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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南玲”与“北梅”40年代的创作是各具特色的。梅娘的创作饱含青春的激情，对青年女性内心世界表现得细腻生动，富有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小说却深邃厚重，犀利老辣，能翻捡出人性深处的污垢，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三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梅娘一家去台湾生活。此间，柳龙光接受了中共北方局城工部的负责人刘仁的委派，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便常常往来于台湾与上海之间。不幸的是，柳龙光1948年遭遇海难，留下了梅娘母女三人，还有梅娘腹中的胎儿。经过反复思考，梅娘没有接台湾国大代表的选票，谢绝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学院的邀请，毅然带着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返回故土，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在极左政治思潮肆虐的30年中，梅娘的经历极其坎坷。在1952年的“忠诚老实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梅娘屡受磨难，被诬陷为“右派”、“日本特务嫌疑”、“现行特务”等，遭到抄家、劳改、开除公职，她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生活的磨难中不幸夭折。整整30年时间，梅娘不得不在逆境中锤炼着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她被迫完全中断了写作。
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3）
刚解放时，张爱玲是留在国内的，她以“梁京”为笔名写了《十八春》、《小艾》两部小说，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了对新社会欢迎和拥护的态度。前者的女主人公顾曼桢在旧时代被自己的姐姐暗算，做了别人生孩子的工具，丢失了工作，也失掉了美满的爱情。在小说结尾时，顾曼桢参加了政府“工作团”，获得了新生。后者描述了丫鬟小艾的故事。旧社会她在席家遭男主人强奸，遭女主人毒打，受尽了折磨。嫁了排字工人冯金槐后，仍然吃苦受罪，几乎死去。熬到新社会，她的日子才有了起色，病也治好了。从来都是远离政治的张爱玲，能在写作时把握这样的政治态度，亦算是很难得了。
不过，张爱玲很快设法离开了内地，先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后去美国，从此与故国家园割断了联系。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南玲”与“北梅”竟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生活选择，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正是从此时开始，她们的人生追求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
张爱玲居留香港期间写的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其审美价值观念和创作思维与前两部作品完全相悖，原因是它们有着复杂的写作背景。两部作品都渗入了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像张爱玲的生活态度。《秧歌》是以解放初江南地区农民金根的故事为主线的。乡下丰收，农民却因为交了过量的公粮，没有饭吃，终至闹出聚众抢粮的流血事件；《赤地之恋》共11章，描述青年知识分子刘荃的经历：参加过土改，在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工作过，又在抗美战争前线成了战俘。刘荃之所见所历，好像人间地狱，到处是无情与残忍，背离了起码的生活真实。在乡下，土改工作不讲政策，草菅人命。在上海，政府机关内部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战友之间互相陷害。党内高级干部阴险狡滑，作风败坏……由于两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分明是作者并不熟悉的生活，因而人物形象单薄，有的完全是漫画式、概念式的形象。小说的艺术表现显得苍白而涩滞，丧失了作家早期作品的那种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格调。这样的作品，不仅美国出版商“不感兴趣”①，张爱玲自己也说结局“惨不忍睹”②。多年以后，当她的朋友建议她写畅销小说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又不无激愤地说：“不！我绝不写自己不想写的人物和故事。”③ 这表现的分明是一种懊悔的心情。至少，这两本书的写作割断了她同自己的祖国、故乡的情感联系，给她造成了“有国不能投，有家不能奔”的凄凉心态。而她后来的离群索居，又进一步导致她与世态人生的隔膜和创造力的枯竭，造成了难以估价的损失。
出于对电影的喜好，张爱玲不仅常写影评④，而且从1947年开始，就开始了电影剧本的创作。先后写过：《不了情》、《太太万岁》（1947）、《情场如战场》（1957）、《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六月新娘》、《人财两得》、《南北喜相逢》（1964）、《魂归离恨天》（1964）、《一曲难忘》（1967）①。
就总体看，张爱玲的电影剧本还是注重揭露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主张民主自由、妇女解放的。不过，与张爱玲的小说相比，其剧本在揭露人生本质问题的深度上有所减弱，表述方式也变做了嬉笑怒骂，讽刺调侃。写法上偏重于对话而忽略动作、场景的描绘，接近话剧剧本，整体文学水准有所下降，很有急就章和将就观众的姿态。
四
1978年冬天，梅娘获得彻底平反，回到中国农业影视中心工作，重新获得写作的权利。她犹如生机勃发的老树，在风调雨顺的季节一下子变得枝繁叶茂，花朵满枝。来不及构思小说，她将满腹的话语汇成散文，奉献给读者。她的《为什么写散文》仿佛是一篇宣言，述说了她新的写作追求：“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渴望坦诚的心灵、渴望向善的物事、渴望深邃的爱情，等等等等。”篇末缀上“一九七九 蒙难结业”的字样，预示着她人生新阶段的开始。
梅娘的散文创作就像储量丰富的宝藏，一经开采便喷涌不止。她写过风采各异的游记文章，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汇于笔下：《草原记行》、《云南之旅》、《春城游》、《正定怀古》、《人家尽枕河》、《知音寄语》、《打边炉》等；她写过对文坛故交的珍贵回忆，“为被历史误认和遗忘的人物作见证”②：《我与张爱玲》、《萧红笔下的女人》、《赵树理与我》、《一段往事——回忆赵树理》、《北梅说给南玲的话》等；她还写过大量的自传体散文《我的青少年生活》、《我的大学生活》、《我与日本》、《长春忆旧》等。近年来，她还翻译出版了日本作家釜屋修研究赵树理的论著《玉米地里的作家》，写了中篇小说《依依芦苇》……
梅娘的笔力越发优美流畅，充溢着勃发的激情。她曾殷殷寄语一度与自己同名，已经离开人世的张爱玲：“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稍稍懂得了财富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① 显示了她的睿智和热情。
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4）
梅娘的朋友越来越多，她时常怀着友好的情愫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帮助那些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中外学者、学生们了解上一世纪文坛的情况，弄清一些历史问题。她的心境平和，生活充实。看到她的人都不相信她已经80高龄了。梅娘的女儿、女婿、外孙女、外孙女婿曾多次邀请她到国外定居，但梅娘在赴加拿大探亲后，又回到北京。她在散文《远方的思念》中谈到这个问题：“我权衡者再，却怎么也不想离开这片我血泪浸染的沃土；我认定只有在这片沃土上，我才能体现作为中华女性的价值。”梅娘这样依恋她脚下的土地，不是淡忘过去的苦难，而是出于她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她曾说，多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灾难，不是个人的灾难，而是民族的灾难，你既是民族的一个成员，你就躲不过去。所以也没有必要老纠缠这些事②。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差不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仍在写作，除零星地写一些短篇如《色戒》等以外，她的工作中心便转移到改写旧作、翻译旧小说、研究旧小说这三方面来。她将《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将女主人公顾曼桢参加新中国政府工作团的结尾砍掉了。她又将吴语方言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成国语。她还把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体会汇集出版，定名为《红楼梦魇》。这些工作，虽然有价值，但远不如她早期小说创作那样引人注目。
因为离群索居，张爱玲晚年生活的详细状况鲜有人知。根据研究者近年来披露的资料来看，她的生活并不宽裕，谋生也不容易。1966年张爱玲曾致信夏志清：“收到十日的信，对于我找工作的事实在费心，我确是感激得说不出话来。”③1961年秋天，张爱玲为搜集创作材料曾有过一次台湾之行。据当时陪伴她的王祯和25年后回忆，当她听到丈夫赖雅先生得病的消息，并没有立刻回去。打听到他病情还稳定后，依原计划返回香港写电影文学剧本。“那时她若回美国，钱只够到洛杉矶，回不到波士顿”①。张爱玲在写给她惟一的弟弟张子静的信中也提到经济问题：“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② 名门之后，一代才女，后半生的生活竟如此拮据艰难，实在令人扼腕。
“南玲”与“北梅”在不同的语境下生活和写作了几十年，她们都经历了无数坎坷的人生遭遇。她们的人生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她们的生活体验是否幸福？这似乎是很难参透的人生玄机。但不论她们生活得是否如意，也不论她们的人生选择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可贵的是她们奋斗过，她们创作过，她们的作品已经被无数人欣赏和议论，给予无数人以启迪和激励，这才是重要的。作为读者和后人，我们不应忽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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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梅娘的信
文／韦泱
与梅娘前辈联系约有三四年光景，却缘悭一面。每每收阅她的来信，我从心底喜悦，绵绵素笺在手，小心翼翼奉若神明。
梅娘的信，一概书写在四百格的稿纸上。然而她没有受格子的束缚，去一字一格循规蹈矩，而是随意地一行行书写着，那浅浅的绿色方格，映衬出文字的灵动与流畅，显出了深淡相宜的视觉美感。再看字体，一笔端庄、清秀的钢笔行书，大小搭配相宜，既不呆板地一笔一划，又不潦草得龙飞凤舞。可以看出，书写者的心态是那么恬静、安闲，飘逸中透着沉稳，老练苍劲的笔触，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与坚韧。
读梅娘的信，觉得她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坐着与我唠家常，倾吐着她的肺腑之言。那么谦逊和内敛。读着读着，我的心渐渐地宁静下来，完全沉浸于她的叙述所营造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