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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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概览-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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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时期,王弼力矫汉儒“以象求理”的弊端,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观点。他认为,“象”只是用来“存意”的手段,人们不必拘泥于具体的“象”。他专讲《周易》的思想,力废象数。

  然而,唐代陆德明的《经点释文&;#8226;周易音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等,则特别多的保留了汉代“易学”成果,成为后人研究“汉易学”的重要资料。

  宋代把“易学”研究推到历史的顶峰。据《宋史&;#8226;艺文志》统计,“易类三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其显著特点是对《易》图的研究。《易》图指“河图”、“洛书”和“先天图”、“后天图”。

  他们在理学思想影响下,以“义理”释《易》,强调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涵义来解释卦爻象与卦辞、爻辞。主要著作有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

  元明时期,不但笃守程、朱遗说,而且进一步阐发其“图”、“书”与“性”、“理”。胡广“奉敕”编撰《周易大全》,主要采用了程、朱注本。这是一部作为科举取士用的标准读本,是明代儒生的必读之书。

  到了清代,古老的“汉易”复又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度出现“汉易”、“宋易”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调和两派“关系”,康熙命李光地等人“采摭群言”,编撰成《周易折中》,乾隆命傅恒等人编撰成《周易述义》,使“象数”、“义理”齐头并进,一起发展,把“易学”推向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同时,清儒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历代“易学”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人了解“易学”的发展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进入20世纪,“易学”研究越发火热,除了继续从“象数”、“义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探讨的著述,使《周易》在历史、文学、宗教、科技等方面,都得到广泛而深刻的阐述,拓宽了“易学”的研究视野。

  这一时期,以传统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主要有注释与考证两大类。前者有黄焕钊的《周易辅注》、沈竹祁的《周易易解》、杨树达的《周易古义》等;后者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白寿彝的《周易本义考》、王明的《周易参同契考证》等。

  民国期间,拈辛斋是最具影响的易学大家之一。他著有《易楔》、《学易笔谈》、《易数偶得》、《愚一斋易说订》、《读易杂识》、《改正揲蓍法》等七种,其学说贯通古今,集儒、道、释、耶稣为一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易学”体系。

  尚秉和则是以专门研究象数之学而闻名海内的易学大家,他著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等,对《易》象有独到的见解,深受学界的推祟。

  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运用西方思想和理论阐述《周易》的新思潮,“科学易”流派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版了一大批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周易》的论著。如沈仲涛的《易卦与科学》、《易卦与代数之定律》、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及《超相对论》、丁超五的《科学的易》、周永暮的《孔子数理哲学初稿》等。这些论著的问世,给传统“易学”注入了清新的空气,拓宽了《周易》研究新领域。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悄然兴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周易》热,各类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各级学术团体相继成立。上海、济南、武汉、福州、长春等地,相继成立了《周易》研究学会,山东大学创办了学术刊物《周易研究》。

  台湾、香港地区的《周易》研究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台湾成立了“易经学会”、“河图洛书学会”等,出版了《中华易学月刊》。

  在台湾众多的《易》类著作中,高明、徐芹庭合编的《六十年来之易学》和陈立夫、周鼎珩主编的《易学应用之研究》最具代表性。

  《周易》作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不仅在中国备受历代学者重视,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十七世纪起,《周易》就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与喜爱,尤其十八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根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寄给他的《易》图资料,发现了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奥秘,使《周易》在世界科学史上显示了出诱人的魁力。

  国外“易学”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如美国的“国际《易经》学会”、“《易经》研究会”、“东方文哲精华学会”、“《易经》考古学会”等,并出版了《周易网罗报》等。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上古祖先的声音《尚书》
《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史书。

  古人“尚”与“上”通用。“尚”即上古,“书”即记录在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也有“君上之书”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

  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8226;正说篇》中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尚书》所记始于尧、虞、舜,中历夏、商、周,终于春秋中前期的秦穆公,跨度1500多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是来自上古祖先的声音,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一、扑朔迷离话古今

  《尚书》成书于春秋末年,由孔子编纂而成。

  其时,正是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8226;孔子世家》)孔子深感不安,他一边搜集整理古藉,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一边讲学授课,把上述六种典籍作为教材向弟子传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一思想、令行禁止,他在李斯建议下,大举焚书坑儒。除医药、占卜之类的书藉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写、不是官家所藏之书,统统在三十天内焚毁。

  《尚书》自然难得幸免。

  当时,济南有个姓伏、人称伏生的人,曾在秦朝做过博士,有一部私藏的《尚书》。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偷偷将《尚书》藏在了家中的墙壁内。

  过了七八年,待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结束,“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史记&;#8226;儒林传》),其余数十篇朽折散绝,成了残文断简。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伏生就用这部不全的《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十分注重搜集整理古籍。他听说伏生有一部《尚书》,就派掌故官晁错前去搜集。

  此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进京,而《尚书》也早已破烂残缺。晁错只好住在伏生家中,由他口授讲解,自己一一记录。

  伏生所藏《尚书》是用什么文字写成,已不得而知,但晁错记录时所用文字却是当时通行的隶书,于是被称为今文《尚书》,成为官方定本,并通行于世。

  后来,一些传经者为使大家尊信,竟将今文《尚书》说成原本就是二十九篇。因为二十九取法于天象,即北斗星加二十八宿之数。

  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因扩建宫殿拆除孔子旧居,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古书,其中一部即是《尚书》。由于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字体书写,故称为古文《尚书》。

  所谓“古文”,其实就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赶紧将这些古书交还于孔子的后人孔安国。

  孔安国将古文《尚书》和通行的今文《尚书》比对,结果多出十六篇。顿时如获至宝,毕恭毕敬地献给了皇上。

  由于古文《尚书》语言佶屈聱牙、字体奇异难辨,一时无人通读,朝庭只好封压起来。

  直到成帝时,经学家刘歆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校出今文《尚书》脱简及异文若干,便向皇上建议推行古文《尚书》,可是立即引起众人不满,并由此暴发了一场今、古《尚书》之争。

  今文派继承了先秦诸子遗风,思以其道易天下,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研究其历史、政治;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留心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

  其间,古文《尚书》还出现了“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比较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因为该本没有“佚书”十六篇,只有同于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大家,先后为其作注,越发赢得了人们的尊信。

  西晋永嘉之乱,大量古籍流失,今、古文《尚书》随之亡佚。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突然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书写、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并序共五十九篇。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以《书》经的地位确立并流传开来。

  唐天宝年间,尚书郎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纠错多处。开成年间将改后的今文本刻在“唐石经”中,成为版刻本之祖。经学大家孔颖达,据此撰写了《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时期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期刻在《十三经注疏》中。

  从唐代起,开始有人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置疑,至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经元代吴澄、明代梅⑶宕秩翳澈突荻暗热说难厦芸贾ぃ詈笈卸ㄆ渲卸迤拔惫盼摹渡惺椤贰保翱装补笔恰拔笨状保帽臼簟拔笨妆尽薄5笨妆局兴4娴慕裎摹渡惺椤范似词巧讨芪南椎奈ㄒ灰糯妫羌涔蟮奈南鬃柿稀�

  二、与祖先的艰难对话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按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编排而成。

  按内容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于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

  第二类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主要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

  第三类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它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

  按文体可分为六种:

  第一种是“典”,即经典。如《尧典》,记载了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故奉为经典。有人怀疑《尧典》并非当时的记录,而系后人根据传说追叙而成;

  第二种是“谟”。“谟”的读音和字义与“谋”相通,“谟”即“谋议”。如《皋陶谟》,记载了舜、禹、皋陶等人彼此的问答、谋议政治的谈话;

  第三种是“训”,即教训、告诫。如《高宗肜日》,记载了大臣祖已教训商王的话;

  第四种是“诰”,即诰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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