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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工作虽忙，婚后并没有要求李莎着重服侍他，做饭、买菜、洗衣这些家务，都是他们共同承担的。李立三还主动向她提出建议，希望她继续学习，再次报考大学。他说：“原来你的家庭负担较重，耽误了学习。现在我们生活比较安定，我可以支持你读书。你应该珍惜这个机会，一定要上大学。”李莎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他。这次选择专业，她就比较慎重了。李莎想，她的专长在文科，既然同一个外国人结了婚，就应该学习外语，首先是汉语。李莎打听到东方学院汉语系，但那是保密专业，不对外招生，只接收党团组织保送的干部。她父亲原是贵族，李莎对他只有模糊的记忆，他早已去世，却影响了她的阶级成分。在“唯成分论”的环境中好不容易入了团，但不能奢望保送上学。于是，李莎只能考进培养教师的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1936年9月入学，指定学习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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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公文包惹大祸
李立三在苏联被诬陷为“日本特务”锒铛入狱，丢失公文包是导火线。
1934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市委办公大楼内被来路不明的人开枪杀害，此后苏联掀起的“镇反肃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于1937年达到高峰。许多革命###、红军将领，一个个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谋杀集团成员”、“外国间谍”等政治帽子，锒铛入狱，举行公审，判处死刑。成千上万的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也以同样的罪名遭受迫害、监禁劳改，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共产国际驻苏联干部身为外国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柳克斯”招待所内的气氛日趋紧张。夜间经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楼道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咣当咣当”的枪杆撞击声。第二天清晨，又有几扇门上出现红蜡封条，又有一批人不知去向，在黑夜中失踪。逮捕“反革命”在“柳克斯”大楼一层一层地进行。楼下住的波兰、德国等共产党代表团几乎被抓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欧阳新、郭绍唐等同志也突然不见了……
李立三的神色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心事重重地对李莎说：“现在政治形势很紧张，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可疑的人，绝对不要和他们来往。”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李立三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报纸，寻找有关中国形势的报道。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这种热切的愿望使他夜不能寐，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回国申请。在许多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的形势下，李立三觉得他多年的期待将会实现了。没有料到，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一场灾难正在向他逼近。
1937年8月，李莎和李立三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突然接到康生的通知，说有急事找李立三。李立三赶回城内，康生交给他两封信，说要发往巴黎。收发信件本不是李立三的事情，但他把信收下，装进公文包，便去《救国时报》办公室，欲交给负责收发工作的于辛超。于辛超已提前下班，李立三只好提着公文包上车站，准备回家。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趁站台拥挤、秩序混乱之机，把李立三手里的公文包抢走。李立三立即向车站派出所报了案，又返回“柳克斯”向康生报告。康生拉下面孔，声色俱厉地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有意偷去，想掌握共产国际的机密。必须马上向苏联内务部报告。”
李立三那天晚上回家时，情绪十分沮丧。孰不知，在那些年代里，“丢失机要文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罪名，轻者要受到党内处分，重者则有可能被扣上“特嫌”的罪名。幸亏两天之后，公文包找到了。李立三喜出望外，从车站失物招领处领回，送到康生手里，让康生当面检查信件是否被拆看过。康生确认信件未曾拆封，便说：“这件事本没有多大关系，因信件内容不算保密。不过，你原说你被抢，现在又把公文包招领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老老实实向组织作个交代。”于是，王明、康生等借机大整李立三，通过开会，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王明又借机提出李立三是不是“勾结日本特务”，有意向敌人泄密等可怕的问题。
李立三和王明的旧怨新仇
王明和康生为什么同李立三过不去呢？据王明说，他同李立三在国内就有嫌隙。具体情况是，王明是中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届学员，因善于钻营，深得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局局长兼校长米夫的青睐。1928年在反托派斗争扩大化中立过功，当时的一千多名同学都被打成托派，只有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算是布尔什维克。毕业后，米夫派他回国，原本是想让他替代李立三，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研究后，认为王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锻炼，于是，派他去苏区工作，他怕吃苦，不去；派他到基层工作，在工作中被捕后，又泄露了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住址。党中央给了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决定：“若不悔改，便清除出党。”因而，一时得不到重用。
在国内批判李立三的斗争中，康生一击有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一个普通干部，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为找个安全地方，决定走王明的路。1933年7月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一头扎进米夫、王明的阵营中，紧跟王明的指挥棒转，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两人沆瀣一气，妄图篡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康生对王明竭尽吹捧之能事。特别是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得更加露骨。
当时，由于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只得由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作为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后，王明与康生共同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指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草拟的“倡议书”去找李立三签名，让李立三也作为发起倡议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都是在国内，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是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他严辞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向其他同志揭穿了这个阴谋。结果，这个倡议遭到多数人的共同反对，阴谋未能得逞。这就使王明、康生对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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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乘机陷害李立三
斯大林“镇反肃托”运动开始后，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是他们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领的时候，他们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开会议，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内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他们把曾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中###员，一个一个地扣上“叛徒”、“特务”、“汉奸”或“反党嫌疑分子”的帽子。同时，捕风捉影，对李立三进行诬陷。要求解除李立三中共代表团成员、《救国时报》负责人等职务，引起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反对。王明、康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诬陷李立三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就经过共产国际干部局于1937年９月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据一些知情人讲，苏联内务部从那时起就对李立三开始秘密监视了。
王明、康生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1937年秋，王明、康生正准备回国，李立三也申请回国抗日。王明坚持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中共领导人”自居，打算在中国推行自己的一套路线。李立三在党内的资历远远超过王明，且历来与王明有矛盾，此时此刻放李立三回去，如同放虎归山，对王明非常不利。要不让李立三回去，就必须找出新的问题来，因为李立三对过去的错误反复检查过好几年，已无法成为不准他回国的借口。公文包的丢失恰好给王明、康生提供了口实，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对王明、康生的诬陷，李立三坚持反驳，准备了一套书面材料及一块工作人的旁证，递交共产国际监委会。监委会于1937年10月5日开会，认为干部局提出李立三“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指控证据不足，需重新调查再作结论。11月间，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由王稼祥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同情李立三，支持他回国的要求。他于1938年２月初致信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信中写道：“李立三同志是‘立三路线’的推行者，在苏联工作期间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考虑到他的革命资历和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我认为可以派他回中国担任工会工作。”季米特洛夫在信中立即批示同意，并对李立三回国要办的手续等细节作了一些具体安排。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预定2月25日开会最后讨论，李立三的问题眼看就要解决了。恰在这时，苏联内务部根据王明、康生强加在李立三头上“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等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抢先下手逮捕了李立三。
1938年2月23日凌晨，“当当”的敲门声把李莎和李立三从酣梦中惊醒。身穿军装、荷枪实弹的两个人闯进屋来，亮出逮捕证，然后翻箱倒柜地满屋进行搜查。“跟我们走！”对李立三的这一声吼叫使李莎肝肠寸断。李立三将瑞士手表交给她，换上一身最旧的衣服。他神色镇定，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李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请你把这些话一定转告我们中国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
李立三被带走了。李莎强忍住眼里的泪水，第一件事就是把李立三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敲开隔壁中共代表陈潭秋的门。陈潭秋见脸无血色的李莎进来，大概已猜出她带来的消息凶多吉少。“李明被捕了。”李莎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说。“他要转告的话，我都记下来了。”说罢，李莎把纸条递到陈潭秋手里转身离去。
就在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管理员把李莎赶出大楼，勒令她搬进院内阴森、潮湿的一间小平房里。这是“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她们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为了革命、为了寻求真理，跟随父母、丈夫或兄长来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现在又和苏联干部、百姓一道受无辜迫害之苦。李莎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同情她、安慰她的外国朋友。
李立三入狱 李莎不要团证要丈夫
李立三被捕入狱的第二天，李莎向外国语师范学院团委报告了丈夫被捕的情况。近几年，外国语学院此类事情层出不穷，所以团委书记毫无吃惊之意，他绷着脸对李莎说：“我们要抓紧审查你的问题，你好好反省吧。”两年前，李莎向组织表示能否同李立三结婚时，当时书记的态度颇为友善。“你这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