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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稳定、和谐三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价值体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即使发展了，没有稳定的发展也是不牢固的，可能随时会被中断甚至逆转。发展是稳定的保障，没有发展，稳定也不容易维持，或者说没有发展的稳定是不值得追求的稳定，不具备价值意义的稳定。和谐是稳定和发展的目标，没有和谐，稳定和发展的价值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是大同，大同就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民族与民族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反过来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和谐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可以促进发展；和谐也是一种关系，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7）
在明确了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精髓中所包含的这些普世价值后，在学理的层面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使这些价值体系化。*的学说也是不断积累发展起来的，*的价值就是在这种学说的发展、讨论、传播中确立的并被大家所接受。自由、平等、*等价值莫不如此。这些价值固然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普世化，已成为人类的共享价值。但是，这个世界的共享价值不应只有这些，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自由而没有发展，不可以自由得一无所有。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只讲*，不要稳定。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自由、*等价值有着很大局限性，包含很大的斗争性，其核心的假设是个体的最高价值以及个体利益的不一致性。譬如单就*来讲，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其实是一种斗争性的政治，如果离开西方传统文化中其他价值（如妥协、理性等的约束），它很可能就会失范。
在对发展、稳定、和谐等价值进行学理的体系化后，我们还应对它们作一个制度层面的讨论。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思想、观念和认识上的，而制度对社会的贡献则是治理的。发展、稳定、和谐等价值的制度化要求向我们提出了诸多学理上的挑战，例如什么样的制度是能够促进发展的制度？制度的发展内涵是什么？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稳定？制度的稳定性有哪些表现和衡量指标？和谐文化、和谐秩序、和谐社会怎么建立？制度上又怎样和怎么能够保证这些和谐？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也可以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中找到答案。
这里的制度化应该还有相应具体措施的讨论。譬如发展的制度要求政府的行政改革要以发展为重要价值目标，不利于发展的地方要坚决改革和清理，如*、效率低下、不透明、机构臃肿等。这些措施要以价值为导向，而价值要通过这些措施来落实、体现，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成果。
最后，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问题具体就落到了外交政策的层面。这里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外交政策本身要符合我们所提出的价值，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政策目标就高度地体现了这一点；二是外交政策要能够起到传递这些价值的作用，譬如我们的对外援助政策，就是要设法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软实力的建设已经不只是要弘扬有自身传统的文化，更要为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贡献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发展和丰富人类社会的共享价值。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将取决于其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共享价值有多少、价值为人类社会的共享程度有多深等因素。
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儒学的现代意义（1）
儒学的现代意义
汤一介
为什么还要讲儒学
《儒学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我曾讲过多次，20世纪80年代讲过，90年代也讲过，现在到21世纪还讲。不仅我讲，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讲。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讲？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在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就已出现了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二是在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之际，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中说：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这就是说，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有“文化自觉”，要确立“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我们的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既不是“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使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牢固，根深才可以叶茂，必须坚持文化自主性，并且也要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来滋养我们自身。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就必须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
儒学的现代意义（2）
怎样对待儒学
进入21世纪，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出现了“国学热”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这是由于，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和吸收、消化“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多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1）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们国家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2）对这种观点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自由主义派”，他们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会让中国成为一个儒教的伊朗，“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为专制主义服务”。另一是来自*主义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主义”。
（3）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所谓“良知的坎陷”）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也还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1994年杭州会议上，杜维明放弃了认为“三纲”有价值的看法，而认为“五常”还有价值，这是他的一个改变。还有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其意义，但他把“文化中国”分成若干圈，核心圈为“大陆”、“台湾”等；第二圈为海外华人；第三圈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各国；第四圈是研究和欣赏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等等。但他有个观点是可讨论的，他说：“文化中国的范畴很广，有一批与中国没有血缘关系，但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也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像释迦牟尼、*等。”这也许很成问题。如此类推，可以有“文化欧洲”，“文化美国”，而中国的思想家，如孔、孟、老、庄等，在他们那里有影响，也就是他们的一部分。
（4）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等等。
到底对儒家思想应如何看，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今天对它有多种看法，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学术文化问题只能在自由讨论，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实现，在不断的理性的对话中前进。
儒学的现代意义（3）
当然，我自己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的，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具有普适意义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以现代的诠释。第二，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