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谨慎地看了房东太太一眼，有些不满意地瞅了瞅我。房东太太会意，知趣地走开了。她的背影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客厅里，阿虹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我男朋友不见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不见的呢？那么大个人了！”
“真的不见了！”她有些口吃，“我借给他两万块钱，他说好前天还我，可是到了昨天，他没有任何消息。我给他打电话，发现他的电话已经欠费停机了。”
我想了一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把这种感觉告诉她：“你是不是遇到骗子了。”
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不会不会，他不是这种人。”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放心地问道，“你说，他是这种人吗？”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了一个星期，那借走了她两万块钱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又过了一个星期，阿虹的姐姐和我陪她去了医院，因为她已经怀孕了。
像她这种情况，孩子是留不住的，只能打掉。她听了医生的建议，情绪更低落了。她仍然相信那个男人会回到她身边，所以一直不去医院做手术，直到错过了最佳时间，她不得不上了手术台。
那卑鄙无耻的男人借走了她所有的积蓄，阿虹的姐姐开始在夜总会里“走场”，把高等艺术贱买。即便这样，“塞北的雪”还是敌不过“妹妹和哥哥”。阿虹的姐姐垂头丧气地回家，问正在替阿虹熬鸡汤的我：“我唱的歌是不是格调太高了？”
模特培训课全部结束了，我的气质发生了变化，身体也比原来挺拔了。促销活动开始时，我的同事都和我开玩笑，夸我：“变漂亮了。”
我并不满足于这点改变，又参加了健身操培训，这使我的身材变得苗条。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居然改变了我身高，我由原来的一米七二长到了一米七六。
过了两个月，我接到了模特队长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有一场演出的机会，问我能不能参加面试。
对于我来说，任何的尝试都是新鲜的，我痛快地答应了。
为我们带来演出机会的人姓左，队长坚持让我们称呼他“左老师”，其实他也只不过才二十四五岁。
他留着小平头，打扮得不伦不类，没有半点“老师”气质。
他打量着我们，似乎很不满意：“就这？”
队长红着脸：“原来的模特都不在了，这些是重新培训的学员。”
“可我需要的是专业模特。”左老师昂着头说。
“知道。这些学员的舞台表现能力还是很强的，她们……”
左先生不耐烦地摇了摇手，打断了队长的话：“算了，凑合吧。”
“左老师”皱着眉头：“给你个面子，挑几个，不过，演出费就……”
“不要紧，您看着给点就行！”队长不假思索地说。
“左老师”笑了。
过了十分钟，他从我们中间挑出四个人来。我是其中一个，小芬和阿虹也被挑中了。
三天后，队长再次召集我们，他递给阿虹一张小纸条：“这是排练地址，你们去吧。”
我们转身时，队长在我们的身后说了一句话：“千万不要丢我的脸。”
听了这话，我忍俊不禁！我们这个模特队办公室设在一栋即将废弃的写字楼里，一条宽敞的走廊成为我们的培训教室。
队长办公室里集中着财务部、行政部、咨询部，由于办公设备不完善，队长和负责报名的黄小姐不得不挤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里一起工作。黄小姐既是咨询部的骨干，又是行政部的主管，当然，财务经理的重担也当仁不让地压在她的肩上。办公椅缺乏，队长有时回到办公室休息时也不得不站着喝水！总而言之，我们的脸面轻若鸿毛，的确是经不起我们再丢什么了。
我们按图索骥，来到一栋破旧不堪的楼房脚下，找到３０２房间，敲响了门。门开了，一个年轻女孩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她的皮肤白皙，个子不高，肿眼泡，厚嘴唇，尖峭的鼻子用力地呼吸着。她穿一件宽大的睡袍，踏一双拖鞋，此时正用一种戒备的神情看着我们，冷冷地问：
“找谁啊？”
我们四人顿时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正疑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房内传出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声音：
“诺儿，是不是我找的那四个模特？快让她们进来！”
“我知道你是找了model，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她们四个。因为我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来她们是model。”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头升起一团无名之火。身边的小芬按捺不住地发话了：
“哪来的土狗放洋屁！”
“模特培训”和“上当受骗”（3）
那女孩儿眉头一挑，正待发作，一只大手拉住了大门，左老师出现在面前：
“很难找，是不是？”
见我们四个呆站在原地没有动，他着了急：
“站着干什么，快进来啊。”他此时的态度倒很和蔼，这使我差一点认不出他来。
我们极不情愿地进得门去，那女孩儿在我们的身后“砰”地一声把门摔上，把拖鞋踢得“踢嗒”乱响地走进卧室里去了。
令我意外的是，左老师极有涵养，他装作没有看见女孩的挑衅，微笑地请我们喝茶。喝了一口茶，小芬发话了：
“左老师，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家。”
“不是说在排练厅里集合吗？怎么跑到你家来了？”
小芬的话音一落，我们纷纷表示赞同，这也是我们大家的疑惑。左老师却理直气壮：“我家就是排练场所！”
我们沉默了，看着他走到一台简易的录音机前，按下播放键，“走进西藏”的曲子立即在屋子里回响。
左老师煞有介事地抄着手，半闭着眼睛，似乎完全沉浸在音乐旋律中。他神经兮兮地点了点头，回味无穷地说：“你们听！这音乐，美妙极了！这就是表演用的曲子。你们很幸运，因为我要做的，不是普通模特展示，而是一次创举，一次革命！明白吗！模特和舞蹈家的结合！我要让所有看过我们演出的人都记住我！记住我们的演出！”
他的样子使我毛骨耸然，脊背一阵阵地发凉。这时，他的诺儿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中：“我要吃冰淇淋！”
左老师浑身一颤，睁开眼睛，尴尬地看了看我们，说：“冰箱里有。”
“我看过，已经没有了！”
“哦，那，我去买。”
左老师到处找他的钥匙和钱包，然后换上便鞋下了楼。他离开后，诺儿站在大厅里，审视着坐在沙发里的我们，她的目光很不友好，似乎是在面对敌人一般。在她咄咄逼人的目光下，我们开始出汗。
幸好左老师很快出现在门口。她接过他手中的袋子，往厨房走去。
我晕头转向地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演出排练，虽然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的这一次演出，可能未必会像“左老师”想像中那样获得空前成功。
排练遇到了小小的困难，左老师家里的客厅只有不到十个平方米的面积，要容纳四个人本来不难，可要在这个空间里又走又跳就有些难度了，加之“诺儿”说什么也不愿意回卧室里去呆着，所以我们排练得很辛苦。
左老师的创举是：要将舞蹈和模特表演完美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开始须学习舞蹈基本功。
一个星期后，左老师绝望地打消了要把四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培训成专业舞蹈演员的念头，而我们四人除了腰酸腿痛之外毫无收益。
左老师有他自己的办法，他让我们忘记练习舞蹈基本功对我们的折磨，开始教我们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学习期间我们大喊冤枉，仅仅是为了摆弄这样几个花拳绣腿的动作就让我们腰疼了一个星期吗？这所谓革命性的舞蹈是这样简单，或者是在原地转圈，或者是模仿藏胞做一个献“哈达”的动作。我们的不满情绪很强烈。这时，左老师鼓励道：
“好好练，演出结束后，多发一点奖金给你们。”
他不光是用言语激励，行动上也有所表示，他开始请我们吃饭。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似乎忘记了，排练了一个上午的我们需要吃一顿午饭来补充体力，所以一接近中午时间他会做一个停止手势：“上午先练到这里，你们回去休息一会，下午再来。”
左老师家住在深圳“世界之窗”公园附近，那里离我家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每天一大早我就得坐上大巴车往他家赶，中午还得饿着肚子坐车回家吃饭，再坐车赶回来。一星期折腾下来，我又瘦了三四斤！
疲于奔命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星期后集中在左老师家楼下的快餐店里用餐，这里虽然又小又破，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固定的休息地点，所以听到他请客的消息，我们都欢呼雀跃。
他积极地出去买菜做饭，诺儿则冷眼旁观。有时他会请求她帮一个小小的忙：“把大蒜皮扒扒行吗？”
她极不情愿地接过来，蹲在垃圾桶前，把手里的大蒜皮狠狠地丢进垃圾桶里去。
“左安智！我不欠你的，我帮你，是因为觉得你不容易！是因为我好、我善良！你给我记住，记一辈子！”
这样的话常常会随着菜香飘到在客厅里排练的我们的耳朵里。大家都很尴尬，互相交流着无奈的眼神。好容易挣扎到吃饭时间，端起碗来，诺儿拿筷子指着菜说：“你们真是贵宾，他不常做饭的，不是沾你们的光，我也不能常吃到他做的饭！”
我们都觉得这饭难吃，可不吃肚子又难受，只得吃，食不知其味，加之每餐都吃辣椒炒豆腐干、西红柿炒鸡蛋。几顿吃下来，我们四人又开始想念楼下的那家快餐店，可每早到达左老师家时，他总会笑眯眯地提着菜篮去买菜，临近中午时间时厨房里总会飘出油烟味和诺儿的训话！
诺儿说得对，他挺不容易的！饭，还是要吃，节目，还要继续排练。我们开始急切地盼望着演出时间的到来。
。。
“模特培训”和“上当受骗”（4）
日子在我们焦急的渴望中缓缓地过去，演出时间一天天地接近，演出服装也陆续地做了出来。看到它们时我们四人失望到了极点，两片劣质的白布拼凑在一起就算是我们的演出长裙，袖子是用缝被子的针穿着麻绳缝上去的，穿在身上，可以透过粗大的针脚看到肩部的皮肤。一根分不清楚色彩的粗带子算是腰带，把我们从上到下一分两半，倒像是一只刚成熟的葫芦。
服装是诺儿去订做的，她看着我们试装，非常满意：“漂亮！到了舞台上，大效果就出来了。”
我心里明白她是巴不得我们出丑。左老师不以为然，胸有成竹：“服装很有特色，完全符合我的构思。”
我们意外地发现小芬居然没有发火。一个多月的排练时间过去，我们都学会了忍受和沉默。无论如何，让这一切快一点成为过去吧，大家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试演那天我们到了一家夜总会，这令我们感到不安。小玲问左老师：“我们来这里干吗？”
“节目审查！”
“在夜总会里？”
左老师上下打量了我们一会，解释道：“这只是审查节目的地方，演出地点在别处！”
“你可不要骗我们，如果是在这里表演，我是不会上场的！”我忿忿不平地说。
左老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生气地说：“你怎么不相信我的话呢！这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