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天津不可。
按张中行的说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
张中行听从了这个朋友的话，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香河劝说杨沫。
母亲不同意。好不容易有个职业，还没有干上两个月，为什么又回去？
但张中行苦苦哀求，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用，何必辛辛苦苦当孩子王，两地分居？在张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母亲只得和张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母亲二话没说，立刻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眼泪、情话一大堆。母亲看他那么痛苦，只好又跟他返回天津。
这时母亲已经与马建民有了感情，既然不能公开通信，就由同学替她秘密传书。母亲不是很孔老二的人，她受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开放，感情丰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没有从一而终的那一套观念。她欣赏舞蹈家邓肯，敢于叛逆传统习俗、传统道德……妹妹白杨也相当前卫，自然对母亲有所影响。
道不同不相与谋。此时母亲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整天就是买菜、做饭、刷碗、洗衣、扫地、睡觉。
1936年6月，终于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按张中行的说法，最后分手经过是：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个下午，在她哥哥的住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
6。与共产党员马建民结合（2）
这时，马建民已从香河回到北平的《世界日报》，每月有20来元的收入。
母亲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这年（1936）6月10日，他们两个结合了。
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
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
母亲后来在文章中写道：1936年10月后，马建民搬到我哥嫂家里，我们就结婚了。马建民的薪水比张中行少得多，两个人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母亲心甘情愿。
白天父亲在报社工作，晚上陪伴即将生产的母亲。他很少说感情上的话，却喜欢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听说来的红军长征传闻。
母亲饥渴地听着，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生活虽不及与张中行过得富裕，精神上却很愉快、充实。
她想起了那些纷纷坐牢的进步青年，猜测他们肯定都是共产党。她渴望自己能与他们为伍，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入党要求，父亲一次一次答应，却都没有结果。母亲挺着大肚子，整天在家闲得无聊，总缠着父亲要入党，要父亲帮她这个忙。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
因为这件事总没进展，母亲非常着急，一度对父亲有些不满。
刚刚与母亲同居的父亲，其实有个农村的妻子，但由于躲避敌人抓捕，被冲散了。无奈现在陷于爱河，不能自拔。他不住安慰着母亲，劝她不要着急。因他有难处，自从同志被逮捕后，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他的关系已经失掉了一段时期，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
11月，母亲生下了姐姐徐然。父亲明知道这是张中行的孩子，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细心给她换尿布，抱她，哄她，亲她的小脸。这让母亲有些出乎意料，她还担心老马会嫌弃这个孩子呢！ 心里暗想：共产党员就是好，没有一点封建意识，没有一点自私观念，胸怀多宽广！比那学究，真是高尚多了！
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老学究都那么冷酷，而对不是自己的孩子，老马却那么呵护，这两个人的巨大反差，让母亲深受感动。
想想方伯务，想想许晴，想想老马，母亲更加觉得自己找个共产党员当丈夫找对了。她巴不得自己也赶快入党，便隔三差五地催父亲，缠着父亲，要父亲向上级反映。她以加入这个神秘的，有危险的，荟萃一帮好人的组织为荣。
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1936年12月的一天，父亲让母亲写个材料，讲讲自己的出身历史。
母亲问：写它做什么？以为父亲给自己找了个工作。
父亲说：你总缠着我要干什么？
母亲马上明白了，欣喜若狂。
12月末的一天，父亲通知母亲，党组织批准了，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母亲觉得幸福极了。她后来在文章里多次自豪地提到1936年12月她加入了党的怀抱。她非常看重这个。
以后，父亲常常给母亲一些文件和材料看。
那时候入共产党，当不了官儿，长不了级，分配不了好工作，不会受重用，却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杀头。
为什么母亲还要冒着危险参加，图个啥？
很简单，母亲就是觉得它好，它革命，它代表未来。
母亲这时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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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战火中锤炼（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母亲不愿在北京当日本鬼子的顺民，随她哥哥到上海投奔妹妹白杨。不久上海又发生战火，妹妹要去重庆，劝母亲也去。这时候，母亲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说他已回到老家河北深泽。母亲决定返回河北，寻找父亲。在兵荒马乱的时刻，她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徐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深泽县，随即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
她自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1937年12月，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
1938年5月，调冀中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39年5月，调冀中十分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41年春，因病到铁路西十分区易县的后方医院疗养半年多
1942年1月，在平西游击区的挺进报社工作
1942年4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半年
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在十分区政治部临时帮忙
1943年4月，回十分区任抗联会宣传部长
1944年8月，调十分区黎明报社任编辑
1945年11月，调《晋察冀日报》任编辑
……
看得出，母亲主要搞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并不在第一线打仗作战。但就是这样，她作为根据地的文职人员，每天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她这个昔日的“大小姐”得以有了一段无比艰苦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她曾亲眼目睹叛变投敌的霸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将丈夫抓走；她为躲避鬼子搜捕钻进狭小的炕洞里，几乎闷死；重病中，她曾被地主房东的儿子调戏过；还曾冒险藏在一卷苇席里，从鬼子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这些是她北京的小市民生活根本没法比的。那么危险，那么刺激，又那么丰富多彩。
母亲当时工作的地区冀中十分区，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包括永清、霸县、固安、雄县、容城、新城等县。白洋淀就在这一片。
冀中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本来就非常残酷。而母亲所在的十分区，又邻近北平、保定、天津，属于敌人的心脏地带，驻有重兵，碉堡林立，并频频扫荡，斗争就更加残酷。不像四分区地处阜平一带，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虽然生活艰苦，但因是山区，偏僻遥远，鬼子控制薄弱，相对和平一些。
这里敌我阵营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相互渗透，彼此都是对方的眼中刺，肉中钉。互派特务，互相对杀。工作十分危险，说死就死，干部的伤亡率非常高，递补频繁。十分区所辖的几任县长、县委书记都是一个一个或牺牲，或被俘，或叛变，又一个一个上任。
据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记载：冀中十分区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国民党势力很大。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修建据点。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驻有一万多日伪军，204个据点。
十分区司令员先后为周彪、刘秉彦，政委先后为周彪、师荣、李斌、旷伏兆。参谋长肖新槐，政治部主任王逸群。
所谓战火的锤炼其实就是死亡的锤炼。死神的影子总在母亲身边飞舞。
1939年12月27日，我十分区27团在雄县神堂抗击2000多敌人围攻，杀伤了大量敌寇，自己也伤亡了250余人。虽然打了胜仗，受到吕司令员的嘉奖，但把烈士遗骸集中起来之后，放在地上也占了老大一片。
1940年12月22日，我十分区32团一部，约500余人在容城县大后台被围，从黎明战至下午，顽强不屈，最后仅数十人冲破敌人包围圈，共有400多干部战士壮烈捐躯，震动了全分区……
很多同志，几天前还聊天交谈，几天后再也看不见，长眠在泥土之中。身边每一个人倒下，都似利刃刺扎着母亲的神经。她是个对死亡特别敏感的女人，几乎有点神经质。
1942年4月5日， 二联县六联区区长王泰和警卫员李尚亚（外号小厉害），被敌人包围在雄县马浒村。当时正刮大风，对面看不见人。为了群众安全，他们离开堡垒户，跑到村边的一个磨棚里。敌人包围了这个磨棚，伪军头子将劝降信用弓箭射入。王泰奋笔疾书：共产党员视死如归！将回信裹个土块投向敌人。日伪军立刻发起进攻，王泰与警卫员沉着还击，一连打倒了10多名敌军。后来敌人爬上房，凿开屋顶，往里扔成捆成捆的柴禾，放火烧，王泰和警卫员在烈火中壮烈牺牲。
几天以前，这个胖胖的王泰还见到母亲，送给了母亲一块精致的小怀表。那是他缴获敌人的胜利品。他微笑着说：“老杨呀，你看这玩意儿稀罕吧，送给你掌握时间吧，别起晚了，叫敌人逮住。”
母亲非常感谢。但万万没料到几天之后，王泰就牺牲了。小怀表成了王泰区长的最后遗物。
虽然战争环境经常有人牺牲，可听到王泰牺牲的消息后，母亲还是感到晴天霹雳，像被电击中一样，愣了好一会儿。因王泰原来当过教师，有文化，看了很多书，很能跟母亲说到一块。他死得又那么英勇壮烈，让母亲万分悲痛，久久不能平静。她把这块小怀表一直保存，到最后根本不能走了，还舍不得扔（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
1942年10月22日，三联县县长胡春航驻永清县庞各庄，因暴露目标，遭敌包围，突围中左臂和右腿被打断，伤重被俘。在敌人将其用担架抬往永清县城途中，悄悄把手绢塞入口中，希图自杀殉国，不料被日寇发现而未遂。原副县长叛徒贾树元说：“胡老师，你别走这条路，到了县城，皇军错待不了你。”胡春航回答：“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没你这样的学生。你叫我老师，等于骂我八辈子祖宗。”当担架抬到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