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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茶馆的烛光里看到她，烛光昏红，像绯红的酒色，映照着她，她脸上营造出一种温暖人又迷惑人的色气。有点迷离，有点开启人的想象空间。我们相对而坐，间隔着一张仿古的长条茶桌，50公分宽度，空间距离可以伸手相握，引颈相吻。但心灵距离遥不可及。隔海相望。在山岭的另一边，在朋友的信任中。她是我朋友的朋友，比朋友更需要我小心，掌握好交际的适度分寸，不能过分亲热，也不能过分冷淡。热了，是喧宾夺主；冷了，是对朋友不捧场。冷热之间有个明确东西，但说不清道不白，像鸟语，如花香，要靠心灵体会，用智慧把握。我的感觉，这是一次逢场作戏的会面，它只占领了我的一点时间。一个夜晚。一个既不象征着过去也不暗示着未来的夜晚。一个刚开始就意味结束的夜晚。
结束也是开始。机会在偶然中，在缘分里。第二天，她要走，我陪朋友去送行，临行前朋友横出急事，把送行的任务全权委托于我。这是以后的长长的一系列开始的开始。一次单独的送行，一次结交私情的机会。电话。邮件。聊天。办事……我们像朋友一样开始友好交往。她是个需要倾诉的人，因为经历非凡，内心无助。我是个善于倾听的人，因为她需要倾诉。痛苦，困惑，不幸，隐私，愿望，恐惧……她给我一个*的精神，不过，仅此仅此而已。换句话说，我们之间，没有爱，但有情。在如今到处都充塞着“有爱无情”的男女世界前，我们的“秘密空间”显得有点儿怪异，又有点审美。美是脆弱的。最美丽的最脆弱。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对她的情，让坚强的理性不断催眠爱的欲望，并不断告诫自己：这样很好，这样很好。我开始回到二十年前，呼唤真情，崇尚崇高，把女人当做天使一样用心相爱。易碎的玉。珍藏。
不用说，她让我多了一份想念，也让我多对一个城市产生了感情和寄托。说来简直难以相信，我，一个整日出没于成都街市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有车族”，居然至今还没有去过重庆，多少次我与它擦肩而过。在它上千万的人群里，也没有一个我的朋友和亲人，这个城市对我似乎是个盲区，该有的没有，像命中注定。但她又像命中注定一样地出现，空白的城市终于冒出一个黑点。因为空白，黑点被轻松放大。我知道，重庆不是个简单的城市，它对人们有很多很多的意味，但对我而言似乎又只意味着她。她是我的重庆。她没有名字，是因为我不想与人分享她——因为她对我来说本身就只有一点点。
2002年10月11日
“４站长”索拉
去年以前的许多年里，我每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畔度过的。一个世界最高的水电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电铁军，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闻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两天，我还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刘源将军将一把象征着羊卓雍湖水电站竣工的巨大金钥匙交到自治区领导热地手中。正如电视解说词所言：“羊卓雍湖电站是数千武警官兵经过八年拼搏奉献建成的……”电视镜头从仪式现场翻到羊卓雍湖，又翻到甘巴拉山，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我突然潸然泪下。泪水出于心底的呼应，而不是由于被煽骗。事实上，时光是不会流走的，时光都留在我们心中，就像我们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样。
1993年夏天，我陪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下部队去采访，深夜返回，大雪骤然纷飞，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两记者为夏天落雪惊喜不已，司机却苦不堪言，因为他出门时忘带了防滑链。山高路滑，车行不止，如履薄冰，生死悬乎。像蜗牛一般爬行数里，司机已汗流浃背，忽看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屋，一张惶惑的笑脸，亮在车灯中，令我们倍感亲切。我就这样认识了“４站长”：一个1992年入伍的藏族兵。他的真名叫索拉， 喊他“４站长”是因为他独个人掌管着４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了一块废铁。那天晚上，“４站长”索拉为我们忙乎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变得粗糙而有一定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汉话，我们无法交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了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不论为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充满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如果说发电机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对这样一个给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东西，他似乎只能对它这样笑：诚恳而愧疚。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所以他学汉话的过程比其他藏族兵要显得艰难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咿咿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也许我是有能力说服个别领导为他配一个汉族战友的，这样的话，我想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他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了，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发。
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咿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交流依然问题诸多，他常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说的，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答话又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声音大得像喊叫。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笑笑，又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说，“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噪噪。”脸上毫无痛苦表情。我却非常替他难过。我知道，正因为它不尽的“噪噪”，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失却了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情切割了，寂寞将加倍地陪伴他度过分分秒秒。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呢？有了人，又怎么跟人去说？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的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交流。我想这肯定比他当初跟收音机学说汉话还要难，但这跟他一个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羊卓雍湖的岁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笔浓彩，“４站长”索拉又是我这段岁月中的一个亮点，他诚恳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候我想，生活并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否则他不会这么打动我。
1998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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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邱继宝
他是个农民，却让几千上万的农民走进了城市。他是个穷人，却拥有亿万有形资产和更多更多的无形资产。他在海边长大，却有山的意志。他出身卑微，却从没有自卑过——自卑是懦弱的通行证。他被人伤害过，却从中悟到了胜者的岸。他鏖战商海，曾经要钱没钱，呼天求地，苦不堪言，如今却笑傲江湖，独占鳌头。他也许初中都没毕业，却满腹经纶，谈吐慷慨颇见学识，比博士还博学。他身不高，魄不魁，初次见面，面容中略含羞涩，但转眼你会轻易发现，这不是真实的他。真实的他有巨人的风采，心中有磐石，脚下有风火轮，目中有万物，却又都在玻璃的另一边。我是说，他不会被身外之物所迷离所改变——他只接受自己的改变。他是自己的主人。他主宰自己的命运，见风乘风，遇浪破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同武林高手，借力用力，见招拆招。他凭借着天空的力量，浪迹天涯，却始终不别故土。他依靠企业的名望，博得各路商机和诱惑，却一直不为所动，痴迷于一针一线的传统产业。他说，我不求最大，只求最好——我坚信，他拒绝诱惑，不是失去了愿望。他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却不是井底之蛙。他逆流而行，不是愚昧无知，而是剑走偏峰，是机智，是大智若愚。他把“传统”带到时尚的前沿，让传统的产业获得了不死的活力。他把“飞跃中国飞跃缝纫机集团，占领了全世界70％的缝纫机份额。”两个字插上翱翔的翅膀，让名不见经传的台州成了“中国的大都市”，广为人知，深受人敬。
他是谁？
邱继宝！
坦率说，台州五日行，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人：邱继宝。印象最好的也是他。好到什么程度？其他的好印象（人和事）捆绑起来都抵不过他一个。其他的“好”都似乎成了突出他的基奠。有一些“并不好”的印象，也因为有了他，被冲淡了，调和了。情有可原。可以大而化之。化整为零。有点爱屋及乌。有点一好百好。有点以一当百。因为有了他，台州被缩小了：成了一个传奇的人，一个企业。因为有了他，台州被加深了：成了我心中深处不灭的记忆。
我当然是偏执的。我的理性属于感性。我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正确和深刻。我代表我自己：一个偏执的人。我喜欢从风中捕捉影子，喜欢“以点概面”，迷信“天才论”、“心灵论”。其实，我和邱继宝没有单独说一句话，没有合一张影，没有并过一次肩。我和他的关系只有两种：其一，他是导游，我是游客，我远远地跟着他，听扩音器传出他的声音，常常是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其二，他是当事者，我是旁观者；他在台上坐，我在台下坐；他有问必答，我洗耳恭听。类似的参观和采风活动，我参加过多次，但多半是走马观花，少有感动和记忆。蜻蜓点水，转瞬即逝。形式大于内容，身置其中，心随风动。但那天，我突然被扩音器吸住了。
扩音器说：“我是一个被梦牵动的人……”
扩音器说：“我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这需要最大的智慧……”
扩音器说：“做传统企业，像你们写文章，必须要以反传统的方式去尊重传统……”
我感到有一个才高八斗的人在身边，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见多识广。但是扩音器笑着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读过初中……”我愣了，好奇心一下子汹涌起来，心一下子沉静下来。我注意观察他，打听他，从整洁又别致的车间里揣摩他，从路边的一花一草里寻找他，从几册画报和杂志中了解他，阅读他，想象他。最后，坐在台下，看他在台上舌战群雄，有种解密的感觉：一切都在我的期待和想象中。
我经常说，这个时代的聪明人都在商界。他无疑是个聪明人，善于从风中听辨季节的更替，能够化繁就简，提纲挈领；对猎物有一种本能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