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汝哲的“罪证”是：（1）工作能力差。（2）作为组织部长的王须仁数次布置作为宣传部长的袁汝哲，写日语的标语，袁均未照办，（3）在“肃托”中，除参加一次对魏定远的审讯外，其他活动均未参家。（4）反托纲领始终没有拟出来。（5）XXX供出他后，表现与平时不大相同。
他们又研究了尹夷僧的罪证是：
（1）在苏支四大队担任组织科长时，曾组织过读书会，限制老干部参加，后领导制止，帮说这是有意制造新老干部之间的隔阂。
（2）行军时没有计划是有意制造混。
（3）说工作不积极，没有补充棉衣，没有购买子弹。
（4）在砀山工作时没有进展。
（5）从四大队带来的干部（主要是尹夷僧率领的游击队升级到主力部队去的人）均被控为“托匪”。
尹夷僧和袁汝哲都是湖西军民十分熟悉和敬佩的党员干部。
根据上述尹、袁两位部长的“罪证”，断定尹、袁一定是“托匪”。
王须仁等利用请客的名义，把尹夷僧和袁汝哲骗到鱼台县政府逮捕起来。又怕被人发觉，便立即送到三营七连看押。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7、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为了防止被扣上“托匪”帽子而准备杀害的人逃脱和警卫部队发生变乱，王须仁提出到湖东靠近主力，以便得到主力方面王凤鸣的支持。被“托匪事件”惊慌了手脚的李毅、陈筹等人，出于对主力部队的信任，就同意了王须仁的建议。他们率领队伍从谷亭镇到达南阳镇。
这时，南阳镇公所的同志向他报告了一件事：“镇上有家老乡结婚要放炮仗，因镇上住了部队，恐引起误会，特向首长说明情况。”
王须仁随即对李毅等人道：“这是阴谋！袁汝哲他们企图暴动，放爆竹是他们的行动信号，必须马上将他们逮捕审问。”遂把袁汝哲和尹夷僧骗到鱼台县政府，抓了起来。
9月14日，王须仁带领湖边地委、鱼台县委和县政府、湖边司令部及其所属一大队、地委警卫中队等，坐船过了南阳湖，到达山东邹县东南的郭里集，同梁兴初、王凤鸣所领导的苏支四大队结合了。
次日，苏支四大队队部的大院里，正准备着召开军队系统排级以上干部和地委、县政府机关干部会议。
会场四周森严壁垒，会场入口处设了双岗，二十响的匣子枪张着大机头。
凡参加会议的人，只准进不准出，坐下后就不能随便挪动地方，甚至连大下便页也不许可。到会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情都十分沉重。
会议由王须仁主持。他向大家讲了发现“托匪”的严重问题后，接着便由王凤鸣出场讲话。
王凤鸣用眼扫了一下会场说：“同志们，目前，‘托匪’已经钻到我们这个队伍中来了！你们谁是‘托匪’，要站出来交代。”
全场寂然无声。
王须仁急了：“如果你们不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点名啦！”他拿出早已拟好的“托匪名单”念了起来。
接着，王须仁索性抛开了名单，见谁的脸色不对就点谁的名，他每点到一个人，就由武装人员先缴了枪，立即绑起来。
不一会，部队干部和党政干部七十余人被当作“托匪”抓了起来。
王须仁还要往下点名，突然，会场里腾地站起一个人，发出一声愤怒的质问，他不禁大吃一惊……
当王须仁还要继续点名捕人时，会场里站起一个人，他叫刘葆琴，是鱼台县政府秘书。
刘葆琴， 字运宏，生于1916 年，单县城关镇东关街人。1935年考入单县中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入苏鲁豫区党委宣传队任干事，同年夏转任鱼台县县大队教导员。他在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单中支部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抗战全面爆发，刘葆琴与魏钦公等在单县城组成单县抗日宣传队，从事街头抗日文艺宣传， 演出《天津黑影》 《第一颗炸弹》《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
刘葆琴见王须仁如此乱点名抓人，实在忍不住了，便手指着那些被捕的同志大声说道：“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托派吗？”
王须仁见情况不妙，忙对警卫人员说：“他有意见，拉出来审他！”
几个警卫忽地闯上去，把刘葆琴按倒在凳子上，就是一顿猛打，直打得刘葆琴鲜血直流。一个警卫人员又拿来香点燃起来熏烧他的脸。
刘葆琴只是痛苦地咬着血唇，但仍不屈服，直至昏死过去。
已经被抓起来的一大队副队长秦延奎见此情形，愤怒地骂道：“王须仁，你这个坏蛋，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人？”
王须仁道：“托匪胆敢骂人，给他用刑！”
王须仁的一个特务兵迅速将秦延奎一脚踢倒。
会场一阵骚动。
王凤鸣等人把枪一摆：“都不许动，谁动，就是跟托匪一块的。别怪我不客气了！”
几个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秦延奎摁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一阵毒打后，只见秦延奎鼻口流血，在地上翻打滚。
一阵过后，秦延奎强忍疼痛，紧咬牙关，大声质问到：“你们哪像党的干部。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这样狠毒？……”
王须仁恶狠狠地说：“你这托匪，给谁称同志，谁又是你的同志？党的干部对你这样的托匪决不能心慈手软！”
8、李毅十分苦恼
李毅十分苦恼。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他一直发着低烧。在今天的会上，他还没讲话就被人打断了，而且接着是逮人。他后悔自己不该和王须人一起定那么多的人名子，这些人里有好多人都在用眼睛瞪着他。
离开会场，他咳嗽得更厉害，吐出的浓痰里带着鲜红的血丝。
李毅想不通，革命怎么这么难！
两年前，为了抗日救亡，他响应党的“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到敌后去”的号召，从天津卫来到鲁西南这个偏僻的穷苦地方，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扩大抗日力量；他经受过一次次刀来枪往的血腥考验，闯过了—道道艰苦生活的难关，但他毕竟是个“文弱书生”，风餐露宿，窝头野菜，加上夜以继日的奔波，身体渐渐垮了下来。湖边“肃托”开始时，他的肺病正在发作，尽管上级巳安排他休息养病，尽管王须仁主动承担了工作重担，可他有一种‘慷慨悲歌赴国难”的革命热忱，有老黄马般的吃苦耐劳精神，又有为党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出于地委书记的强烈责任感，还是尽可能地参与领导了湖边肃托运动。
谷亭会议对他启发鼓舞很大，他认为这是一次在苏鲁豫边区创建史上有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湖边既然有“托匪”，就不能含糊，就必须彻底肃清。上级既然肯定了前段的肃托成果，就应该进一步抓好。可这例霉的身体使他力不从心，不得不建议领导把此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完全交给了王须仁。对王须仁，应该说他是信赖的，这个经他一手保荐上来的组织部长，是很有办法的。但斗争复杂呀，他工作中一向严谨细心，不亲自过问，总放心不下。
一阵剧烈地咳嗽憋得李毅满脸紫红，他努力吐出喉管里的粘痰，才感到身上轻松了许多。于是他的大脑皮层也随着活跃起来。他感觉，王须仁确有魄力，仅仅一个多月，“肃托”的烈火竟然烧得这么炽烈，挖出来的托匪竟这么多！谷亭县委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有问题，湖边地委的主要负责人除了他和王须仁以外也陆续被捕。这使他想想上形成了沉重包袱，甚至感到忧心忡忡，似乎难以置信自己身边会隐藏着这么多敌人。“万一搞错了。。。。。。伤害了自己的人？。。。。。。”他不感往这方面多想，他觉得那就是怀疑“肃托”是错了的。。。。。。那岂不。。。。。。他这个地委书记岂不负有直接责任？
李毅曾经和王须仁多次交换意见，提醒他不要搞逼供信，要掌握政策，要真凭实据。可须仁一常态，执拗得出奇，一口咬定不采取刑讯，—定无把托匪一网打尽。再说，区党委既然把“肃托”领导权交给了王须仁，自己就应该支持王须仁的工作。自己就是不放心，也不好固执己见，更不应横加指责和干预。今天在会上他配合王须仁的举动，让很多的人不理解，他觉得很委屈。可是，为了当的事业，再委屈，他也要忍受。
1、王立然的话像一支利箭射中了李毅的心肺
李毅尽管身体不适，但大脑不让他休息。
那是在曹广善活活打死之后，按照口供派军队持名单逮捕了王天章，朱新民等人，经审讯没有得到他们满意的口供，遂后深夜将王天章，朱新民等人枪杀。接着又逮捕王民三、徐中舒等，审讯中他们只承认参和过“三清团”，其他无结果，也随即把他们枪杀了。
他们还逮捕了从“胡团”来干校学习的营长李高松和政治干部孙兴民，“胡团”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冯子固属下的一个团。团长叫胡子良，故称胡团。这个团是在我党为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胡团中有我党的总支委会，各连指导员均系我党党员，王须仁等杀害了“胡团”这两个党员干部嫌不够，又利用区党委委员，政府工作部付部长陈筹的威望，要陈筹带人到“胡团”以“受训”的名义指名要走了朱光松，杨文成两位连政治指导员，到谷亭镇即将二人逮起来，如法施以重刑，结果王须仁巴我党在“胡团”工作的党员大部分列入他的“托匪“名单之后，就把这两个人也杀了。
在“胡团”工作的王立然根据总支书记朱煜如的部署到湖边地委了解情况，并向地委提出对“肃托”的意见。王立然到地委见到李毅、陈筹、王须仁，提出对“肃托”要慎重，要把事实搞清楚，如果搞错了自己的人，那可不得了。这时由于王须仁、王凤鸣的勾结，李毅已经感到不好控制局面了，所以未加克否。而王须仁在一旁则斜着眼睛看王立然，插嘴说：“你们不要受托匪的包围”。王立然一看不妙，没有再说什么，回到部队立即召开总支委员会议，作出决定马上把部队撤离湖边，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时，朱煜如、王立然等已经认识到是搞错了，所以又向区党委写了一份书面意见，再次提出希望他们要慎重，不要搞了自己的人，表现了共产党员对党负贡的革命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勇气。但是这份意见书，并末被区党委重视和采纳，意见书被压了起来。
李毅想到那天见到王立然的情景——
王立然吁了一口闷气说：“我就是专来向你汇报情况的。我们向地委写的报告你见到了吗？”
李毅说：“见到了，不过……”
“他们没征求基层党组织的意见，就到何团抓了两名共产党员，说是托匪，影响很坏。我们写报告提出不同看法，你们又没回复，不知究竟要干什么？”王立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两条浓眉拉成了一条直线。
李毅干咳了几下，没有说话，只是摘下眼镜，不住地用手绢擦着，想尽量保持冷静。他理解王立然的心情。他和他是老战友，同在济南做过地下工乍，又同时来到鲁西南宣传抗日，创建根据地。可以说，他们之间既有亲密的同志友爱，又有深厚的私人情谊。
李毅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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