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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11月7日，米文和的一八一师在商丘以东张公店、马牧集、牛王崮一带被华野三纵和中野三纵所歼，米文和被活捉。刘汝珍得知后，带着幸灾乐祸的口气说：“米探夫（米文和别字）官迷心窍，刀放在脖子上还不知道。”
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蒋介石嫡系和“二刘”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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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通款曲（8）
我党我军隐蔽斗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熟知敌人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缺口，并善于利用这些矛盾、斗争和缺口来分化瓦解敌人，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淮海战役发起的次日（11月7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其中有利用华东广播台进行广播一项，根据自愿原则，现已组织12名俘虏军官参加口语广播……广播人计有王耀武、霍守义、罗幸理、陈金城、聂松溪（报告投案经过）、晏子风（整二师师长）、尹锡和（第四兵站总监）、刘玉田（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李玉和（七十三师上校副师长）、刘士伶（十二军副官主任）、李嘉桂（四十五师中校防毒军官）、马兴文（回族青年）。
这些人员的广播，对配合我军秘密斗争，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起了不小的作用。据说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广播后大发雷霆，生气地说：“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但他在困难的时候反对我，还要下面的人反对我，岂有此理！”说到这里，蒋介石将手中的茶杯砸向收音机，轰然一声把收音机砸坏了。
11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和李迎希（王为山东兵团副司令员，李为该兵团副参谋长），对围歼黄百韬兵团及尔后的作战行动作了详尽部署。电报中有如下一段话：
此间日内即发动劝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
毛泽东不愧是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对我国古代兵法中的三十六计运用娴熟。他在电报中对蒋介石和刘氏兄弟用的就是“离间计”。
果然，蒋介石从不断送来的密报中，得知刘汝明兄弟怀有二心，从解放区电台的广播中，得知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多次发表讲话，劝告原西北军将领、冯的老部下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刘汝珍、曹福林等率部起义。再加上王耀武等投降将领的“现身说法”，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促使蒋对刘氏兄弟更不放心了。
曹福林是刘汝明的儿女亲家。刘的儿子刘铁钧（时任刘部第三五五团团长），是曹福林的女婿。曹福林当时任刘部第五十五军中将军长。就这样，凭着封建的家族关系，刘汝明牢牢地掌握着手下的两个军。至于另一个军——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也是老西北军。
蒋介石对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这三位淮海地区的西北军头面人物，虽然心里很不信任，但当前又在用人之际，故而将他们召到南京，又是亲自接见，又是出面宴请，极力加以拉拢，并要他们发表通电，公开表示拥蒋###，效忠“党国”。可是这一切作用并不大。很快，冯治安的两个军倒戈相向，孙良诚也“叛变投共”，现在只剩下了刘汝明第八兵团的两个军，处在蚌埠这个战略要点上。
蚌埠这个地方，为淮河要冲，是水陆交通枢纽，“油水”很大。刘汝明很想把蚌埠的捐税抓到手里，并贩运粮食和煤炭以赚大钱，故而驻防蚌埠后，把兵团部安在蚌埠市内，很想兼任蚌埠的警备司令之职。谁知蒋介石却将此“肥缺”委给了资历比他浅、军衔比他低的李延年。更为气人的是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并不驻在市内，而是驻在蚌埠外围。这不是明摆着对他刘汝明不信任吗？
为了防止刘汝明率部“叛变###”，蒋介石及徐州“剿总”还常常有意地把刘部的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分割使用，不让其靠在一块。这使刘汝###头更为不快。战略要地固镇落入“###”之手，南京盛传刘汝明弃守固镇与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有关。蒋介石虽然抓不住把柄，不好对刘汝明下手，但他心里清楚这明摆着是刘汝明保存实力、不肯卖死力作战所致。
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心中骂道：“娘希匹！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手下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分子，无耻小人，害得我好苦！”按他过去的习性，早就把刘汝明等撤职查办了。但是且慢，现在部队大量被歼，手下可遣之将屈指可数，可调之兵越来越少，怎能贸然对刘汝明等人下手呢？何况他手中握有一个兵团的部队，操之过急，难免生变，如他真的投共，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军心民心上，损失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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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通款曲（9）
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决定先采取“软”的一手，来个怀柔政策，诱以物质，给刘汝明一点甜头尝尝。
说来也巧，蒋介石得到报告，刘汝明兄弟正在张罗给住在上海的母亲做寿。这不是示以“恩宠”的难得机会吗？于是蒋介石立即备了厚礼，派专人到上海给刘母祝寿。
消息很快传到前方，刘汝明兄弟受宠若惊，心理的天平又向蒋介石倾斜了。兄弟俩经过商议，给蒋介石发了一份感谢电，肉麻地说：“总统日理万机，尚顾及慈母，恩情重于泰山。职忠贞不贰，效命国家，衔环结草，以报厚恩。”
不过，“二刘”也不是傻瓜，电报归电报，“效忠”云云，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至于行动嘛，还是左顾右盼，两面不得罪，保存实力第一。
宿县解放前，刘峙曾命令刘汝明派一个师接防。刘汝明口头上答应，却迟迟不见行动，还愤愤地说：“如果要我派一个主力师接防，我这个兵团还有什么作战力量？我的一个师被邱清泉拉走，结果被###全歼。他们老是想宰割我这个部队，真岂有此理！”
黄维兵团即将被歼之时，蒋介石多次电令刘汝明火速派五十五军掩护李延年兵团前往解围。刘汝明假装部署，但迟迟按兵不动。我军对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发动攻击，蒋介石电令刘汝明援邱救孙。刘汝明又虚与委蛇，表面上派出部队，但一遇我军阻击，掉头就跑，一下子逃到浍河南岸，使我军轻而易举地解放了固镇这一战略要地。
对于刘汝明救邱、救孙、救黄不力，一再贻误战机，李延年大加指责，说：“刘汝明保存实力，不听调动，大敌当前，胜不相庆，败不相救，我军焉有不败之理！”
蒋介石也大发雷霆，派政工局局长邓文仪赶赴前方，追究刘汝明的罪责。刘汝明早知来意，除了百般解释、推脱，还向邓文仪演出了一幕“打假仗”的滑稽戏，以作搪塞。
有一天，刘汝明对邓文仪说：“固镇乃津浦路上枢纽，战略要地，我一定要从###手里夺回来，请邓局长和我一起到前方督战。”
邓文仪也想看个究竟，遂和刘汝明一道乘铁甲列车抵达浍河南岸。
前线指挥刘汝珍，向其兄刘汝明和邓文仪煞有介事地报告说：“主攻部队为一四三师，兵力配备以四二八团为正面主攻，强行通过浍河大铁桥，进占固镇车站；另以一部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渡浍河，进攻固镇；以四三七团渡过浍河后绕到固镇以北，截断###退路，阻击其增援部队。”
刘汝珍不愧是正规军校毕业生，纸上谈兵，说得头头是道。邓文仪干的是“政工”，对军事完全是门外汉，边听边点头，称赞刘氏兄弟指挥有方，部署得当。他哪里会想到这是“真戏假做”呢！
战斗打响后，刘部伤亡惨重。刘汝珍灵机一动，又假造战报，谎称已占领固镇，其实是解放军主动放弃固镇。邓文仪闻讯后，喜不自胜，自诩“督战有功”，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功。邓前脚刚走，“二刘”马上将部队偷偷撤出固镇，并将浍河以北的部队统统撤退到南岸，让出了大片阵地。这为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和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东军区敌工部部长刘贯一闻悉这些情况后，高兴地说：“刘汝明的做法，客观上配合了我军的战略行动，应该给他记上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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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磨一剑（1）
王近山打电话请示邓小平：有无廖运周其人？邓小平批准了廖运周的起义计划，并要王转告：“廖师长在汉口的家属，我们今晚就叫地下党采取行动转移，请他放心。”
武英将杨振海稍作安顿后，又回到了作战室。
室内烟雾腾腾，气氛显得有点沉闷而紧张。当时摆在王近山、杜义德面前的是八个大字：真假难分，决心难下。
也许有读者会问：纵队首长是共产党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难道他们不知道廖运周是地下党员？笔者开始也这样认为。后来作了一番调查，才知道党内有个规矩：隐蔽战线上的人和事，即使是相当高级的党委和领导人，不让你过问你就不要过问，不让你知道你就不要知道，这方面的保密要求特别严格，尤其是秘密派遣打入敌营内部长期埋伏的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知之者极少。像廖运周这样身处高位官居敌方少将的地下党员，更是要严加保护，否则，个人的人头落地事小，对党的损失就大了。
王近山要贺光华和武英提供一些廖运周的情况。
贺光华说，他只听说廖运周过去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武英说，上次杨振海来送情报，晚上两人同睡一室，听杨说过廖运周本人及一一○师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些情况，虽然无从证实，但估计那不会是假的。
杜义德提出，就算廖运周真的有起义诚意，但在敌人四个主力师全力向我发起总攻的关键时刻，他要我们开一个口子，让出一条路，放他这个师过去后，再把口子封死。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敌人有飞机、大炮、坦克，如果一一○师过来后，其他敌人和他绞到了一起，或者乘他们过来后，也跟着一拥而上冲了过来，那该怎么办？
杜义德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场人员，继续说：“还有，即使廖运周起义是有诚意的，但一一○师内部，十个指头不会一般齐，很难保证没有极反动的军官。在起义过程中，万一廖运周控制不住部队，反动的军官乘机捣乱，煽动不明真相的官兵从背后向我军攻击，那时我们将面临腹背受敌、前后夹击的局面。前面，我们要抵挡疯狂突围的敌人三个主力师及其源源跟进的其他部队；后面，我们要对付起义部队中的不稳分子甚至哗变的部队。我纵只有四个旅的兵力，届时要对付如此严重的局面，恐怕很难！如果因此而使黄维兵团跑了，将会严重影响整个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