳嗽，证明有人占用，您就稍等片刻吧。也有粗心大意之人忘了咳嗽就擅自闯进厕所的，可农村人对此习以为常，无论男女都从容如厕，面无赧色。因为农民认为，男女在厕所相遇时，越是落落大方，便越是正经人。若是神色不定，东张西望，便会被当作流氓而嗤之以鼻。
一次我在厕所里大解，就有一位男子大大方方地进入，我顿时臊得脸通红，赶紧拉紧衣服遮挡，好不尴尬！可那男人却不以为然，大方退出。
还有与厕所相伴生的是乱倒垃圾问题。农村很少有定点集中倒垃圾的地方，各家各户随手乱倒，一到下雨天，粪便、垃圾、泥水四处横流。而到夏天，则粪便垃圾鸡刨狗抓、蚊蝇蛆虫滋生，那气味别就提有多难闻了。
传统落后的农村厕所，既有碍观瞻，也严重影响着农村环境和农民的身体健康。
考察农村厕所的变迁：
历史上，农村妇女是不上外面茅厕的，只能在自己卧房内有盖的粪桶行事。粪桶在我的家乡叫“围子”，也有的叫“围桶”。因而农村娶亲，新娘的嫁妆中“围子”是必不可缺的，有钱人家嫁女，“围子”不仅做得很精致，刷上红油漆，还做一漂亮的“围子柜”，把围子置放柜中，平时锁上，待用时再打开。妇女早起第一件大事便是倒粪桶、涮洗粪桶。家中下辈妇女若不为上辈妇女倒粪桶会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
沿袭几千年的农村厕所，它的功能主要是专供男人排泄粪尿，供女人倒粪桶，同时也是各户种地储放农家肥粪之地。上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