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三千年(外一种:茶事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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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三千年(外一种:茶事遍路)-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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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可是又出现了一个要称帝的袁世凯。袁频繁举行尊孔活动,因此知识分子便希望推翻被袁利用的儒教。在反对的浪潮下,袁的复辟理想最终破灭,被迫取消了帝制,不久便抑郁而亡。
  当时,日本和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极大地激起了民愤。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中国都是参战国。虽然孙文极力反对中国参战,但北方政府在外国的邀请下最终参战。当时德国在青岛拥有租界,并且在山东半岛享受各种权益。以联合国身份参战的日本进攻在青岛的德?
  第六章 儒与近代117117军,占领了德国拥有的地盘。日本在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拥有的特权同时,还要求将即将到期的辽东半岛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所有要求合称为“二十一条”。中国也是联合国成员,原本希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且辽东半岛二十五年期限将至,理应返还,但是却被无理地延长到九十九年,这激起了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的极大愤慨,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其中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领导的*最为有名,这就是有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不仅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还对接受屈辱条约的政府提出了抗议。导致中国最后接受丧权辱国条约的正是“旧来的陋习”,必须把它推翻。这与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有相同之处。运动中打出了许多口号,“打倒孔家店”便是其一。“打倒孔家店”自然是反儒运动。
  我们一直以来跟随着孔子先生学习,但是现在这位先生已经不再优秀了,应当另投师门,那便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与科学。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和胡适在言论界十分活跃。他们所创立的《新青年》杂志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
  胡适(1891—1962)曾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杜威,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他讨论了除儒教外的中国古代思想,并从中提取精髓,对儒教进行批判。陈独秀(1879—1942)作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运用*主义展开反儒运动。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伪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反儒大旗。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也发表在《新青年》
  上,揭穿了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
  ?
  118儒教三千年他们之所以对儒教进行抨击,是由于坚信儒教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五四运动过去已经多年了,如今又提出了儒教在近代化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的观点,如果几十年前的斗士们听到这样的评价想必一定会很诧异吧。
  

与近代接轨(1)
最后提出总结。
  有人认为儒教是近代化的障碍,有人又主张儒教在近代化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儒教呢?
  如果说儒教有很多面,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可能会有人批判儒教“狡兔三窟”。然而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儒教的各个层面,便最终会回归到儒教的各个流派上。
  先来看儒教的宗教因素,即供奉天地祖先。成为无愧于天地、祖先之人,这是儒教教徒的基本理念。对万物怀有虔诚之心,对待“近代化”也是如此。
  康有为认为孔子是借周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理想,这就表明了儒教无法摆脱尚古主义的宿命。
  “虔诚”对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尚古主义起到了消极作用。圣人周公所处的是乌托邦式社会,而五百年后的孔子时代,即春秋之世则堕落为“道不行”的时代,社会风气败落,这是儒家学者的共识。康有为之师、广东九江先生朱次琦(1807—1881)提出了“三世说”,认为社会是沿着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发展的。这种朴素的进化史观,给儒教造?
  第六章 儒与近代119119成了巨大的冲击。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1813—1864)年轻时科举落第,归乡之前在广州六榕寺听了朱次琦关于三世之说的讲义,顿时觉悟,一直认为理想社会存在于过去的观点并不正确,而是理想社会存在于将来。儒教尚古主义的根深蒂固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其滞后性对近代化自然是起到了负面影响。
  提起近代化便不能不提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因此重视秩序的儒教式生活伦理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其余四伦——君臣、父子、长幼、夫妇内在的不平等已形成定势,不容置疑。但是近代化强调批判精神,一切超越批判的都被列为负面因素。
  因此虽然儒家所重视的“礼”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形式主义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敌。
  社会稳定是儒家的目的,但绝不意味着是对现状的肯定和维持。孔子感叹自己所生活的春秋时代“道不行”,于是便希望可以改变现状。回到过去太不现实,改变现状却是可行之举。如果认为秩序混乱的现状还要必须维持,那就完全歪曲了孔子的本意。到了汉代,儒家被体制收编后,其肯定现状、稳定现状的倾向便被强调。当时的儒教应被冠以“御用儒”之名,其先祖便是善于洞察当世要务的叔孙通,他为了让弟子们获得晋升曾成功斡旋,因此当时的儒者也可以被称为“职业儒”。
  儒家所重视的“礼”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形式主义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敌。
  儒家对“学”的推崇,也在近代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论语》开卷第一页便提到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由此可见对学问的重视。与此同时还强调了“习”的重要性。学,是接受先生的教导,而习则是指自己复习,有实践之意。初期的儒教十分重视礼仪,不仅在意识上强调,还?
  120儒教三千年极其重视实践。“习”也同样如此,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可以称之为学问的现实主义。但是,如果过于强调实践效果,就会使人厌恶与实践脱节的理论,结果必然导致纯粹学问主义的丧失。对实践没有实际指导作用的学问往往便被忽视,而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基础,也是近代化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与近代接轨(2)
重视学问具有积极性,但是过分强调学与习的结合,就会走向消极一面。要弥补儒家的这一缺憾,就必须尊重为学问而进行的学问研究。
  下面来看由学习所带来的愉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中强调了社交,这在近代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有了社交这一润滑油,近代社会才能灵活运转。社会应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论语》对此也是认可的。
  儒家的理想是成为通晓六艺的全能人才。然而在近代社会中需要各个行业的专项人才,所以儒家对技术的歧视态度必须纠正。
  儒家原本专门从事丧葬,不应歧视专项人才,但进入科举时代后,对技术的歧视被逐渐加强了,所以这不应是儒之罪过,而是科举之罪过。
  科举制度制定之初,对专项人才并不歧视。“科”即科目的意思,科举的目的便要在各个领域中挖掘出有才之人。唐代科举中设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等。顾名思义,法律、书法、数学等专业都在考试之列。
  秀才科,每年只有一两个人可以通过考试,因此最具权威,但是很快便被废除了。受试者由州长官推荐,为了防止随意推荐,便规定被推荐之人若未通过考试,那么推荐人即州长官就难辞其咎。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推荐考生,这项科目不久便被废除了。
  明经科,是为选拔通晓经史(经书和历史书)人才的考试科目。考试?
  第六章 儒与近代121121中设有口试,专门考察受试者的记忆能力。秀才科被废除后,明经科曾一度博得了众多人气,但是由于只强调记忆力,人们很快便对此失去了兴趣,由进士科取而代之。进士科主要是考察诗赋才能的科目。除文学才能外,也考察诗中典故的运用,因此强调大阅读量。
  到了宋代,进士科仍然最受关注,其他科目考试的分量也不及进士科,于是逐渐被废止了。因此所谓的科举考试不过是进士科考试,当初希望集聚各个科目才能的计划在后来看来很是滑稽。
  然而,与其说是科举之罪,不如说是权威主义之罪。进士科在成为最具权威的考试之后,其他科目便再无人问津。权威主义在全世界都是共通的,为政者为了提高自身的权威,必然会助长这种风气。中国由于长期以来保持这专制强权帝政,因此和其他国家相比,权威主义自然要更为强势。
  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1021—1086)意识到了科举考试存在的弊端,主张通过学校教育来选拔官吏。然而科举已经成为“权威”,不可能动摇,于是废除科举考试科目中的诗赋,将经义、论、策作为考察的重点便成为改革的焦点。
  幸运的是,有关科学技术的研究被保留了下来。
  朱子学主张“格物”,这便是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因素,同时儒教中与科学相关的也只有朱子学的“格物致知”。
  中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认为,中国科学技术源于道家。炼制不老仙丹的道家思想中孕育了科学的萌芽。养气便属于道家思想,其根源与科学有关。
  儒家也提到了道家所重视的“气”。朱熹认为,存在世界是气的海洋。
  “道”、“理”、“气”是朱子学中的关键词。因此,儒教不仅与道教融合在了一起,其中还包含了佛教的因素。最终“儒”发展为与中国等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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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儒教三千年对于近代化发展,儒教既发挥积极作用,也起到了消极作用。经历过百年岁月后,儒教从恶人变为善人,因此称其“无秩序”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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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发现(1)
自祈雨的巫师时代起,作为丧葬的执行专家在各地巡游,接受遗族咨询,为其提供生存指南。到了孔子时代,这些思想终于以“儒”的形式得到了认可。自此开始了儒的嬗变历程。
  孔子之儒自那时起也开始发生蜕变。御用之儒、哲学之宋儒,以及后来系统化的朱子学、阳明学,都可以说是“儒”的各个流派。相对于原始儒教,这些被称为“新儒教”。
  黄宗羲(1610—1695)出身于阳明学派,但并未受阳明学所限。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出于对清朝体制的顾忌,压抑了自己的思想。
  三十多岁时,沦为亡国之民的他返回故里,过起了学究生活。黄宗羲作为一名致力于匡扶明朝的热血男儿,著有《日本乞师记》和《海外恸哭记》
  等书,甚至曾东渡长崎请求日本援助。
  阳明学属于唯心论,主张顿悟——即在一刹那觉悟。明末儒学研究倾向于主观和空洞的观念理论,黄宗羲对此极为批判。他主张客观的实践理论,批判帝权,宣扬民权优先,崇尚个人自由。在那个时代能够表现出这种批判精神,需要极大的才能和勇气。
  清末革命派人士对黄宗羲的评价极高,称他为“中国的卢梭”。而实际上黄宗羲比卢梭出生早了一百多年。
  新儒学,实际上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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