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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怎么样啦？告诉我呀，德米特里·西米诺夫。”
“就这么说吧，等他到五岁时只好上了——一所公立 学校。”
“这不等于天底下再没有公理了嘛，”鲍里斯·伊凡诺维 奇说。
“他十八岁时，过去一块玩的小伙伴进的不是耶鲁便是斯坦福，”西米诺夫继续往下说，“可是这倒霉蛋，就因为学前教育的各种证件不够过硬，不能——我该怎么说呢——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后仅仅由一家美容学院收留下来。”
“只好替别人去修剪修剪小胡子，”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喊出声来了，他在想像，可怜的米夏穿着件白大褂，在给阔佬刮胡子修面。
“在装饰纸杯蛋糕或沙箱上头缺了扎实的基本功，这孩子在残酷的生活竞争面前，显得毫无准备，”西米诺夫继续往下说。“结果，他干的是体力活，为了不中断自己的酒瘾，他只好时不时从老板那儿‘顺’点儿什么。不过到这会儿他已经是个没治的酒鬼了。当然，从小弄弄又发展到正儿八经的盗窃，最后又走到了这一步，把他的房东太太一刀捅了，并且还大卸八块。在受绞刑前，孩子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当初没能进对路的幼儿园。”
那天晚上，鲍里斯·伊凡诺维奇没能入睡。他眼前出现了遥不可及的上东区幼儿园的景象，一个个教室都窗明几净，让人一见就心里透着痛快。他想像三岁大的娃娃们在用小工具剪彩纸、粘贴，接着又享用怪好吃的点心——一杯果汁或是一块金鱼饼、一块巧克力夹心饼干。如果米夏得不到这些，那么生活甚至生存本身，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他想像他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站在一家名气响当当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面前，那人在考察米夏有关动物与图形方面的知识，应聘者理该在这上头有深刻的了解。
“当然——呃，”米夏说，连声音都发抖了，“这是一个三角形——不，不，该说是个八角形。那是一只小白兔——对不起，也许是只袋鼠吧。”
“背得出《你认得人形松糕吗？》的歌词吗？”首席执行官问道。“斯密司·巴奈公司不论哪个副董事长都会唱这首歌的。”
“说实话，先生，我还真没有认真研究过这首歌，”年轻人承认，与此同时，他的求职申请书给扔进了字纸篓。
在拒收之后，一连好几天，安娜·伊凡诺维奇都打不起精神来。她跟保姆吵架，怪保姆给米夏刷牙时不是上下竖着刷而是左右横刷。她吃东西再没有准定的时间，而且哭了又哭，人都缩了一圈。“我必定是行事违反了神的规则，”她抽泣着说。“我必定是太不守本分所以有罪了——普拉达名牌皮鞋买得太多了。”她想像有辆汉普顿小面包车从她身上辗压过去，当阿玛尼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就一笔勾销了她的赊账之后，她上自己的卧室去歇息，同时也开始了一次私情。这很难瞒得过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因为他也睡这同一个卧室，老是问，住在他们隔壁那男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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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收（2）
当一切显得最最黑暗时，一个名叫谢姆斯基的当律师的朋友打电话给鲍里斯·伊凡诺维奇，说是还有一线希望。他提议他们在Ｌｅ Ｃｉｒｑｕｅ①餐厅一起用午餐。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化了装前去，因为在幼儿园下达拒收通知后，餐厅已经不许他进去了。
“有那么一个人，叫费奥多洛维奇什么的，”谢姆斯基说，一边用大勺子把他的那份奶汁烤菜舀走。“他可以帮忙让你的小孩再有一次面试的机会，为了表示谢意，你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向他秘密通报会影响某几家公司股票突然戏剧性涨落的机密情报。”
“可那是暗箱操作呢，”鲍里斯·伊凡诺维奇说。
“只有拘泥于联邦法的人才会去那么想，”谢姆斯基指出。“我的上帝，此时此刻，咱们可是在研究如何打进一所贵族幼儿园的问题呀。自然，要是有一笔捐助，那也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倒也用不着过于招摇。我知道他们正找人给他们盖新楼的欠款签单呢。”
就在此时，侍者中的一个认出了掩藏在假鼻子、假头发后面的鲍里斯·伊凡诺维奇。餐馆的全班人马都火冒三丈拥上前来，将他拖到门外。“真有你的！”领班的说。“以为能骗得过哥们几个。滚蛋啵！噢，说到你家少爷的前程，我们倒总短不了要催洗刷盆碟的小工的。Ａｕ ｒｅｖｏｉｒ①了，憨豆。”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告诉他妻子，为了筹集那笔贿赂款，他们只好把在阿玛干赛特的祖屋卖掉了。
“什么？我们那可爱的乡间别墅？”安娜喊道。“我们姐妹几个都是在那幢房子里长大的呀。我们有一间耳房直插邻居家的地界通往海边。那耳房就从他们厨房的桌子上穿过去。我还记得和家里人在他家用来干杯的一个个大酒杯之间走过去，上大海里去游泳玩水呢。”
真是要多倒霉就有多倒霉，就在米夏要去第二次面试的那个早晨，他的小狗突然死了。事前连一点预兆都没有，也没得什么病。事实上，小狗不久前刚做过全身体检，还得了一个“甲级一等”呢。小男孩自然是闷闷不乐。在面试时，给他颜色板和图形板，他连碰都不要碰。老师问他几岁啦，这时，他居然回答说：“跟你说也多余，猪脑袋！”他又一次被否决了。
如今已变得一无所有的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和安娜，只得上一处供无家可归者栖宿的地方去住。在那里，他们遇上了许多别的家庭，都是孩子让贵族学校刷下来的。他们有时跟这些人分享食物，一起回忆有私人飞机和上玛阿拉戈过冬时的日子。鲍里斯·伊凡诺维奇发现有些人甚至比他还要不幸，他们是再好不过的人，仅仅因为账面上没有足够的“净值”，就被“合作教育项目”刷了下来。这些人受苦受难的脸的后面，都有一种圣洁的宗教信仰的美。
“我现在也有信仰了，”一天，他对妻子说。“我相信生活中还是有意义的，所有人，富的也好穷的也好，最终都要住进‘上帝之城’去的，因为曼哈顿已经明显变得越来越无法居住了。”
译者简介
李文俊，曾任编辑。译过福克纳的小说，喜写幽默散文。
① 法语：“竞技场”。
① 法语：再见。
［南非］ 纳丁·戈迪默 著 严忠志 译
纳丁·戈迪默，创作了十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十本短篇小说集以及几本文集。所有这些著述都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她于１９９１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现居约翰内斯堡。
终极游猎
非洲的冒险活动如今仍在进行……你也可以参与其中！
与了解非洲的领队一起
去体验终极游猎或探险之旅。
——摘自《观察家》上的旅游广告
伦敦，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７日
那天晚上，妈妈到商店去了，她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父亲有一天也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可是，他在打仗。我们也在战火中，可我们是孩子，我们就像奶奶和爷爷，我们没有枪。父亲打的人——匪徒，我们的政府是这样叫他们的——在这里横行，我们躲着他们，就像一只只被狗追赶的小鸡。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妈妈到商店去了，因为有人说，你可以去买点油用来烧菜。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尝过油味了，当时感到很高兴；可能她买到了油，在黑暗中被人打倒，把油抢走了。可能她遇上了土匪。如果你遇上他们，他们会杀了你。头两次他们到我们村子里来，我们逃走了，藏在树丛里，等他们离开后回家时，发现他们把东西全抢走了；可是，他们第三次到村子里来时，再也没有什么可抢的了，没有油，没有吃的，他们点燃了茅屋，我们家的房顶塌了下来。妈妈找到几块白铁皮，我们把它们搭在屋顶的部分地方。我们那天晚上一直等着妈妈，她却没有回来。
我们很害怕，不敢出去，甚至不敢出去干活，因为土匪真的来了。他们没进我们的房子——它没有顶，肯定看上去像是没人住的，里边什么也没有——可是冲进了村子。我们听到有人在尖叫，在奔跑。没有妈妈给我们指路，我们害怕极了，甚至不敢跑。我是三姊妹中的老二，是女孩子，弟弟双手搂着我的脖子，两腿钩住我的腰，身子紧紧地贴在我的肚子上，那样子就像一只贴着母猴的小猴。哥哥整夜手里都抓着一截烧断的木棍。如果土匪发现他，那木棍可能救他的命。
拒收（3）
我们在家里等了一整天，等妈妈回来。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是星期几；那时我们村里既没人上学，也没人去教堂了，所以，你不知道是星期日还是星期一。
太阳落山时，我奶奶和爷爷来了。村里有人告诉他们，只有我们几个孩子在家，我妈妈没有回来。我先说“奶奶”，后说“爷爷”，因为他们两人就是这样的：奶奶又高又壮，还没有老，可爷爷个子很小，穿着宽大的裤子，你不知道他的身子究竟在哪里，他笑呵呵的，可是听不见你在说什么，他的头发看上去就像浸透了肥皂水。奶奶领着我们——我、小弟弟、哥哥和爷爷——回到她的房子，我们大家（除了在奶奶背上熟睡的小弟弟）都害怕在路上遇到土匪。我们在奶奶的房子里等了很长时间。可能有一个月吧。我们饿着肚子。妈妈仍然没有回来。在我们等她来接我们的日子里，奶奶没有东西给我们吃，爷爷和她自己也没有东西吃。一个有奶的女人给了一点奶让小弟弟吃，虽然在我们家里，弟弟和我们一样，吃的也是稀粥。奶奶领着我们去找野菠菜，可是村子里的人全都在找野菠菜，连一片野菠菜叶也没有留下。
爷爷跟着一些小伙子去找我妈妈，可是没有找到。奶奶和其他女人一起痛哭，我和她们一起唱赞美诗。她们带来了一点吃的——一些青豆——可是，两天以后我们又没吃的了。爷爷曾经有三只羊、一头牛、一块菜园，可是土匪早就把羊和牛抢走了，因为他们也饿着肚子；播种的时间到了，爷爷却没有种子。
所以，他们拿定主意——奶奶拿定主意，爷爷没有吱声，只是摇晃着身子，可是她不理睬他——我们应该离开。我们小孩很高兴。我们想离开没有妈妈的地方，离开我们饿肚子的地方。我们想到没有土匪的地方去，到有东西吃的地方去。想到肯定有这样的地方，在远方肯定有，我们心里很高兴。
我奶奶把她上教堂穿的衣服给了一个人，换了一些干玉米，她把玉米煮熟，用一块破布包起来。我们出发时带上玉米，她觉得我们可以从河里弄到水，可是我们什么河也没有看到，我们口渴极了，只得往回走。并不是回到奶奶、爷爷住的地方，而是到了一个有水泵的村子。她揭开装着衣服和玉米的篮子，取出她的鞋子卖了，买了一个大塑料桶来装水。我说，哎呀 你连鞋子也没有了，怎么上教堂呢，可是她说，我们要走的路很远，带的东西太多了。在那个村子里，我们见到了其他准备逃难的人。看来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应该逃向哪里，我们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要到去的地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