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发展停滞下来，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矛盾很快就爆发出来，甚至出现了政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把合法性全部维系于经济增长上，是十分危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5）
因此，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了，政治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但也不能把合法性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经济增长上，我们要努力开发其他的合法性途径。
巩固我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措施
单纯靠有效性或经济增长来保证合法性，其危险不仅在于一个政治体系很难在长时期内总是有很好的政绩、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且也在于即使能够保证经济增长，也有可能陷入合法性的“政绩困局”而危及政治体系。既然合法性的来源包括绩效、意识形态、传统、法理、体制、结构、个人魅力等等诸多方面，我们就应该努力开发各种能够促进合法性的资源，通过强化多元化的合法性基础来促进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当然，鉴于有效性、规则制度、意识形态在合法性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对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巩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第一，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意愿”。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最基本途径。一个不能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体系，其合法性是极其脆弱的。我们党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正是抓住了合法性建设的最核心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保持经济稳步增长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统治有稳固合法性基础的关键。当然，我们还必须注意，这里所说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种发展中，经济增长尽管占有重要地位，但不是排他的，而应该是与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基本同步的。可喜的是，科学发展观已经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并已在实践中努力推行。其最重要表现就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五统筹”的目标和任务，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十六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们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努力贯彻。其实，从发展政治学的观点看，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如亨廷顿就曾分析过，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标包括增长、公平、*、稳定以及自主五大方面。我们不能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应该追求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有在这种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有效性或政绩，才能为合法性提供稳固的基础。
第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强化法理型权威，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支持。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李普塞特的合法性定义：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这一定义就特别强调了合法性就是人们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学术界早已公认，在当代社会，法理型权威是维护社会统治的最可靠权威形式，当代社会统治形式应该是一种法理型统治。按照韦伯的定义，法理型统治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受命进行统治的”。也就是说，法理型统治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对制度、规则的认同之上的。一个政治体系，如果能够建立起公众对其制度的认同与支持，那么，该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将是最为稳固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该体系下政府能否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公众都将相信他们的制度。这样即使经济停滞或经济绩效不好，人们也只是对特定的政府管理不满，而不会对这个国家的制度不满，人们也只是觉得具体掌权人有问题，而不会觉得政治秩序与政治制度有问题。这时如果有危机的话，也只是纯粹意义的政府危机，而不会有政治危机，也就是说整个政治体系是稳固的，最多只是政府领导人会因绩效不好而承担政治责任（这是*政治的正常现象）。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曾指出人们的政治支持对象包括政治共同体、体制、当局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是可以分开的：一个人可能不支持具体的统治者，但可能会拥护这个国家的制度与体制；或者一个人可能会不喜欢这个体制，但他可能会拥护自己的祖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比如，对一个美国和平主义者而言，小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那么他会对小布什不满（从而在下一次选举中不支持他或他所在政党的候选人），但可能不会对美国的整个政治体制不满。社会也不会因这种不满而陷入分裂，更不会因此而陷入政治*。所以，为了追求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社会应该设法把这三者分开，而不能统为一体。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是可以把这三者分开的。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公众对国家体制的高度认同。就我们国家而言，虽然人民群众在总体上认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我们的政治体制还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某些方面的具体体制还不能令人民群众完全满意，因此我们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完善各项具体制度规范，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和公共权力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自觉深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当代，*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成为评判政治体制的重要依据，因此，加强*政治建设对合法性的巩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建设有效政府，也要建设*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廉洁政府、回应型政府、服务型政府。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6）
第三，加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强化意识形态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支持。意识形态是合法性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合法性就是要使政治权力在意识形态上获得合理性。说到底，合法性建设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这样一种信念：现存制度最适合于这个社会。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上述第二点所提出的制度本身的完善外，当然也离不开政治体系自觉的意识形态工作。因此尽管具体形式和手段可能不同，但任何政治体系必然要进行意识形态工作，这是确定无疑的。就中国来说，强大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一直是执政党的优势之一。建国后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犯了一些错误，如意识形态的教条化、简单化，以及把意识形态提高、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意识形态工作对合法性建设的意义。那种把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做法固然是不可取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但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意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工作一度有所弱化，并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我们要吸取教训，在抓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支持。当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也要求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手段等也要随之改变。在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我们应该注意：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坚持*主义同发展*主义结合起来，不断开拓*主义理论发展新的境界。教条化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敌，我们要适应实践的发展，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对*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既要坚持*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其次，加快构建不同层次的思想文化平台，保持主导意识形态足够的弹性和包容性。社会在发展，作为对物质能动反映的思想意识也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曾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了的结果仍能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意识形态的弹性和包容性是其对合法性促进作用发挥的基础，僵硬的意识形态只能使执政党和政府远离群众、远离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适应时代和形势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包容和反映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再次，加快民族文化建设，以民族文化抵御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同时，自觉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保持主导意识形态的先进性。面对全球化对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强化维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要注意吸收、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最后，采取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注重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和手段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注重推陈出新，注意方式的多样化和实效性。要注意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进行意识形态工作，注意避免意识形态工作的教条化、僵硬化、形式化。
龙太江、王邦佐，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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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行政管理面临的十大挑战（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行政管理面临的十大挑战
胡象明
目前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正处于由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变过程之中。传统行政的一些固有特征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
而经济全球化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给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对行政管理也不例外。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正如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必然要受到全球化这一趋势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行政管理在以下十个方面临着严重挑战。
对“物本行政”的挑战
“物本行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征之一。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人还是物？或者说应以什么为本？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这是行政管理实践的出发点，也是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往往更多地强调“物本”，即以物质财富为本位。具体讲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府行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