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壹蛑碧盅幔慌来丛炫傻囊悖闶欠炊浴俺贝薄�
九、关于鲁迅被“误导”和被鲁迅“误导”。
先生引了某“研究者”的话说：“可以证实的是鲁迅后来似乎接受了组织的领导。”说到“组织”，有点语焉不详，如果指的是一般社团，鲁迅1930年代就在左联的组织里。左联多有共产青年，也有党组的，鲁迅所以加入，与当时共产青年被屠杀，被缉捕，不能见容于专制政府有关，自然也与他的信仰有关。但是应当看到，这是有条件的，是一种自由选择，虽然受“导”，在他本人却是一点也不迷“误”。他的清醒，透彻，只要参阅左联成立的当月（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即可。冯雪峰，瞿秋白，确乎是鲁迅的朋友，受到他们的一些观点的影响是可能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鲁迅的多疑和固执，要他改变自己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事实上，他与瞿秋白、冯雪峰在许多相同的问题上，比如翻译，比如大众化，比如知识分子问题，比如统一战线，看法并不一致；而且只要一比较，总是鲁迅显得锋利，稳健，而且深刻得多。 txt小说上传分享
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7）
鲁迅对“组织”这东西是一直存在戒心的，且看他对许广平信中询之以是否加入“团体”问题的答复：“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他后来所以加入一些团体，如左联，又如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要而言之，都是为了与政府对抗的缘故，目的借个人以壮大社会反抗的力量。这类团体在构成方面并不严密，因此，他的加入是以不致损害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如果个人与团体之间发生冲突，他或许有“顾全大局”而隐忍的时候，如他在信中曾经说到过的，如受伤的野兽一样，钻入林莽间舐干伤口的血迹，不让人知道；但这也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自设的限度，就要公开反抗了。这反抗，正是他在组织里保持的个人自由。左联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不能让个人屈从于所谓的“组织”，或什么“元帅”之类，且看他最后的反抗—答徐懋庸的万言长文是最有代表性的反抗文本—是多么勇猛，庄严，富于道义的力量！
至于说到鲁迅“误导”别人，包括先生，大约这要同“接受主体”有关的罢？至少我相信，鲁迅不同于别的“教唆犯”，他没有说要别人相信他，相反倒是要别人不相信他，他说他没有那样给别人指明出路的本领，连对诚恳请教他的学生也如此；此外，他把他的东西写出，就像他打的比方那样，“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一并摆在地摊上，任人挑拣。而先生以为合用，何以不挑这个而偏拣那个呢？
历史怎样演变可以存而不论，不过，倘使先生当年确是出于鲁迅的引导，才奋起同一个*专制的政府作斗争的话，我至今仍然得说，这“导”并不见得便“误”，无论对鲁迅，对先生，都很可以引为光荣的。
十、最后，说说破与立。
先生说“启蒙应当有破与立两方面的意义”，这是的确的。对于破与立，行文间虽然未曾作优劣之分，但毕竟倾向于以“立”为上。在比较鲁迅不如胡适时，先生指鲁迅主要是“破”的，而胡适则主要转到“立”的上面去便是。学界大抵也持类似的看法。其实，破与立其来有自，所司不同，彼此亦往往交互为用，不可取代。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破与立可以作许多引申，例如：知识分子就是破的，学者和廷臣是立的。知识分子同学者廷臣一样使用共同的专业知识资源，但是通过批判，却能以社会问题激活既有的专业知识；学者和廷臣惟在积累，学者积累学问，廷臣则积累权力化的操作技术。扩而言之，社会运动也是破的，五四运动就是最大的破，而宪政建设一类则可以说是立的了。但是，社会运动—自然不同于蒋介石以“*”名义制造的“新生活运动”之类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能量是不容低估的。先生屡次申言继承“五四精神”，应当被认为是对五四作为社会批判运动的作用所作的高度估量；如果舍弃了批判，舍弃了破，在禁锢严密的传统文化面前，陌生的西方现代观念将无隙可乘，那么所谓的“五四精神”剩下的会是一些什么呢？在一定的历史场合，破比立甚至显得更为重要。
说到鲁迅的“立”，先生指为“因为创造社的攻击而学得的新思潮，又因为冯雪峰与瞿秋白的介绍而向往的新世界”。但不知先生之“新”何谓？鲁迅留学时介绍十九世纪后叶的“新神思宗”算不算“新思潮”？其自立的“人国”算不算“新世界”？如果“新”乃指共产主义，在中国，也非鲁迅首“立”；但于接触和阅读，则要比创造社辈早得多。他确曾说过感谢创造社“挤”得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仅此而已；也确曾说过“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也是他一贯的与“有产者”相对立的平民意识的表现，并非宗共产主义的宣言。*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正如其他主义一样，无疑丰富了鲁迅，却未曾改变鲁迅。他有他的思想。既能容纳新潮，又能抗拒时流，此之谓真正的独立的思想者。
退一万步说，即使鲁迅毫无其他的“建设性”可言，没有立，只有破，我们就能小觑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清道夫吗？在一个充斥着官僚学者聪明人奴才和大量看客的中庸而且苟且的“老大帝国”里，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立。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大的方面是朝野之分，国家集团与个人之分。如果连根本性的问题，譬如像“革命”，“斗争”，“主人”与“公仆”，“奴隶”与“奴才”，“乱”与“叛”，“流氓”与“战士”，“自由主义”与“好政府主义”，“权威主义”、“宪政主义”与“动物主义”等一些语词，到底是甚么涵义还未及弄清楚，虽然给中学生编了“公民教科书”，也怕难免“误导”。至此，忽然想起鲁迅写的一首打油诗《公民科歌》，说的是周实先生老乡的事，不觉哑然失笑。实在扯远了，失敬得很，就此打住。
即请
夏安
林贤治
2001年5月20日，深夜里。
自由报人邵飘萍（1）
今年是邵飘萍诞辰120周年，也是遇害80周年。春节前，收到散木先生寄来的这位民国报人的评传，不禁一口气读完。掩卷之际，慷慨有余哀：随着一个时代的远去，像邵飘萍这类人物也当不复存在了。
散木先生是历史家，且讲究实证，所以评传用的材料特别翔实。书中有一个好处是，它并不拘限于叙述传主的个人生平，相当部分涉及当时的报界文化界，乃致整个社会情状，是时代与人的全景式呈现。然而，历史的面影，总是教人感觉陌生。我们想像不到，大清帝国经过那么多重大战事的冲击可以岿然不动，竟然因为一个小小的排长而颓然坍毁。同样难以想像的是，代之而起的民国会是一个空架子，政权很快由革命党人拱手让给了一位老廷臣。不过，袁世凯意欲称帝到底通不过，此后的接班人匆匆来去，好像也没有谁能够在一个弱势政府里站得住脚。儒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贯彻了几千年的基本原则早已无法维系人心，*共和的空气毕竟弥漫开来了。“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制度，无论如何的封闭和严密，总会在某个瞬刻暴露出致命的弱点，哪怕开始时只是一道狭窄的裂隙。我们说五四那一代人了不起，就在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短暂的间隙，兴起一个“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化的轮子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的时代，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邵飘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开始他的报人生涯的。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太早结束于国民党的“*”的铁腕里了，尤为不幸的是，邵飘萍的生命结束得更早。但是可以推断，以他这样酷爱自由、生性激烈的报人，如若不是死于军阀的屠刀之下，及后也必将在“*”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死。
邵飘萍于1886年出生于浙江东阳县。清末西风东渐，沿海一带可谓得风气之先，而东阳又是最早出报人的地方，因此，邵飘萍选择办报作为终身事业并非偶然。既要办报，就意味着开拓公共舆论空间；问题恰恰是，专制统治者历来推行愚民政策，将政治神秘化，又必然垄断传媒，控制言论，极尽一切手段封闭这个空间。双方的冲突变得无可避免。
自由意志与权力意志谁胜谁败？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的“自由”仅只停留在观念上面，甚至托庇于权力，根本不曾打算付诸斗争实践。邵飘萍不同。为了追求政治自由，追求真实与真理，他一直执著于作为一个自由报人的理念，与权力抗争，就像赴火的飞蛾一样，不到死地不肯罢休。自杭州光复，他辞去教职与人合办《汉民日报》时起，即注意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尊崇人道，提倡民权，监督政府，结果引起革命新贵及黑社会势力的嫉恨；三年之后，报社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蒙受了牢狱之灾。关于这段经历，他曾回忆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亡命日本未久，他又为“新闻救国”的意愿所驱策，返回上海办报。1916年作《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特别通讯”，揭露北洋政府治下的*与黑暗。从高端到底层，他深入采访，洞察幽微，议论纵横。这些文字，多发人所未发，或不敢发，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由报人邵飘萍（2）
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邵飘萍并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他要拥有自己的喉舌，便于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在发刊词中，他公然宣称报纸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政府，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在大学校园里，《京报》最受欢迎，它成了五四发难者的堡垒。在此期间，邵飘萍倡议成立北大新闻研究会，还担任当时有名的《国民》杂志的顾问，这份杂志与《新潮》一样，是《新青年》最重要的两大援军。他站在学生运动的潮头，四出活动，呐喊助阵，不愧为中国政治文化改革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家。五四运动后，报馆被封，他本人遭到通缉，再度流亡日本。然而，他的斗志并未因此受挫，态度十分坚定，说：“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也。”
1920年秋，北京安福派政府倒台，《京报》9月复刊。在政治权力中心办报，目标太大，何况前车可鉴，本当改弦易辙，然而，邵飘萍仍然不改“扒粪者”的老脾气，继续挑战强权。此外，还以革新家的气魄，从报纸内容、版面直到经营管理，做了大幅度的改革，使《京报》的发行量迅速上升。
在报社内部，此时，邵飘萍算得是当权派了，但是，他要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和时评家的权利，而不是权力。相反，对于权力，他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