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收益预期即刻逆转，于是大量资本开始外逃，本币迅速贬值，终于触发了导致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的东亚金融危机。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简单地讲，就是我们必须善待和珍惜“比较优势”，千万不要在一国的贸易条件尚未恶化、国家创新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轻易地摒弃“比较优势竞争模式”。
当然，我们决不否认自主创新能力在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但是，就像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构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保证。当一个国家缺乏具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和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研究与开发经费的低效率使用。
不仅如此，当一国的比较优势还足够大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开展自主创新，反而有可能造成过度创新的消极后果。这里的逻辑可以简单叙述如下：有效的创新总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来的将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商品价格的下降，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要素价格，也就是要素收入的下降，特别是被创新所替代的劳动要素收入的下降，这时，即使不发生整个国民经济的贫困增长，至少也会发生劳动相对贫困的增长。当然，可以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自主创新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并且该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然而问题恰好就在于：既然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比较优势竞争就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通过迂回的自主创新生产方式，去追求一种具有极大风险的创新收益，并且还会导致劳动受损的竞争战略或增长模式呢？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6）
现在，让我们回到此节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国际竞争模式才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呢？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我们首先就需要给出可供中国进行选择的约束条件（即我们进行选择时所必须面对的初始条件）。对此我们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要素禀赋看，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非常密集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期末人数为亿多人，而中国拥有的劳动人口可能高达7亿人左右，中国的农村绝对吸纳不了余下的6亿左右的劳动力。因此，在今天的中国事实上还存在着大量被闲置的过剩劳动。
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高度短缺。2002年每百万人中的工程师数量，中国为633人、阿根廷为715人、韩国为2 979人、日本为5 085人、德国为3 222人、美国为4 526人。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包含了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典型国家）工程师人数相对比例最低的国家就是中国。尽管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飞快，但是毕业人数较多的是文科生，工科生的毕业人数至少从相对比例上来讲是一直在下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培养工科生需要更多的投入，因此当教育投入不足时，工科生的供给数量必然会下降）。
第三，中国技术创新的效率是很低的。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 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在绝对量上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多研发人员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中的效果并不显著。不仅在创新的总量上要少于美、德、日、韩，而且在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和日本等国，技术创新主要是由私人完成的，而在中国技术创新则主要是由政府和非居民的组织完成的。2003年，以上所列国家的私人部门与政府和非居民组织的创新比率大致为：中国、美国、日本。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自主创新效率很低的国家。这是因为，私人部门不仅面对较硬的预算约束，而且其创新取向总是面向市场竞争的，但是，政府以及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机构的创新不仅存在众所周知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而且在创新过程中经常表现出忽略市场的倾向，因而就难免创新低效率现象的发生。
第四，中国不仅是一个技术创新效率较低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创新体系很不健全的国家。中国有着为数不少的科学家，但是中国缺少工程师，结果中国很多的发明创造很难通过工程师之手完成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到企业商业性开发的转变过程。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能够把“产、学、研”组合在一起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组织构架，中国的自主创新明显地处在一种科学研究与商业开发相互独立的“二元结构”之中。
第五，就创新是一种社会综合性的活动而言，中国的自主创新活动还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因为中国至今没有一种能够真正承担创新风险的融资体系，即通常所说的“风险融资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风险融资”的关键性要素就是“私募”，因为风险资金的来源只有“私募”才具有较硬的约束，才能真正辨别和承担风险责任。由于中国对具有“私募”性质的投融资活动采取极为严格的管制措施，所以也就使得中国的技术创新活动很难获得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于是，在中国就会经常发生有发明而无开发跟进的尴尬现象。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7）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对于中国应当在国际竞争中选择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加以回答了。中国首先应当继续坚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竞争策略，与此同时，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创建一个能够在将来有效发挥作用的国家创新体系。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以下问题：
第一，由于过早地推行自主创新竞争策略而导致国内普通劳动者失业的增加，以及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与我们目前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过早地推行自主创新竞争策略，刻意地追求高技术的产业结构，不仅会使城市中无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而且还将使很少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中国农民永远失去走向工业和城市的机会，从而导致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同时并存的二元结构的固化。然而，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是不可能走向和谐和繁荣的，至少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在中国当前自主创新体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推行自主创新竞争策略，很可能导致创新活动本身的低效率，从而产生极高的机会成本（与比较优势竞争相比）。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把比较优势竞争置于优先的地位，并且不失时机地对国家创新体系加以改革，应当是中国当前比较明智的选择。至于什么时候需要对现行的竞争模式加以调整，那么就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视中国的贸易条件与创新体系的发展状况而定。
曾经有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讥笑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所面对的是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商业目标的企业怎么会放着便宜的劳动要素不用，而去购买价格昂贵，且使用成本也很高，在大多数场合还找不到匹配要素的“先进技术”呢？假如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只有让中国当前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不再过剩，他们才会最终变得不廉价。从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任何政府试图以强制手段“命令”企业搞自主创新的做法都是不可能奏效的，因为企业需要利润，在企业背后是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者，只要企业选择比较优势竞争所能获得的收益大于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所能获得的收益，那么任何行政命令都是无效的，除非政府不想要市场经济。所以，政府是不能命令企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政府可以参与自主创新，但是政府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所要承担的职能与企业所要承担的职能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它们在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创新时所依据的准则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政府利用财政支出进行的创新活动与企业使用投资者的资金进行的创新活动混淆在一起，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决策错误。
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1）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郑杭生
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两重性和复杂性； 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 代价是如此沉重； 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 对比是如此鲜明； 应对并不容易。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 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 又有自己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 一下子出现在面前； 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管理和治理的难度。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巨大的进步； 还是对它的沉重代价； 国际社会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 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 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中国社会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 第一； 它有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 第二； 它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 第三； 它有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这三者是中国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
1989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纪念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学30周年的时候；我感到这个主题仍然非常合适；而且上述这些看法也越来越为实际所证实。
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我国各方面深层矛盾的日益暴露和展开；上述“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不仅仍然持续着；而且更加突出。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改革开放以来；以社会快速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表现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些变化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领域的变化尤为显著。十六届六中全会用四个“深刻”来概括上述空前巨大和激烈的变化；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