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各种。同学们听到我们这样窝囊便又笑话我们：有福消受不起。最令人恼火的，有时她们还会跑到我们寝室门口大声地叫：“走出来，我的男孩……”
久而久之，司空见惯了，我们的腰也直起来了，女孩不再惊奇地望着我们。每当我们走在走廊上，很想风度而潇洒地甩一下头，却发现女生的寝室门都是关着的。于是，我们六位仁兄，引吭高歌：
“……走出来，我的女孩……”
青春没有规则
人性的虚荣提醒人们，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别再以为它是好的，姑且认作它是酸的又何妨？
洋是我大学里的同学。很难相信湖南小乡镇能飞出这样一只凤凰，洋的形象颇容易让人对湘土风情产生某种神秘的想象。
洋是寝室里最后一个抵校的，那天我们几个早到的正各自静静地吃着晚饭。虽来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不同角落，却没进行什么信息交流互补，许是不愿，亦或不屑。别系有人评价说：“中文系的人大多且孤且傲，文人相轻一说似乎过早体现出来了。”对此我没有过多惊诧，几天来虽同处一寝室，却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洋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闯进房门的。那天是报名的最后期限，我边吃饭边看着最后一张空床，琢磨这最后一名室友将是何等模样。洋便踹门冲了进来。
“嗨——你们好！”洋身着黑裙，拖几个大大小小的旅行包，大声嚷着，脸上热烈地绽放着红晕。恍然一团黑焰的火。
我当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为她的奔放热烈。要是你正习惯于南极的冰寒，而突然出现一团火，仿佛要将你烤化，我相信你的表情也会和我一样。事实上，我已发现其他几名室友也呈现出类似的神情了。
洋毫不介意地仍大声笑，解开旅行包拎出一袋又一袋东西，全是家里做的小吃。大家便也都活跃起来，边吃边客套地寒暄，问长问短，倒也难得。洋仿佛携来了一股暖流，在屋内冷空气中来回穿梭搅动，尽管这股暖流何其势单力薄。其他人每张欢笑的脸背后能没有应酬与敷衍？
洋能歌善舞。当晚她冲凉后回寝室，就穿着简朴的睡衣跳起了家乡舞，轻柔的手臂起伏舒展，颇为优美。
广州女孩打断洋，问：“会跳现代舞吗？”
洋边舞边摇头。
广州女孩打了个呵欠，说：“不会现代舞怎么行？你这种舞太土，泥巴味重。”
洋红了红脸，笑笑也就上床去睡了。
洋仍然每天唱山歌，跳家乡舞，甚至热情地要教我们。这种盛情已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大家在难却之时便有些手足无措，背后颇有微辞。
洋向辅导员自荐说要当文艺委员。班干部在大学里的地位举足轻重，谁都知道这一点，谁都不是傻瓜。中文系的女孩历来人多数众，个个都挺瞧得起自己，文艺委员一职也炙手可热。辅导员宣布鹿死洋手的那天，班上一女孩站起来考洋：你知道卡拉扬是谁吗？
我知道底下一定还有女孩要问：你懂高雅音乐吗？懂艺术摄影吗？懂怎样跟上衣饰时尚吗？懂怎样鉴赏梵高和达·芬奇吗？
总之一句话，洋压根儿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那次班上组织看《霸王别姬》，回来有人问洋感觉怎么样，洋脱口而出：很棒！那么惨，我都哭了。
大家默然。“哭便是评价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吗？”一北京女孩冷冷地抛出一句。
洋从一个穷乡僻壤考上这所名牌大学所付出的功夫和努力可想而知。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进中文系，舞文弄墨绝不是洋的强项。洋曾对我说，很小的时候，有人给她算过命，说她日后会成为一小说大家。她说这话的时候，满脸是庄重、虔诚和自豪。我听了只是笑笑，不知道我这笑含有多少不经意的讽刺。
洋的文艺委员当得很辛苦。洋说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活跃一些，浪漫一些。又说中文系的学生必须学会跳舞，既为娱乐，也为日后的工作。洋组织班上开了几次舞会，“吁请”女生手把手地教男生，权作“扫盲”。结果每次均不欢而散，女生对如此接触异性毫无兴致，甚至抱怨洋这种毫无意义的频频打扰。于是每次几乎就只剩洋在那儿一个一个教，孜孜不倦的模样，接着喉咙便哑了几天。而我们班的女生人数以极大优势超过男生，于她们而言，其他女孩的美丽对自己除了刺激，很难再有其他。洋想在中文系立足吗？且看你的笔杆子摇得如何，其余一切免谈。
洋身旁环绕的男孩之多令所有正常心态的女孩望洋兴叹。然而洋一直是座铜墙铁壁，任男孩火力再猛，也无法攻陷。洋说，她是为了心中从小对自己的承诺。我暗想，洋的承诺难道就来源于某个算命先生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吗？
我无法理喻洋的执着。我不否认我怀疑洋这份执着的盲目。
日子悄悄地滑过。许多男孩早放弃了追洋的这段梦想，纷纷放眼校园。他们对洋日益的成熟与美丽抱以静观默视，似乎不再起一丝波澜。人性的虚荣提醒人们，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别再以为它是好的，姑且认作它是酸的又何妨？
一群男生和一群女生在这种情形下达成了对洋的共识：洋只是刘伯温笔下的柑橘。时值班干部改选，民主投票，洋只得到了个别男女生的支持。新文艺委员来自无锡某富得流油之地，时髦新潮，迪斯科跳得疯狂之极。
洋于是缄默起来。寝室里没有了昔日爽朗愉悦的欢笑，安静了许多；新任文艺委员也没有什么新举措，文艺活动骤然减少，大家反而觉得清静安定，于是又井然有序地生活下去。
班上同学已将洋渐渐忘却。个人在宇宙中何其渺小，个人没有永远，地球却一直转着。即便伟人也不可能时时被凡人惦记着，可况早已不是公众人物的洋。洋每日回到寝室便独占一隅，要么捧着英语字典，要么捧着美学、哲学专著，页码一天一天地往后翻。一副耳机隔开了她和寝室的一切。质量不太好的耳机里隐隐约约飘出了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乐。
后来，洋不常在寝室里呆了，拎个书包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典型的孤军作战风范，也不知去哪。
我们终于觉得洋日渐陌生起来。这种陌生却又来自于洋在渐渐地向我们靠近。
日子又不知不觉地溜走，洋不知不觉地再次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原因是一些报刊上出现了洋的文章，这不啻是颗炸弹。大家搜罗这些报刊，认真研读洋的每个字，然后有人认定斧凿之痕太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洋手中握有一沓报刊掌权人的名片。但不管怎么说，洋的一举一动毕竟重新牵引了大家的视线，被视作孤高的缄默也成了洋脸上的一块黑纱，使洋的面目影影绰绰，平添几分神秘。
有几次我在自修教室看见了洋，仍独占一隅，桌上一大摞借来的书。惨白的灯光倾泻在洋身上，便感到洋越发显得陌生。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在闹市区闲逛，蓦然发现了浓妆艳抹、肩披红绶缎带的洋，身处一大群妙龄少女之间，行进在大街上，散发着某种化妆品的广告宣传单，一脸的灿烂。洋显得很快活。
洋真的很快活吗？我以一种留恋的心情想到第一次打照面的洋。
“这些营销小姐好漂亮，还是大学生哦。”街上有人议论。
还有同学来说，在校外的舞厅里遇见了洋，说洋技压群芳，光芒四射地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
说话者是一副惊奇艳羡之色，而我能想象洋身着一袭黑长裙，在舞池中旋转、旋转，飘舞的长裙将洋的心绪摇曳得纷纷扬扬。
擦鞋的朋友
我敢说那天中午我们是整个餐厅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时髦的女孩与一个擦皮鞋的男孩坐在一起啃着鸡块，也许我自己见到也会吃惊。然而他的安详感染了我，在各种目光和窃窃私语里，我终于也安详起来。
他是个擦皮鞋的男孩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在解放路繁华的大街上，常常有他流动的背影和快乐的歌声。
那天中午，我出去吃饭，又见到了他。他照例坐在人行道旁，埋着头，正在替人擦皮鞋。在初春的阳光下，他显得单薄而瘦小。
我在他身边停下来，他抬头见是我，立刻笑了，“你怎么会来呢？”他问。
“哦，我去‘肯德基’吃饭，路过这里……”我不假思索地说。他点点头，手脚麻利地收拾好他的小摊子，然后，拍拍身上的灰尘，说：“走吧，我们一起去——‘肯德基’。”
我很难堪，然而他向前走时的快乐阻止了我想拦住他的冲动。“肯德基”就在不远的地方，只走几步就到了。他推门进去，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明显发育不良的瘦小的躯干，裹在破旧且沾了油污的衣服里；一头乱发盖在他同样沾了油污的额上；他穿着一双落满了灰尘早已走了样的破皮鞋，就这样站在明亮干净的餐厅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然而他却笑着，仿佛无视这些目光的存在。他踌躇了一会儿，转头问我：“怎么点呢？我从没来过这儿。”
我醒悟过来，越过他走向柜台，却被他拦住了，“我请你，真的，我请得起。”他挺了挺他并不强壮的胸膛，脸上露出一种庄重的神情，然后走向柜台。他研究了那张价目表，向那个吃惊但仍然微笑着的小姐说：“请给我两份套餐。”他彬彬有礼，如同一位绅士。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他从怀里掏出钱。那些皱皱的小票，被他细心地理过，整整齐齐的。他一张一张地数着，在众多诧异的目光里，郑重地把钱放在柜台上。
我知道他擦鞋的价钱，知道他平常的午餐是两个包子加一杯清水，也知道他在那家小旅馆里住一夜是两元钱，我还知道他过年时只给自己买了半只烧鸡……
他站在柜台前，带着些许好奇打量着面前的一切，脸上是宁静的笑。我忽然想起我们初识时他站在我面前，那不加掩饰的既好奇又渴望了解的表情……
我敢说那天中午我们是整个餐厅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时髦的女孩与一个擦皮鞋的男孩坐在一起啃着鸡块，也许我自己见到也会吃惊。然而他的安详感染了我，在各种目光和窃窃私语里，我终于也安详起来。
在快吃完的时候，他忽然说：“以后，别跟人说你有一个擦皮鞋的朋友。”
我吃了一惊，问他为什么。他低着头，拨弄着色拉，良久才说：“人家会笑话你的。”我的泪一下子涌上来了。而他，慢慢地抬起头，看着窗外。泪眼朦胧中，我看见他眼角那一抹宁静的笑。
此后，在很多个日子里，我都会想起那个瘦小的身影，想起他站在那些目光交错而成的网里的宁静的微笑。每当这时，我都情不自禁地说起：“我有个好朋友，他是擦皮鞋的……”
选择坚强
真的，我们也只有选择坚强，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做自己命运的酋长。
记得在一本杂志上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外国记者去采访一位胜绩显赫的拳王，记者问他道：你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如果让你在金钱、权力、美女之间选择，你将如何办？拳王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你所说的这三个选择很具诱惑力，但若真让我选择的话，我将选择坚强……
记者问他为什么？拳王说金钱、权力和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