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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小洋大惊失色，立即站了起来，到处寻找着可以逃走的出路。
对于在深圳居住的普通打工者来说，暂住证，这样一张硬硬的卡片是多么地重要！用“深圳的绿卡”来定义特区暂住证一点都不为过，拥有它，可以高枕无忧，没有它，就要提心吊胆地活着！
当时办理暂住证需要花费七百多块钱，以我当时的收入情况来看，缴纳这样一笔钱，意味着要过两个多月的半饱生活！我自然吝啬，小洋也舍不得，所以我们二人都是持特区边防证进入深圳的，当然，还有一张身份证证明我们不是“黑人”。
当时的深圳对于打击无证人员的力度很大，被查出没有暂住证的人后果非常悲惨，稽查人员会不由分说地把你定义为“三无人员”。这样的突击检查每进行一次，便总有像我们这样的打工者被送进囚车，押送当地派出所。在第二天的十二点以前，如果有人花几千元钱来“赎”你的话，那么你会重新获得在深圳居住的自由，如果救助无门，熬到了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无证人员就会被押送至离深圳不远的樟木头监狱，干上一段时间的无偿体力劳动，接着被遣送回原籍。
我们必须逃！但这时所有的出口都已经被稽查人员给堵死了，我们如热锅蚂蚁一般，慌不择路地到处乱窜。我们终于发现这家录像厅还有一个后门没有被封锁，我们跑到这里，却发现是一条死路，后门外是一个花园，花园的四周围着三堵高墙！我和小洋立即“傻眼”了！这时有几个尾随我们到这里的男生，他们看了看环境，又看了看手足无措的我们，说了声：“站着干什么，还不快跑！”便争先恐后地攀墙而上，他们的举动启发了我，我抓住一条缠在墙上的铁丝网，向上爬去。就快到达墙头时，我听见小洋带着哭腔在喊我：“咏梅，我爬不上去。”
我回头一望，小洋伸手抓着铁丝网，却怎么也爬不上来，她此时还站在墙根前，绝望地看着我。情急之下我跳了回去，用手托住她向上爬，看见她笨手笨脚地接近墙头，我再一次向墙上攀去。谁料这时有几个稽查人员来到了后院，向我们冲了过来，七手八脚地向下拉扯着趴在墙上的人，最下面的几个人被他们粗暴地拽到了地上，那些人用手捂住头脸，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呻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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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而出走（4）
我从小练就的一身翻墙本领，这一堵墙对于我来说本来是小意思，但当我看见稽查人员咆哮着奔来时，便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动作，心里充满了恐惧，像被使了“定身术”一般地贴在墙皮上一动不动。千钧一发之际，已经到达墙头的小洋向我附下身来，伸出一只手拽我的胳膊，死劲地向上拉我，被她这么一拽，力气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蹿上了墙头，和小洋不顾一切地跳到地上，拔腿便跑。
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被推到了鳄鱼池子里，为活命此君疯狂地向对岸游去，他居然逃出了鱼池，上了岸。岸边，一名游泳运动员在惊喜地迎接他，手中还握着一个秒表向他祝贺：“天啊，您真是一名游泳健将，要知道，作为一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我在我的国家已经够出名了，可是，如果和您比起来，我简值不算什么！快把您的姓名告诉我，我想我一定听说过。”这位先生喘着粗气，不耐烦地答道：“你自然听说过我，因为我是这个小镇里著名的送报员，八成以上的居民都知道我的名字。说到游泳，承您夸奖，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下水！”
这绝对是个笑话，第一次下水游泳的人绝不可能有游泳健将的速度，但是，它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在遇到特殊情况时，他的潜能就会发挥出来，甚至发挥到极限。
那个夜晚，我运动员出身的父亲一定会为我的身体素质而感到骄傲，我们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马拉松啊！我们被吓坏了，脑子中惟一的念头是尽可能地逃得远一点，逃离稽查人员的搜索范围。
我们狼狈不堪地在大街上狂奔着，直到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这时我的呼吸变得非常困难。我们挣扎着走进一栋大厦的停车场深处，在一个空着的车位里，我们浑身瘫软地坐下来，喘着粗气，像筛糠一样地发着抖，手脚冰凉，汗水大滴大滴地从头顶冒出来，顺着发梢往下淌。
我们没精打采地看着对方，过了一会，我看到眼泪从她那双好看的丹凤眼里流了出来。她用手捂住脸，大声地哭起来了。
她的肘部擦破了，血水正在往外渗，眼泪从她的指缝中流出来，和着鲜血滴在她的膝盖上，染红了她的连衣裙。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和着汗水，一缕一缕地垂在胸前。
不知不觉，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我们抽泣着，面对面地坐了很久，小洋擦了擦眼睛，一脸委屈地看着我。我低下头，目光被她脚上的一双高跟凉鞋所吸引，顿时明白了她为什么在翻墙的时候掉了队。
她居然穿着这样的一双鞋，翻过高墙，和我在大街上狂奔半天！笑容又慢慢在我的脸上绽放，她皱着眉头，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破涕为笑！
于是我们大笑起来，她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来给我，我却没有理会，只是死盯着她刚才坐过的地方。她回过头去，那里有两个不规则的圆印子，她笑得弯下了腰：“这是玛丽莲·梦露在好莱坞门口留下的水泥印子！”
我们笑得前俯后仰，非常失态，终于吸引了巡视停车场的保安，他满脸愤怒，冲着我们招手：“走走走！这里是你们呆的地方吗？快出去！”
第二天，我和小洋从惊恐和快乐中恢复过来，回到自已的工作岗位。培训课虽然结束了，我们还是时常联系，几个星期后，我给她去电话，她的声音很低沉，她说她这段时间心情很紧张，因为她所在公司正在裁员。
我的运气比小洋好，因为同事的朋友，我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新工作。
一份兼职（1）
好运气是小邱带给我的。
小邱是公司“贸管部”的报关员，平时很喜欢和我聊天。他瘦高个儿，鼻梁上架着一副像极了太阳镜的近视眼镜，嘴里叼一根牙签，走路时会摇晃着他那并不宽阔的肩膀，有节奏地甩头，与他相熟的同事和好友总是劝他将前额的那缕“留海儿”剪去，他总不肯。
我想他是舍不得放弃那个他自认为“潇洒”的甩头动作，因为他常在没人的时候对我说：
“小马，你注意看我哦，我表演一下给你看，不是天天看得到的。”
然后他便将头部狠狠地向后一甩，那缕“留海儿”便如受了惊吓的耗子一般蹿到头顶去了，稍过一会儿，这只惊魂未定的小家伙又向前额缓缓地挪过来，大概是发现并无太大的危险吧，便心安理得地躺回原处。
每每此时小邱便会得意洋洋地问我：“帅吧，嗯，帅不帅？”
他长得并不帅，但碍于情面，我只能虚伪地称赞他“帅呆了”。得到肯定后小邱灿烂地笑了，露出被“功夫茶”泡得发黑的门牙，哼起一首小曲：“星星今晚伴我睡，好像同情我空虚！”
小邱是“海丰人”，奉行找太太要找“三心”政策的（看着恶心，放在家里放心，使唤起来顺心）。所以，他的女朋友甘心情愿地被他安置在离深圳几个小时车程的家乡，每月上来探望他两次，因此小邱需要星星同情。
住我隔壁的芳姐是一名年过三十，“杳无姻讯”的“大小姐”，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固执地认为小邱与女友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因此她特别喜欢指导小邱，常邀请他去她的房间里玩。而小邱每次去，一定会叫上我，再带上一副扑克，加上我对面房间爱凑热闹的前台小姐阿黄女士，便构成了一个“锄大地”战团。在不去找小洋的日子里，我们四人是“铁杆牌友”。虽然我们从没有赌过钱，但因大家性格各异，输了牌时真有红着脸骂人的，赢了时也有兴奋地拿话气人的，所以，我们玩牌的兴致很高。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又凑到了一起，黄小姐却迟迟没有出现。三缺一自然打不成牌，芳姐又开始替小邱出主意：“你那个女朋友要是真心爱你，就应该到深圳来陪你！”
小邱尴尬地笑着，拼命地想要岔开话题，但那天芳姐似乎格外地与小邱过不去：“小马你瞧瞧，他现在根本不想提他女朋友。既然你们都到了这种地步了，我看最好是赶快分手！”
我为难地看着小邱，他沉默地听着芳姐继续高谈阔论：“女人就应该做女人该做的事情。上次她来看你，我看见你倒在厨房里做饭！这种女人，早晚会被老公抛弃！小邱，哪次你和小马来我这里不是吃现成的热饭热菜，你应该让你女朋友向我学习！”
小邱突然站了起来，挠着头皮说：“对了，我去叫个朋友来，不就可以打牌了？”
芳姐很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张了张嘴，终于没有反对。我则兴高采烈，一迭声地催促小邱去叫人。
小邱一去不复返，我们等了足足四十分钟，就在要绝望的时候，小邱和他的朋友出现了。
这个朋友叫山峰，生得富贵而秀气，皮肤白皙，嘴唇红润，带着一脸腼腆的笑，使人联想起他女儿身的扮相。曾国藩曾言：说话慢的人为人厚道忠实。所以山峰必定是个很诚实的年轻人，因为他天生就是结巴。不仅如此，他干什么的速度都比常人要慢半拍，打牌时我们总会被他大惊小怪的声音给吓一跳：
“哎，这，这，这是怎，怎么回，回事？什么时候打，打，打，打出来的？”
然后伸出手来，翻看我们前面出过的牌，再专注地瞧瞧自己手中的，煞有介事地点着头道：“明，明，明白，继，继，继续！”
跟这样一个人玩牌，实在是无趣，我们三人都觉得打不下去。芳姐找了个借口，大家就都说不玩了。山峰并不失望，用不流利的语句和我们谈起他所在公司的事情来。一开始芳姐还固执地想要把话题扯回到小邱那无辜的女朋友身上去，但很快她便在山峰的面前败下阵来。山峰的结巴并不影响他的语速，他打断别人话题的本事真是令人钦佩，于是二十分钟后，我们三人均沉默地听着他用不流利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他的公司概况。
一开始，我感到无聊，因为我对他的自我吹捧和标榜不感兴趣，但接下来，他的一个话题吸引了我，他说起他们公司正招一批促销员，全部要年轻的未婚女性。
我问他：“促销员是干什么的？”
山峰说：“就，就，是，是，营业，员，只，只，只不过，不，不，不属于，于商，商场，是，是，是帮，帮，帮公，公司的。”
“有什么区别呢？”
“当，当然，促销，销员，挣，挣得多。”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山峰告诉我，促销员一个月只有一到两次的促销任务，每次历时五到七天，工资是一天一百五十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月当十天的促销员，就能够挣到一千五百块钱，这是我工资的两倍多！
我向山峰询问如何才能当一名促销员，他的回答令我狂喜：“哦，只，只，只要是二，二十八岁以下，漂，漂亮，身，身材好，口，口，口才，才好，就，就，就行啊！”
我长相一般，但身材出众，说到口才，我相信我不比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