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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恒常就会有所容受，沉得住气。能容受，能沉得住气，就能公道，不偏私。能公道，不偏私，就能成为首领。当上首领，就要知天意天命，与天道保持一致。知道了天意天命，像天一样地公正无私，一样地涵盖万物，也就接近于大道了。有了大道的指引，就能长治久安，长命百岁，天长地久，到死也不会出大错失。
这一章老子从人的修养与人生姿态方面讲大道的要求。首先的要求是虚静。虚就是给自己的头脑、内存、硬盘、系统，留下足够的空、空白、容量。一个电脑，如果什么都占满了，这个电脑就无法工作，而只能动辄死机，变成废品，除非重新格式化，把一切废旧数据删除。一个人也是如此，就知道那么几条，膨胀得哪儿也装不下，实际上已是废人。我们常常说从头学起，从头做起，也就是重新格式化后再开始运算，当成一台新电脑来从头开始。
静的含意不是一动不动，而是要有准头，要平心静气地理智思考，要慎于决策，要把心沉下来，把头脑理清楚。就是说，要心静，不要慌乱，不要焦躁，不要冲动，不要忘记了大脑不会使用大脑而只去听内分泌的驱动。还要克服一时的情绪刺激，利益诱惑，心浮气躁。
且看，不论是官场，是文坛，是商场，多少人奔波忙碌，轻举妄动，争名夺利，跑官要权，枉费心机，神神经经，咋咋呼呼，丑态百出，适成笑柄。反过来说，凡有成绩的，又有几个不是心静得下来、心专得下来、大脑能够正常运转工作的？
生活在某种平常的却也是俗恶的环境里面，往往是一动不如一静，尤其是对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上，不许动，举起手来，这往往是最佳的选择。
静的结果哪怕是没有办成事，至少可以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可以维护一个高雅的形象，可以事后回忆起来不至于羞愧得无地自容。
其实任何一件具体的事务，一篇论文或一笔生意的成败，一项奖金与一个头衔的得失，一种舆论与一些受众的评价，都会受到一时的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有灵机一动也有阴差阳错，有天上掉馅饼也有喝凉水塞了牙，有侥幸也有晦气，不过一时，转瞬即逝。而你的修养，你的本领，你的境界，你的活儿，才是顶天立地，我行我素，我发我光，我耀我土，谁也奈何不得。
第十六章 致虚守静（2）
一时的晦背只能增加你的光彩。
所以我们不太喜欢活动这个词，你活动得太厉害了必然就轻飘了，轻佻了，掉分儿了。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一句，有点旁观的超脱，有点恬淡，令人想起程颢的诗《秋日偶成》：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这位近千年前的儒家学者大程，此诗除豪雄云云可能为老子所不取外，其余的话与老子的学说完全一致。我甚至觉得他的“万物静观皆自得”之名句，当出自“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而富贵如何、贫贱如何，也不无宠辱无惊之意。
这一章还有一个重要的论述，观复，复命，归根，曰常，知常。许多学者先贤主要从事物变化的循环往复上解释这些命题，认为老子的用意在于说一说万物的变易不已。我的经验主义的理解，则偏重于设想老子所强调的在于：千变万化之后回到本态。任何人与物都有自己的本态、本初状态，也可以说是常态。但是人又受许多外力的影响，受许多机缘、群体、社会、历史、他人与集体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而偏离本态常态。忘乎所以，叫做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比如江青本来是一个爱出风头、爱表现自己的二流左翼演员，是一个追求革命却又对于革命没有太多了解的年轻文艺工作者，后来阴差阳错，成了非本态非常态人物，成了祸害。最后竟没有能恢复本态，就是没有能复命归根。悲夫！
比如萨达姆丒侯赛因，他是一个民族主义和信仰主义者，胜利者、独裁者、英雄、囚犯、问绞者……他也转悠了一大圈，没有能复命归根、知常曰明。他的命运主凶，是一个悲剧。
比如鲁迅，被视为圣人，被树为完人与超人，又被一些人痛恨与詈骂。其实鲁迅有自己的本态常态，他是一个深刻批判的冷峻的作家与战士、思想家与斗士，有他的伟大，也有他的悲情与激烈。
比如胡适，他是学者，但是他的学术上尤其是思想上的创意性贡献有限。他是自由主义者，他为中国的思想界学界带来了许多启发。他被列为候补战犯，他被全国批判，现在又恢复了他的本态，他的书在海峡两岸都出版，却也热乎不到哪里去。
比如我自己，本来是个“好学生”、“好孩子”的状态，少年时期一心当职业革命家，成绩有限，弄成对立面也是历史的误会，与其说是误会不如说是历史拿人开玩笑寻开心。然后是委员、部长，然后……回到我的积极参与的与孜孜不倦的写作人的本态常态。我的幸运就是终能复命归根，略略知常曰明，当然只是基本上与大概其。
谁能清醒？谁能明白？谁能不被一时的潮流卷个晕头转向？谁能不跟风前行？谁能不势利眼？谁能不苟且迎合？
第十六章 致虚守静（3）
而如果能虚极、静笃、观复、曰常、归根、复命、知明，就是有了道行了，通了大道了。
老子再次强调人与大道的统一。他的“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后面是“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回到本态就能恒常，能够恒常就能明洁，能够恒常（虚极、静笃、不意气用事）就能容受，能容受就能公道，能公道就能当首领，当了首领就要知天意天命，知道了天意天命就与大道一致，亲近了并一致于大道，就能天长地久，至死也不会出现危殆灾祸。这种论述方法是中国特有的一鼓作气、步步高升的串起来的立论法，文气恢弘，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大学》上从诚意、正心开始，一路论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种串论法。缺点是它们的逻辑依据并不充分，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充分条件。我们不妨认定，修身对于治国是必要条件，但并不就是充分条件。自我修养很好的人，为人很好的人，就能统治一个王国并使之胜利前进了？未必。一个人能够复命回到本色就能与天道一致了？也未必。倒是逆对定理能够成立：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是老几都动辄闹笑话，他怎么可能有容纳性、公道、明白事理、做成大事？
从小的前提得出大的结论的过程并不可靠。从一个复命、知常，就能扩展到能容能公能王能道直到没身不殆上去？太夸张了，太直线前进了。
再说，任何一个小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干扰、紊乱，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生活中有偶然，有变数和异数，有意外的与无规律可循的灾难或幸运。你再通天道，架不住一个交通失事或传染病的流行。你再不通天道，万一碰上彩票中奖也会命运改变。西方的偏于科学数学的思维方法，就很重视这些具体的元素。近年还时兴起紊乱学说来，它的代表性的说法是，南半球某地的一只蝴蝶偶尔扑腾一下翅膀，它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几星期后可能变成席卷北半球某地的一场龙卷风。这是一种西方式的从偶然到巨大的必然的思想方法的精彩命题。而老子式的有了天道就没身不殆的命题，取向恰恰相反，是认定有了大前提就可以势如破竹，一通百通，一了百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思想家强调的是必然，是前提决定论，是大概念决定论，是决定论而不是或然论。
中国的模糊逻辑的方向是，大道决定一切，抽象决定具体，本质决定现象，本原决定结果。同时，现象体现本质，具体体现抽象，一切体现大道。两者呈递升或递降的类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有A则→B，有B则→C，C→D→E直至Z，同时得Z即可断定Y，得Y即可上溯→X→W→V→U…一直到A。这大体也是毛泽东所论述的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会迎刃而解的公式。这样的思维模式决定了老子“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决定了孔学的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以及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的公式。
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强调区分，分析分解，强调细节决定成败，偶然也可以变成必然。有时候就是头痛决定头，脚痛决定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强调任何公式应该来自实验、统计、计算，而且推理不但要有大前提还要有小前提，还要区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有容是公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呢？难说。你虽然有容，但是缺乏知识与专业的准备，你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公乃王更是如此，公是做一个好王的必要条件，不甚公但是有实力有手段有客观的需要，照样当王不误。同样，甚为公正公道，不但当不成王，连命都保不住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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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我自然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高明的统治者，下边只知道有这么一些人，知道有他们就是了。差一点，人们还需要忙着靠拢他们、歌颂他们、讨好他们。再差一点，这些王侯官员让人害怕、畏惧。更差的是老百姓轻蔑和嘲笑的那些统治者：他们缺乏公信力，人们信不过他们。
如果你做了不够诚信的事情，也就有人不相信你了。好样的统治者是从容不迫的，说话也不多，言语珍贵。事情都办成了，老百姓说，那是我们自己干的呀。
老子在第十七章勾画了一幅理想主义的行政图画。他不像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那么绝对与脱离实际。承认有这么个统治者的存在，跟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互不相扰，不那么亲密，也就不会产生多少矛盾，保持着某种距离。亲戚远来香，官员也是适当保持距离为好。
又亲近热乎，又赞歌高唱，好是好了，太好了期望值就高，高了就容易失望：所谓爱恋生期待，期待生嗔怨，嗔怨生烦恼，烦恼生不满，最后弄不好会反目成仇。
亲近热乎，赞歌高唱，还容易产生虚伪，变成手段，变成心机。
上述情况下，在上的人物不容易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修正。在赞歌盈耳的时刻，孰能清醒，孰能改过？陈毅有诗云：“岂不爱拥戴，颂歌盈耳神仙乐。”
使人畏惧其实也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因为一方面国家是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但另一方面迷信暴力则只会自取灭亡。因为只有力量而没有信任是危险的，是容易转眼崩溃的。
让老百姓觉得是自己在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更理想了，这就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救自己。为政之道在于相信人与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为政者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