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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讨论境遇伦理学时，这本书讲了下面这则笑话：一伙武装劫匪闯入一家银行，命令顾客和银行职员靠墙站成一排，然后挨个拿走他们的钱包、手表和首饰。银行两位会计也在队伍中即将轮到被抢劫。一位会计突然把一样东西塞到另一位会计手里。那位会计小声问：“这是什么？”第一位会计小声回答说：“是我欠你的55块钱。”
作者用这样一个笑话来说明柏拉图的美德理论：在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天使，对哲学系系主任说：“我可以授予你如下三种东西中的一种：智慧，美貌或者1000万美元。”教授立马就选择了智慧。一道闪电过后，教授看上去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他只是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桌子看。他一位同事小声说：“说话呀。”教授说：“唉，我本应该选择要那笔钱的。”琢磨一下才知道，这个笑话要说的是，在天使授予系主任智慧之前，他笨得不知道应该要钱，所以智慧是得到金钱的前提，智慧比金钱更重要。
未来属于运算师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数学怎么还会惹恼人呢？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名叫奥利？阿申费尔特的葡萄酒爱好者开始印行一名为《葡萄酒极品》的时事通讯，预测每年的波尔多葡萄酒会有多好。阿申费尔特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依据的不是酒的味道或香味，而是数据。他认为葡萄生长期间波尔多的天气能准确地预报酒的价格。炎热、干燥的年份酒会非常好。专业品酒人士很不喜欢他的观点，骂他是蠢货、假内行。《葡萄酒观察家》杂志也因此停止为一切酒类通讯做广告。”
但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和管理学教授、《超级运算师》（Super Crunchers）一书的作者伊恩？艾尔斯（Ian Ayres）认为，阿申费尔特是正在改变着世界的现代统计侦探运动的先驱。他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马和火车头竞赛的历史时刻，直觉和经验专家一次次地败给数字运算。”那些掌握和处理数据的人将是新的经济世界的主人，艾尔斯称他们为超级运算师。《经济学家》说：“一流棋手每败给电脑一次，人类就死去一点。在这本书中，伊恩？艾尔斯解释了在很多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领域中，人的直觉和本领很容易就会被打败。已有的大量数据和计算能力使得自动化过程在诸多领域能够超越人类专家，比如给葡萄酒分级、写作电影对白和挑选书名。”
艾尔斯这本书的名字也是用数据运算来敲定的。他本来想给这本书取名“直觉的终结”，但用Google关键词广告随机挑选、显示其中一个书名做广告后，他改变了主意：“超级运算”比他原先挑的书名的点击率高63％。这比跟出版社的编辑讨论要科学多了，证明超级运算能提高效率和生产率。但计算能力的爆炸也给大公司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使他们能够诱惑或烦扰他们的顾客。找到消费者喜欢的商品或服务变得更容易了，读者还没想清楚的时候，亚马逊网站的电脑就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了。而汽车销售商也能用同样的数据算出如何把价格和贷款利率推至最高。航空公司在取消航班时，可以通过计算推测哪些旅客更有可能被其他竞争对手吸引过去，因而优先给他们安排重新订票。这种能力掌握在电脑手中，而不是售票人员手中。
艾尔斯先生预计，日常决策将变得越来越自动化，人的判断的作用将局限于为计算式提供信息。自动化决策不久将目睹其他职业经理、放贷员等职发生的变化：他们曾经收入优厚、职责重大，现在只是呼叫中心的接线员，重复电脑提示的句子，报酬很低。
“但统计分析无论取得了多少次成功，仍然会受到大量怀疑甚至仇恨。艾尔斯说，这是因为统计威胁到了各领域内的专家们的饭碗。但即使对很多非既得利益者来说，依赖冷冰冰的、冷酷无情的数字而非人的本能显得没有生气。艾尔斯想通过展示直觉是多么容易出错来消除人们的怀疑。”
他借用了一个包含10个问题的心理测验，问题包括马丁？路德？金去世时的年龄（39岁）、一架空的波音747有多重（18万公斤）。回答问题的人只需给出一个他90％相信是正确的范围。如果这10道题你估计的范围都涵盖了正确答案，说明你不够自信。因为要想给出包含正确答案的范围，只要把估计的范围说得特别大就行了，比如马丁？路德？金遇刺时肯定是在1岁到200岁之间。但几乎每个人做答时都太自信了，忍不住把范围限定得很小。人们总以为他们比实际知道得多。一般人能答对3到6道，只有不到1％的人给出了9到10个包含正确答案的数字范围，99％的人都太自信了。艾尔斯想借此说明人们都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了。阿申费尔特用数据推算后说1986年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会很一般，而帕克依赖他的专业技能预测说那年的酒会特别好。结果阿申费尔特的预测是准确的。但统计数字总是要由人去分析和使用的，应该无法全面取代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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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是否存在？
“9？11”到底是一起事件还是两起？可以说它是一起，因为它们毁于本？拉登的同一个计划，相距不远的双塔被撞击的时间只相隔数分钟。但也可以说是两起：南塔和北塔之间相隔一定的空间，是两座不同的玻璃和钢筋组合体，在不同的时间遭到撞击并倒塌。一起还是两起，这并不是类似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那样的问题，不同答案之间有35亿美元的差距。因为按照世贸大厦保险合同的规定，遭一起破坏性事件赔偿35亿美元，两起赔偿70亿美元。结果双方打起了官司，保险公司的律师说是一起——发生的是一场恐怖袭击。世贸大厦租户的律师说是两起——发生了两次倒塌。庭审时法官们对“事件”一词的含义发生了争议，官司打了近6年，最终协议是保险公司在赔偿了23亿美元的基础上又赔了20亿美元。这是斯蒂芬？平克在他的新书第一章讲的故事，意在说明语言学研究并不是一门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跟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再来看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头脑非常灵活，使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个复杂事件。堕胎是妇女控制她自己的身体还是终止一个人的生命？在伊拉克的作为是解放一个国家还是侵略一个国家？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词语问题。
53岁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时代》周刊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个人之一：“他能清晰、潇洒、幽默地传达复杂的思想，这是他的书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书在学术界激起的浪潮，他站在知识界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的最前沿。”
60年代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后天教育比先天更重要，这样教育才有改变、塑造人的可能。但1975年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书挑战后天论，他声称人类天生好战，男性倾向凌驾于女性之上等等。平克发展了乔姆斯基的天生语法理论，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本性。比如我们习惯于以空间的方式表达时间（“把会议往后推一个小时”）。但进化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人具有创造性，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修正我们的认知模式。关于决定论，他常提起的是他决定不能不假思索地做自己基因的奴仆，而是选择不要小孩，说明人还是能克服自私的想繁殖自己的基因的。
在新著《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中，平克说，通过研究语言可以了解思维的运作机制，就像研究微粒运动可以了解物理学定律。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一些内在倾向会妨碍对问题的讨论。比如我们倾向于对物体做整体化的思考，“货车要么是满满的，要么就是空荡荡，它会影响人们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如果我们说男性平均空间感知能力强于女性，人们本能地理解成男性是一边，女性是另一边，所有男性都强于女性。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像做统计一样想问题，知道平均的意思”。
我们本性上的局限还包括：我们无法理解知识产权，因为我们关于财产和偷盗的观念是建立在物质实体的基础上的。进化对我们来说不易接受，因为我们认为适应是个人一生中的行为，而不是一个物种数代间的行为。我们容易任人唯亲，因为我们关于群体的概念源自家庭和部落。语言不只是我们描述世界的工具，也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工具。所以有时我们用它不是为了交流事实而是过滤事实。“我们委婉地把贿赂说成献金，为游说者和议员保留颜面。我们把条约说得很隐晦，说得太清楚就没人愿意签了。大脑和心灵，物质和比喻，科学和政治，信息和含义，这是我们的两面性。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精神结构的限制。”总之，平克提醒我们，我们本性中的倾向使得我们容易在推理时出错。
平克的进化论语言观的问题在于，他所谓的进化而来的人性可能只是臆测，由一些特性的存在推测说，他们一定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优点。现在好像无论人的什么习惯做法都免不了被用进化来加以解释，比如交通暴躁情绪，利他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人类语言的用法是事实的存在，其由来无从追究，我们老老实实遵从就是了，否则就会出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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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你的经济学家潜质
如果让在选择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还是海地首都太子港下馆子，你会选哪个？瑞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海地是最穷的国家之一，答案好像很明确——去瑞典吃驯鹿肉丸子！但《发掘你的经济学家潜质》的作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认为这样做并不明智，这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吃驯鹿肉。
考恩认为，如果去某地方只是为了享受美食，应该观察相反的指标。“窗户上的铁栅栏和篱笆上的铁丝网，不管对居民和你本人的安全来说是多么不妙，但都是美食的标志。”他解释说，收入的不平等使那里有很多廉价劳动力生产和制作食物，也保证了那里有足够的对饮食有要求的有钱人。
考恩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是网上最好的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的创办人之一。《经济学家》杂志指出，考恩这本书跟其他通俗经济学读物的区别是，“它揭示的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及如何采取实际步骤予以改进。如果你不知道考恩先生是位经济学家，你可能会以为他是位心理学家。他描述的经济学跟数学和利率无关，是米塞斯所说的‘选择的逻辑’”。考恩说，发掘你的经济学家潜质的关键是搞清楚别人的动机，然后相应地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
钱并不是决定人的基本因素，因此金钱刺激有时会起反作用。比如，为了让孩子帮你洗盘子，该不该答应付钱给他？考恩曾经用钱诱使女儿洗盘子，结果她洗了三四天之后就不愿意干了。“你跟她解释说洗盘子是家庭责任，她也许不会听从，但至少她会感到那是她的义务。如果付钱，她的动机就变了，父母成了老板，而不是值得效忠的目标。”为了同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