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尧访谈录·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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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尧访谈录·贡献者-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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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怀尧:你认为鲁迅作品适合收入中小学课本吗?
  郭敬明:适合,但是应该有所选择。其实我们的课本中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课文都是鲁迅的,不仅仅是因为背诵、重点,还因为他笔下的人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是鲁迅的文章有些太过难懂,有了些阅历的人才能略懂一二,尤其是《野草》,对于孩子来说太过晦涩,也许过早接触会产生抵触情绪,适得其反。
  吴怀尧:鲁迅的作品你读过多少?怎么看他的成就?
  郭敬明:不多不少,其实多少是次要的,很多人读得很多,但是却成了书柜和存储电脑,有些人读得很少,但是却可以深得精髓,用自己的思想去诠释。中国社会的黑暗和鲁迅振兴中华的责任使他的天赋遭到了扼杀,本来以鲁迅的学识和思想,完全可以写出与世界接轨的作品,可他却被社会的桎梏狭隘了思想。曾有人说《野草》才是天才的作品。冷嘲热讽什么也不能解决,批判队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或沉默或反思或咒骂。而鲁迅自己也认为,他的杂文耽误了太多时间,他的论战实则是无聊的事情。其实把他的成就单单定格在作品上未免有些狭隘,他的成就更在于他那肩负着民族的责任心。
  吴怀尧:你对鲁迅的感情如何?
  郭敬明:敬佩。
  吴怀尧:鲁迅生逢乱世,一度过着流亡生活,却笔力遒劲,直面人生,他对我们今天的作家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
  郭敬明:鲁迅的一生是痛苦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流亡生活,更是因为无人理解的窘境,那些青年的学生、那些他所揶揄的左翼、那些诸如林徽因、徐志摩一样过着优越生活异想天开的文人墨客,这里面只有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没有他的知己,甚至包括妻子许广平。他直面人生,但他也曾麻木地抄古碑,经过了沉默的十年。“启示”这个词鲁迅一定颇为反感,因为他厌恶居高临下的一切,这样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伪道士。不过鲁迅是在不断的彻底否定自己中完成涅磐重生的。鲁迅的定位首先是战士——精神界的战士,其次才是作家,所以他的人生不仅仅是对于今天的作家、更对于记者、知识分子、来说都有着先行的存在性。追求真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沙叶新 我天下无敌(1)
【人物志】沙叶新,中国当代最具正义感的剧作家。1939年生于江苏南京,回族人。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年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年至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其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幸遇先生蔡》《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都是因为那个屁》,喜剧《一分钱》《约会》, 电影《寻找男子汉》,电视剧《陈毅与刺客》《百老汇100号》《绿卡族》等作品,曾引起广泛关注。
  1907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组织话剧社“春柳社”在东京上演话剧《黑奴吁天录》,这一年作为中国话剧史的序幕已被载入史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茶馆》以及曹禺的《雷雨》等剧目,至今光彩夺目,堪称经典。回首中国话剧的百年发展历程,在它从繁盛步入孤独的途中,时有力作并获得卓著声名的剧作家屈指可数。其中,弱冠之年便开始发表作品的沙叶新,可谓最为耀眼的扛鼎者,前国家领导人*甚至誉之为 “当代莎士比亚”。
  然而,九十年代之后,沙叶新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在泛黄的新闻纸中,文学盛名起起落落。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陈毅市长》曾入选语文教科书,相信很多新青年都不清楚此君为何人。近日,在上海的寓所中,沙叶新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于是我们知道,毕竟青山遮不住,一个剧作家铁骨铮铮的戏剧人生,同样令人拍案惊奇。
  文化穆斯林是如何练成的
  吴怀尧:今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总三百七十七期)重点推出了您2001年夏天创作完成的剧作《幸遇先生蔡》,这是您近十年来首次公开发表剧作。该剧叙述了蔡元培于1917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的动荡经历,充满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部作品我是坐地铁时读完的,这里想问下您,当初怎么会想到创作这样一部纪念蔡元培的剧作?
  沙叶新:《幸遇先生蔡》是1998年我应北京大学之约,为他们的百年校庆纪念蔡元培而写,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下去。三年后,香港中英剧团得知此事,诚恳请我将此剧继续写完,由他们排演。当时我在美国,既感动又感慨。感动的是,香港本是成龙、是周星驰、是张曼玉、是梁朝伟的艺术天下,如今蔡元培这个世纪伟人也将跻身其间,和这些演艺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这怎不令人感动?这至少说明香港的艺术也需要崇高和深刻,并非一味娱乐,一味搞笑。感慨的是蔡元培艺术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应该出现的北京;就像蔡元培的墓地本应安置在北京大学宁静的燕园,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永远坟场一样。

沙叶新 我天下无敌(2)
吴怀尧:我上初中时就是您的读者,语文课本节选了您的作品《陈毅市长》夜访齐仰之,“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时间到了!”资料显示,这部戏剧曾受到广泛赞扬,还获得文化部和中国剧协联合颁发的全国优秀剧本奖,但和它差不多同期创作的《假如我是真的》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先是在国内引发争鸣,后来还被停演。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能否披露下内幕?
  沙叶新:“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我写的第一个戏是《陈毅市长》,当时我们的一位领导不同意演这出戏,因为写陈毅老市长是一件重大严肃的事情,我却用和正式戏剧不太一样的形式,他接受不了,没有排演。我喜欢陈毅的幽默,他喜怒形于色,我对他的孩子和秘书采访很多,印象比较深。后来就写了《假如我是真的》。其实这两个戏的宗旨是一样的。一个表示批判,一个表示我的肯定。爱和恨是相通的。这两部戏让我开始进入剧作家的队伍。
  《假如我是真的》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案件编写的,是“*”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听取意见。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即在有选择的观众中演出,不久就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相继演出,同时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直到1981年停演。《假如我是真的》引发的风波在当时看是史无前例的。一改“*”时代领导说了算的做法,专为一个戏由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亲自召开座谈会,“商量”而不是“指示”、“命令”,《假如我是真的》大概是“*”后第一例了。这个剧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干部队伍中的“特权”问题,而且涉及到“体制”的弊病,那时还没有“*”这一说,回头再看剧本,当年反映的“问题”现在看来都是小儿科。
  吴怀尧:七十年前,您生在南京一个典型的回族家庭中,年少时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如何?
  沙叶新:我们家所从事的职业是回族最惯常的职业:我祖母在家门口卖牛杂碎,我父亲开回民饭店,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我至今还记得我小时候学会的一些汉化或南京话的*词语,如“知感主”(感谢主)、“伙世鲁”(莫生气)、“定堪您”(谢谢您)等等。
  家庭和清真寺让我从小就接受了浓浓的穆斯林的宗教文化熏陶。父亲、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他们都属于劳动人民吧!什么最底层的活都干过。后来开始做生意,开过饭店,炒货店,五洋店,还开过当时在南京有些名气的南京板鸭公司。生意做得不错,极盛时,同时开了四家店,还盖了两层楼的前后两幢楼房。这在当时绝大多数是瓦房是旧宅是破屋的洪武路上非常显眼。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沙叶新 我天下无敌(3)
吴怀尧:成长路上,您和父母关系怎么样?他们对您有哪些影响?
  沙叶新:我们关系很好。父亲对我执行的是不管政策,您将来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规定。但只要求我做个老实人,不能有不义之财,不义之举。他还以他自己的言行,昭示我们做子女的要爱心,要有孝心。这是很传统的很基本的道德伦理方面家庭教育。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慈祥、善良。父亲对我的影响是艰苦奋斗,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善待一切。我始终将我母亲年轻时候的一张美丽的照片放在我的皮夹子里,放在贴近我心窝的地方。
  吴怀尧:在文章中您经常提到您的妻子和弟弟,看得出您非常爱他们,除了丈夫和兄长的身份,你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扮演什么样角色?
  沙叶新:我不但爱妻子,爱弟弟,爱妹妹,还爱我的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尺有所短,尺有所长,你坐车坐地铁,旁边一个人很不起眼,说不定他有一两句话让你终生难忘,真的是这样,要记住别人的内涵,你待人好,别人才待你好,你爱别人,别人才爱你,你尊重别人,别人才尊重你。另外,钱会使人贪婪,要有一点钱,但不要太多,要有几个朋友,也不要太多,多则滥。
  吴怀尧:很多学者年迈之后会变得迂腐固执,晚景堪哀。但您却谦虚明朗,在网络上还经常和网友交流,热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很想知道您是如何保持如此乐观平和的心态?
  沙叶新:怎么做到保持乐观的心情,真的很难讲,谢谢你提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就想可能是因为我母亲对我的影响,要善,善是美好的事情,你比别人欢乐,你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你善,就没有仇,没有恨,所以我思想情绪上,仇恨这种情绪不是说没有,很少,恨谁,想杀死他,咬牙切齿,非要上门打你去,没有这样,年轻的时候你踩我一脚,对不起,咱们没空吵架,就这样的脾气,是不是没有原则,我觉得我对艺术挺有原则的。所以可能跟我妈妈的善有关系,所以我回顾文艺基因上提到我妈妈,可能有点关系,现在科学,你好人,坏人,眼神就定了,你活多少岁,这个就不是我研究的范围,我做人比较热情诚恳,比较善良,真的比较善良,别人对我好我真是感激别人,我就说我自己了。
  吴怀尧:您童年所接受的回族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对您的一生,特别是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沙叶新:我先说点我家的小故事,我父亲在青少年时非常穷苦,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韧劲,艰苦创业,终有小成,在南京闹市区陆续开办了三家商铺,当了老板,还和我姨父合作,开办了南京板鸭公司,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我父亲发家之后,乐于助人,常常帮左邻右舍操办红白喜事,有求必应,与婚家、丧家同哀乐。他不忘穷人,热衷公益事业,曾捐助过回民义学,担任校董。每年盛夏,南京酷热难当,他总在自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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