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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怕碰见老同学，我一出校门便钻进一条很偏僻的胡同，左转右转来到一条离学校很远的大马路，安安心心的吃了碗牛肉面。虽然这里的牛肉面一碗要5块，够在兰州买两碗，也未必正宗，但我仍然吃得很开心，中间还喝了瓶啤酒。酒足饭饱之后，不敢在外面停留太久，宿舍那里还是放心不下，况且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尚未准备。在商品经济中，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不知道这是不是*说的，这句话适用于资本主义，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今天是学校开学的日子，新学期，新气象，一切都要换新的，水杯饭盒脸盆无一例外。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市场啊，许多商家干脆把摊子拉到学校门口的马路上一字摆开，之间虽然相互竞争，却没有人肯在价格上让步，尽管他们的价格比别的地方要高出许多。我这个人比较爱面子，尤其不喜欢和人讲价钱，明知道他们漫天要价也只好任人宰割。口袋里的钱被人宰得差不多了，把买来的东西都放到脸盆里，端着脸盆回到宿舍。宿舍里很整齐的放着十二个枕头，但却没有人，我本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又担心留在宿舍会让别人觉得不放心，把脸盆锁进柜子后也下楼了。我想在校园里转转，熟悉一下环境，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沿着宿舍楼前的水泥路一直向南走，是几幢毫无特色的教学楼，这也难怪，没有特色差不多成了学校的特色。教学楼前面是办公楼，办公楼门口正对着学校大门，为了方便教师上课，在办公楼后面又开了一扇小门，看得出来，老师们很喜欢走后面那扇小门。绕着办公楼转上半圈，看到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一个设计的还有些特色的餐厅。餐厅共上下两层，特殊之处就在于有一面墙并非垂直于地面，而是保持一个角度倾斜在地面上。那面倾斜的墙壁仿佛学校的名片，经常出现在学校的各类宣传上，我在县电视台的教育频道上见到过几次，今天身临其境却怎么也找不到摄影师所站的角度。餐厅门前是一个小广场，广场边的长椅上坐着许多人，热闹非凡。我正要离开，却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听声音已知道又是赵小帆，循声望去，果然，赵小帆就在不远处，旁边还有张建磊、郭宝山、陈方等人，都是初中时的老同学。毕竟是老同学，我不忍扫大家的兴，很自然地走到他们旁边坐了下来。
赵小帆说：“李朝阳，找到宿舍了吗？”
我说：“嗯，都准备得差不多了，第一次住宿舍，有些不太适应。”
没等我说完，张建磊就抢着说：“李朝阳，你是正取生吧，我记得初中时有一次县竞赛你是全县第一名，咱初中的老班也曾说你至少能考个一本，小小的高中，自然不在话下。”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尽管我知道它必然会发生。张建磊说的没错，我初中时的班主任是曾在课堂上说以我的聪明程度至少能考个一本，我也从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至少在考试这方面。然而，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我在中考就栽了，比高中的录取线差十几分，让家里花了几千块钱。我一直回避老同学，就是怕他们谈这个话题，既然已经谈到了，撒谎的话又担心他们中有人知道内情，只好照实说：“不是，我没考好，差了十几分，让老爸花了几千块钱。”
陈方笑道：“彼此彼此，看来大家都一样，连朝阳哥都不能幸免。”
我惊异地看着他们说：“怎么，你们也都是择校生？”
他们都没有回答，这就是回答。
我的秘密既然已经被捅破，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了，反正是老同学，正好坐在一起聊聊，也许过了今天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这些昔日里朝夕与共的同学，自从中考结束后就再没见过面，这次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我们一起回忆那些在一起的日子，虽然那时候天并不是很蓝，日子却过得太慢，对于寒窗苦读的我们，形容日子只能用“熬”，终于，熬过了中考。现在，又要接着熬高考。之后，大家很自发的介绍自己这两个月里都做了些什么，有人进过工厂（说是去体验生活），有人进过班房（因为焚烧秸秆），有人外出旅行，有人宅在家中，喜欢上网的每天泡在网吧，喜欢睡觉的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当轮到我时，我只说：“也没做什么，就是读点书，偶尔去河里洗洗澡、钓钓鱼、捉捉虾，或是到河边看别人洗洗澡、钓钓鱼、捉捉虾。”
当我们都还陶醉在回忆里，郭宝山的一句话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中，他说：“诶，你们知道吗，听说我们学校今年招了三千多人，正取生只有八百人。”
这句话从郭宝山口中说出来应该靠谱，毕竟他老爸是中学的老师。还别说，如果不是郭宝山说起，我们还真不知道这情况，我们只以为没有被录取是因为考试考不过别人，谁曾想是人家根本不愿意录我们。于是乎我们的情绪开始亢奋，各自说着自己的口头禅，还觉得不过瘾，赵小帆站起来说：“他妈的，起步价就是两千，一分二百，这不是抢钱吗！”
陈方接着说：“谁说不是啊，两千多个人，哪个不得交几千块，两千多人一共是——是——一千多万啊！”
陈方显然被自己算出的结果吓了一跳，眼神中仿佛在问大家：我没算错吧。这大概是我的经历中听到的最大数目的一笔钱了，我惊讶道：“一千多万啊，那得怎么花啊？就算我们的校长天天逛窑子也用不完啊。”
赵小帆接着说：“我们的校长是有责任感的，虽然他没有社会责任感，但家庭责任感总还是有的，所以他是断然不会花完的。”
郭宝山不愧是来自书香门第，说起话来总是文绉绉的，他说：“这也怪不得校长，现在政府不是喊知识经济吗，这也算是发展教育产业吧。”
陈方接上去说：“产业个屌啊，照这么说随便砍死个人都是为了计划生育，那也是有政策引导的。”
在我的印象中，陈方是很少这样说话的，他很随和，很礼貌，玩笑都很少开。现实就是这么的无奈，无论我们对这个规则多么不满，我们都必须选择接受，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没有选择权，我们只有选择接受的权利。
短暂的沉默，长久的灭亡，因为我们没有勇气爆发。我在短暂的沉默中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但又不敢确定，就用手指着那个身影说：“那不是。。。。。。。。”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郭宝山接上去说：“没错，就是他，周建波。”
其实，周建波在人群中还是很好辨认的，就好比把一个鸭蛋放到一堆鸡蛋中，不仅个头比别人高出不少，就连皮肤也不像我们种田人家的孩子那样黄中泛黑。周建波一米八多的身高，却有着比宰相还要大的肚子，如果再有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营养不良，他完全可以站出来说不。周建波也是我初中时的同学，是当时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学校里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故事。周建波的爸爸是我们县的一个局长，局长夫人是法院的副院长，尽管如此，周建波却不似别的官二代那样蛮横跋扈，这一点极为难得。周建波曾对我们说，他的大伯在县委，他的舅舅在检察院，他的姑父在反贪局，他的姐姐上完高中留学新加坡。还曾说他的一个什么的什么的什么在北京，好像还和中央扯上点关系，当时我们戏称为：民熊熊一个，官熊熊一窝。他也没有生气。在初中，周建波的成绩一直很稳定，但因为成绩差的都陆陆续续辍学了，他的成绩也就慢慢沉到了底部。然而，有一次，在他爸爸的要求下学校同意让他补考，他竟奇迹般的冲进了年级前五十，惹得他爸爸龙颜大悦。我们因为没有做局长的爸爸，所以也就没有享受补考的资格，我们曾私下问他补考走的是什么程序，他对我们说补考就是把我们做过的试卷再重新做一遍。临近中考时，周建波的爸爸向我们的班主任承诺，如果能让他的儿子考上县重点就送给班主任一辆桑塔纳。暑假时我在街上遇到过班主任，发现他骑的依然是他那辆自行车。
我还在脑海中搜索关于周建波的记忆，郭宝山接着说：“建波在十八班，今天吃午饭时碰见他了，听他说他比录取线差一百多分。”
陈方说：“一百多分啊！那得花多少钱啊？”
郭宝山说：“也没花多少，也就是一顿饭的钱。”
陈方说：“一，一顿饭？”
郭宝山说：“对啊，就一顿饭。校长不给咱们的爹妈面子，总得给局长面子吧，再说了，人家北京不是还有人吗。”
周建波并没有看到我们，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真羡慕他有一个做局长的爸爸。
吃过晚饭来到教室，教室里已经挤满了人，有的还三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这并不让我感到惊奇，因为我在初中时都是四个人挤在一张桌子的。我随便找个位置挤下，还好周围的同学并未把不满付诸行动，我也就装一回糊涂，心安理得的坐下。教室里很吵，仿佛我们乡下的集贸市场，只觉得耳边七嘴八舌却也听不出什么章法。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热闹，环顾四周并未发现一个认识的同学，便埋头趴在桌子上。没过多久，感觉有人拍了我一下，抬头看看原来是同桌，我们相互问了名字以及来自哪个乡那所中学，这样就算是认识了，他叫李军，另一个叫杜远。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六点五十了，还陆续有同学往教室走，从还未撕掉的暑假前的课程表可以看出，晚自习是从七点开始的。过了七点，教室里依然那样吵，这也难怪，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以后有的是时间对自己要求苛刻。又过了十几分钟，教室里的吵闹声忽然停了，我想一定是班主任要来了，在校园里呆久了都会积累相当丰富的反侦察能力。果然，只是班主任并未直接进教室，而是从前门走到后门再返回来才进教室。我们的班主任叫王远定，学校为了我们不至于找错自己的班级特意在每间教室门口贴上一张班级花名册，并在上面标上班主任的名字。王班主任的老爸在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可能就寄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一名园丁，看来王班主任并未让他老爸失望。王班主任走进教室后，先站在讲台上向下看了几眼，然后走下讲台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再回来，再绕到讲台的另一端，仍然是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再回来，一时间很让人莫测高深。也许是王班主任觉得装得差不多了，又重新回到讲台上，干咳两声后开口说：“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你们可能都知道我的名字了，我就不介绍了，我叫王远定。”
李军忍住笑小声嘀咕道：“班主任肯定不是教语文的，瞧他说那话也太没水平了。”
杜远接着道：“也未必，没准他是想幽我们一默呢。”
李军说：“瞧他那张脸，一本正经的，哪像是在开玩笑，我怀疑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幽默。”
杜远正要看班主任的脸，却发现班主任正在看他的脸，赶紧低下头默不作声。王班主任接着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新课本过几天才会到，我先告诉大家这几天的安排。明天，将由各个学科的优秀教师通过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