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嘴八舌侯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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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八舌侯家事-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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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涉及到的段子有《关公战秦琼》、《改行》、《戏剧与方言》、《戏剧杂谈》、《夜行记》等等。还有一些可以很好地说明相声的规律,但并不完整的段落,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他讲,“喜剧有个规律,就是你把生活里正常的逻辑倒过来,观众就得笑。比方说:‘萝贝赛梨—辣了换! ’你要吆喝成‘梨赛萝贝—甜了换’,观众就会笑。卖白薯都说,我的白薯赛栗子。没有一个卖栗子的说我的栗子赛白薯的…… ”“另外,巧,巧到出奇,也可致人发笑。比如卖豌豆……”他学道:“‘豌豆哩,多给!多给了豌豆!哎,赛过栗瓤儿—!’你的柳活儿再好,学得再像,观众也不乐。但你要说它是音乐,观众就乐了。为什么说它是音乐呢?您听它的曲子是不是‘ 223…223…12332…16122—’这就是巧。其实这叫卖声谁都熟悉,但你就是没想到它是音乐。我这么一说,观众就乐了。”……我们这样儿聊了一会儿;侯先生忽然说:“我好像有点儿想起来了,我是到电影学院讲过一回课……”
  二
  2002年,我应邀参加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侯宝林诞辰85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大家的发言除赞誉他的艺术成就外,人们一再提起的地方就是他拜年和仗义疏财的事。这些故事每个都很感人,同时还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崇高人品。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贺健女士在发言中提到,她在到中央戏剧学院出任表演系语言教师之初,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苦恼,欧阳予倩院长就把侯宝林推荐给她。就这样,贺健便与侯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她就前往请教。而每次去,侯先生都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使她在教学中获益匪浅,取得不小的成绩。当时人与人之间是从不讲究请客送礼的。为报答侯先生,她想到了拜年。但是,她却不曾想到,她接连好几年前去拜年,竟没有一次见到过侯先生!原来,她去拜年时,侯先生早就走了。而每次他家里人的回答总是:他给别人拜年去了!
  侯先生究竟是到哪里?又是给谁去拜年了呢?
  全是他的恩人。
  这就要说到他给老舍先生拜年的故事了。
  在侯先生一生里视为恩人的人中,首推老舍。说到这里,就涉及侯先生一生的创作活动了。建国之初,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百废待兴的伟大时代。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一样,当时我们党在领导文艺方面的经验尚不十分成熟。极“左”的东西基本在左右着文艺活动的方向。相声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遇到了一次不应遇到的大劫难。
  有一次,曲艺工作者下工厂为工人演出,但在演出中,有两位相声演员虽然热情很高,但却拿不出新段子。结果在说老段子时,因其中有一些“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之类互相占便宜的语言,让工人群众很反感,当场便把两个演员轰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文艺界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关注。最后竟认为:“相声是以讽刺为主的艺术形式。现在是新中国了,你要讽刺,讽刺谁呢?”因而得出结论:“相声不适合新社会文艺发展的需要。”将这门艺术取缔了。这一来不要紧,一下使得许多专靠在天桥、西单或鼓楼等地撂地卖艺的相声艺人没了饭碗儿。严重时,有些艺人已经到了饿肚子的程度。
  为挽救相声于危难,以孙玉奎、侯宝林、罗荣寿等几位艺人为首,发起、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一成立,第一项任务就是怎样创作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新段子。然而,当时的相声艺人大多没有文化,让他们创作新段子自然有困难。为此,他们想到了老舍先生。不过,他们又怕老舍不同意,因为老舍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他会帮我们写相声吗”?最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老舍。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讲,当时老舍先生刚刚应周总理之邀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侯先生见到他后,讲了相声界当时的困难处境。老舍先生马上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以自己抗战时在重庆就写过相声,还说过相声为例,认为相声应该存在下去。侯先生等听了非常高兴,问老舍先生能否给他们写几个段子?老舍先生当即慨然应允,只要求他们挑几个老段子给他“参考参考”。 就这样,几天以后,老舍先生就为他们改编出了《菜单子》、《文章会》等几个新段子。 相声改进小组经过认真的排练,终于在西单游艺社演出了。那天,特别隆重。当时文化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几乎都来了。看过他们的表演后,才又收回成命,允许相声继续演出。相声救活后,老舍先生除给他们提出希望,让他们努力学文化外,进一步建议提高相声的品位,还将吴晓铃、罗常培两位对曲艺有研究的学者介绍给他们。侯先生对这一建议十分重视。自打见过一面后,便“粘”上了他们,常年向他们虚心求教。而这两位学者,在后来,甚至可以说整个后半生都与侯先生一道,长期地,而且是一贯地,倾心关注相声艺术的发展,并与侯先生成了莫逆之交。侯先生对能结识这样两位学者高师也深感荣幸,并对给他们牵线的老舍先生念念不忘。侯先生之所以每年必去给老舍先生拜年; 而且要行跪地三叩首的大礼,除因为当年老舍先生在救活相声方面给他们帮过大忙,恐怕给他介绍了吴、常二位大师和学者也是原因之一。对侯先生的大礼,老舍先生自然不能消受,所以年年都要上前用力搀扶,但每回都未曾拗过侯先生的一片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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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先生二三事(3)
对吴晓铃、罗常培也是一样。
  三
  侯先生的拜年,还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提及的。他除了给像老舍、吴晓铃、罗常培这些大人物拜年而外,还要给一些普通人去拜年。而且也是年年必去。比如,在侯先生的自传中提及的马三姐和晁师傅等,便是他每年必拜之列的两位。这些人可以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侯先生仍几十年如一日; 年年都去给他们拜年,而且每次去都要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接济。
  何故?
  说起来原因倒也简单。就是因为在解放前,侯先生正处于啼饥号寒的境遇时,他们曾伸手给过他以无私的援助。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鼓楼卖艺时,年龄尚小,常常说一天相声,挣的钱只够吃饭,而没钱住店。他只好到处“借宿儿”,即在收场子的时候,帮人家叠叠戏棚子。等睡时,把叠好的戏棚子往三条板凳上一搁,钻到里边儿就解决了睡的问题。这一招儿对付夏天还好办,可一到冬天就不灵了。戏棚子太薄,只能去租棉被。他挣的钱少,常常老欠着租被子的钱。那家人姓马,是回民。他一没钱住店,就只好去找马家租被子。时间一长,欠的钱就多了。那位被他称为“三姐”的人,见他人小,又守信用,常常背着她爹把侯先生的被子钱免了:“我爹要问,你就说给我了!”年幼的侯先生一直心存感激。这件事说起来不大,但侯先生却终生不忘。对晁师傅也是一样。晁师傅对侯先生的帮助用现在的眼光来说,就更小了。他就是每天晚上散了场,都到晁师傅那儿去买“两面焦”。所谓“两面焦”,就是用棒子面或小米面烙的饼子。当时侯先生虽然个子不大,但肚子里没油水儿,吃的特别多。他要在晁师傅那里买着吃,就只能买四个,吃不饱。晁师傅就让他敲面铺的门买一点面回来,给他用剩火烙。这样儿,他就能吃五个,他就可以吃饱了。侯先生对此也是终身不忘!“没有这些人,哪儿有我侯宝林呢?”所以,侯先生除给一些诸如老舍等曾为救活相声做过贡献的人拜年而外,就是给像马三姐和晁师傅这样儿的人去拜年。
  对此,曾有人说他这是“四旧”。但侯先生从不这样儿认为。他在自传中说:“我没念过书,没有从书本上学来的什么‘无产阶级道德’之类的学问。但我从戏词里和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受人家滴水之恩,就当涌泉相报’。这些朴素的道理。我觉得做人就应当这样,我就这样去做……”从而,他不仅没受“四人帮”那套歪理的影响,反而一直这样儿坚持做了下去……有些人生活好了,像晁师傅,觉得到酒铺喝二两就是他晚年的幸福。侯先生就陪他去喝二两。对马三姐也是这样。经济上不需要帮助了,那就过年去看看她。一个人对过去给自己帮助过的人,给予一些报答并不难。但年年如此,永生不忘,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恩图报的问题,而是做人的崇高境界了。而侯先生就是一个具有这样境界的人。另外,相声界乃至曲艺界曾受过他无私接济的人就更多了。侯先生是一级演员,这在当时收入应该说是很高的了。但据耀文和侯錱说,他们小时侯生活并不富裕。侯是侯先生的爱女,但却很少穿新衣裳,穿的竟是哥哥们穿小了的旧衣裳。但在接济别人时,侯先生却从不吝惜。先生在世时曾有人撰文褒扬过他的这种品质。但他对此却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如此。大凡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很多都是这样儿的。这是旧社会给我们逼出来的。我们不那样互相帮衬,就活不下去……”我以为,他最终能够成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和领军人物,除了他本人具有天才和勤奋这些条件而外,那就在他的人品了。否则,他断乎是不会有这样崇高的威望的。
  侯宝林先生的人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说观众永远是他的衣食父母,而观众,则永远认为他是人民所喜爱的优秀演员。
  侯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四年了,但他却依然而且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7年9月5日修改
  

父亲和土簸箕的故事
侯耀华
  记得那前儿家里有个土簸箕,用了很多年那种,用破了就用铁皮补上,再破再补,再破再补,最后,那土簸箕沉的拿不起来了,都是补的铁补丁。我呢,就趁我父亲有一天不在家,把那个土簸箕,连带一个分叉掉了毛的笤帚,全请入垃圾堆了,心想:终于给他哥儿俩处理了。
  晚上等我父亲回来,看他特美,眉飞色舞地跟我说:“你看,人要是勤谨,就是有好处。嘿!我倒土多走了几步,就看见这个了!一笤帚还有一土簸箕!还挺好!我就给拿回来了!”
  !您猜怎么着?我父亲愣是把我扔的那哥儿俩又给请回来了……
  当时弄得我哭笑不得。但是这事呢,体现了像我父亲他们这一辈老艺术家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们都要好好学习,可别把这种好作风丢了!
  2006年10月11日
  

在侯宝林先生身边的日子(1)
于连仲口述  于雷执笔
  1952年我和弟弟于春早参加了东北军区文工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兵。我们那时表演的节目都是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排练的新相声,如《贾博士》、《思想改造》、《婚姻与迷信》、《一贯道》等解放后的优秀作品,在深入基层为连队战士演出时十分受欢迎。部队首长也对我们很重视,还下达了新的学习任务:让我们回北京去找侯宝林先生学习,为期三个月,学习三段相声。
  我记得大概是1954年5、6、7三个月。那时天气很热,我和于春早、刘祖法来到了北京宣武区香炉营五条8号侯先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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