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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弘扬胆魄，匹夫不可夺志；姿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形式内容都重要；专注，平常心，心无旁骛；优美，宁愿死得漂亮，也不要活得难看；气魄，茶道讲汽势，围棋讲气合，比武讲气势；无论是茶道、剑道、棋道还是武士道、孔孟之道，都可以充分发挥，于丹却只是把论语中的“泰而不骄”搭接过来，怎么不晓得联系论语中的道、战、力、命、生死、成人来谈一谈呢？“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么现成的名句，于丹难道不知道出自论语？
所以我说于丹拿论语来给自己脸上贴金，贴金也就罢了，不要毁金，众口可以铄金，百家讲坛的观众资源也足以铄金。于丹把小人解释为儿童，我并不觉得可笑，而是愤怒。“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学生就明白小人的含义，于丹却不通。学术上最可怕不是真的不通，真不通，别人提醒一下就改正了，最可怕的是故意不通，有恃无恐的不通，仗势欺人的不通，指鹿为马的不通，莫须有的不通，故作惊人的不通，玩世不恭的不通，哗众取宠的不通，孔子提倡的忠信何在？于丹心得的诚实何在？还敢打着论语的旗号？为了自己的主题故意曲解，祸害才大，好引用却一知半解，典型的假尼姑念歪经。力量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一旦成为异端，破坏力就越大，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矣。”于丹的讲坛完全成功，结果却证明了国学的失败。
学术成果要推广，才成为生产力，这没错，但不能为了通俗而抛弃专业精神。霍金的《时间简史》面向大众，但其内核不是一般人看得懂的，作者说谁要是完全看懂了，就可以去攻读博士学位。坚守专业标准，也就是坚守了职业道德标准。为了迎合民众，不惜恶俗，利字当头，这不是在推广孔学，而是在诋毁孔学，这不是好心办坏事，而是披着孔子的礼服，叨念着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句子，惦记着墨家的财经。百家讲坛给很多婊子树立了漂亮牌坊。
于丹的少男粉丝们跟偶像一起去浪奔，不顾她徐娘半老折了少年人的寿，这是周礼所允许的，“仲春之月，会令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行为艺术产生诗歌艺术，《诗经》里的情诗（也叫淫诗）就是这么来的，孔子也是这样生出来的。经过孔子的坟头，请他们停一停，倾听夫子的教诲，子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我没有这么损过人，实在是孔子时代那些失礼的人和事在重复上演，权臣季氏仗着政治资源违反礼制祭奠泰山（季氏旅于泰山），留下一行大杀风景的繁体字：季氏到此一游。于丹站在百家讲坛那一刻，是季氏的借尸还魂，在泰山再留一行大杀风景的简化字：于氏到此一游。据于丹自己说，她还准备开讲庄子，儒、道、佛三位一体，齐全啊，一个抛弃信仰的人，必是以世俗的眼光读书，用流行的语言扯淡，从功利的角度实践，我想像飘逸若仙的周庄的故乡名胜嵩山，届时将惨遭污染，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二、礼节
于丹讲论语事件给了我一个启示：国学与其糟蹋在伪儒生手里，不如在象牙塔里封存。
国学是近代才发明的词，它的概念含混，它的外延模糊，但最保守的学者也会把经、史、子、集包括进去，它能学以致用么？
光说子吧，就有儒、墨、道、法、杂、阴阳等诸子百家，它的历史状态是争鸣，学以致用就是要继承与发扬，意味着理论上要争鸣，实践上要争斗。孔墨显学在历史上是对立的，都是国学，怎么处理它们的矛盾？争斗是不行的，和谐社会不允许；和平共处就得改变它们原有的立场，那就堕落成伪国学，厚黑学；最好的办法就是争而不斗，鸣鼓而不攻，隔着一条大河，各自放烟花，即躲进象牙塔里研究，有来学而无往教，圈子里扯淡。
没有一种学说是完美的，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也没有一种方法是完美的，能集百家之大成而不矛盾。故而学术争鸣是真状态，实践而争斗是硬道理，一旦经世，在政教合一的中国必水火不相容。儒墨在先秦的历史上为什么没有打架呢？那是它们一直在扯淡，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外交内政都没有它们说话的份。春秋的外交是尊王攘夷，内政是鼎彝尊爵，诸子百家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战国的外交是纵横家的天下，非纵即横，想圆滑，要么去死，要么隐居，所以秦与六国打仗。秦的内政是法家说了算，墨家弟子在秦，要么隐居，要么流亡，要么投降，要么去死。秦灭六国，还是法家的天下，所以秦皇焚书坑儒。汉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问题后面再谈），其它的要么去死，要么扯淡。
扯淡不是贬义词，有一个近义词叫清谈。不知道是谁说的清谈误国，这说法害人。清谈从来没有误国，实践反而有风险，有可能误国。宋襄公懂礼，敌军在河对岸，不攻击；渡河到中央，不攻击；刚刚上岸，不攻击；最终反而被击败。宋襄公如果仅仅扯淡，而不去实践，是不会误国的。赵括如果仅仅是纸上谈兵，坚持扯淡、清谈，写兵法，写小说，而不是率领四十万大军与秦决战，也不会误国。隋炀帝诗写得好，可惜他没有坚持扯淡，清谈“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而是实践建筑学的土木工程，丧国了。李煜词作得好，可惜他没有坚持清谈，而是将词谱上曲，让优伶载歌载舞，实践音乐学而误国。光绪皇帝要改革，不满足于扯淡，还有重大行动，废科举，无情地抛弃了戊戍变法时候上书支持他的那些公车们，五年以后便改朝换代了。孙中山是仁者，这没有什么错；要革命，也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他用儒家思想去指导革命，用儒家的玉帛去对抗法家的干戈，不失败才怪，误国。胡适建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清谈大师，因为主义会引发武装冲突；鲁迅尽管说过拿来主义，还是清谈大师，他反对*示威请愿，“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请不要错误理解了猛士的外延，它不包括学者，学者这时该做隐士。共和国时期，如果反右派仅仅限于清谈，而不是掀起运动，不会损失了那么多仁人志士（更严重的是从此一段时期内海外游子视回归为畏途，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后来的文化革命，如果仅仅限于清谈，不会破坏那么多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既不适合立国，也不适合治国，只适合清谈（这个问题后面再谈），清谈不适合大众，更不适合革命。
回过头来说汉以来的儒学地位。不要以为汉朝是儒教立国的，这儒家倡导以礼治国，以德为政，叫皇帝要像尧舜禹那样“恭己正南面而已”，这天下争得还有什么益处，这皇帝做得还有什么乐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骗术，披儒家的礼服，罩着法家的兵器，即儒学为体，法学为用，其实治国还是秦始皇那套管用，只是接受教训笼络人心，给天下读书人一个归属，不管你此前属于什么子，什么家，既往不咎，统归于儒；这儒当然不是真儒，而是假儒，修正主义的儒，犬儒。
犬儒将忠信礼义孝悌廉耻的仁德修正为天地君亲师，把自觉执行的操守扭曲为三纲五常。本来殷人只有祖宗一元神的概念，周人维新将帝和祖分离，变为二元神。汉人复又合并为一元神，就是天子。真是不知量，这世间竟然会有人可以代表天，把龙的形象都玷污了。天地君亲师，皇帝是天子，天罩着地，君临天下，的确，还有亲和师，但亲师都得听天子的，还有什么独立人格。想不变质，就得清谈。
前不久长卿建议我批鲁老爷子和老毛，我不肯承认我没有勇气，找技术上的借口搪塞过去。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谁在朝，谁在野，一目了然。一个学术泰斗，小学生去批，一颗红太阳，小民去挨，无效且极不安全。占据学术或者政治的制高点，可以将前人的尸身打烂，所以倘若朱元璋要将朱熹搞臭，轻而易举，他是领导，可以发动群众；鲁迅要把段祺瑞骂得体无完肤，也是段活该，鲁迅是学术权威，各大报纸争相转载；郭沫若的资源就更丰富了，他可以将鸿毛吹上天。于丹的资源垄断标准的丰富，她占据了中央讲坛。我只能绝望地羡慕而决不能效仿，在政教还没有分离的时候，只好清谈，以保持本色。
清谈绝不会误国，相反，这种做法因为不会激怒执政者，得以保存前人成果。儒生们的人和书被秦始皇火烧活埋了，因为他们想经天纬地；佛庙的香火历经帝国、民国、共和国而长盛不衰，因为法师们清谈，不印小册子；试看当今中国是夫子庙多，还是佛庙多。改朝换代大家都喊“万岁”，还是清谈，它相当于“*”，因为真到危机时刻绝不会求皇上保佑，而是祖宗保佑，菩萨保佑。老毛的语录一度引导了人民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城里人结婚要先来一段“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清谈，聪明的工人；乡下人成亲就不管那么多，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崇仰天地人，纯朴的农民不懂得清谈。
今天国家清明，仍然要清谈，因为普及国学的条件还不成熟，就跟要实现*一样，条件不成熟。现在不是春秋战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好，在这种环境下，倡导国学的普及别有用心。让于丹那种技术不过关的人去盲目开发国学，就是破坏国学，国学就像埋藏在地底下下的文物，不加保护的开发是不负责任的，掠夺性的开采是可耻的。孔子宁愿论语烂在地底下，也不要于丹弄虚作假地推销《论语》（推销她自己的心得）。如果当年于丹以在朝的优势推销老师的言论，将论语图文并茂包装展览，制造儒学的假繁荣，让小学生也买一本装饰书橱，却让人只以为论语是三毛散文式的人生体验，仍然不知道论语是怎样的一本有益的书，孔子是怎样的仁智勇三位一体的人，孔子该会这样骂他：“太过分了，有你这样弄虚作假的吗！没有多少人读得懂却装做民众都读得懂，我欺骗谁呢？骗天吗？我的学说与其坏在你这种学生手上，还不如死在颜回这些后生们手上！我的学说即使不能隆重普及，难道还会烂在大路上吗？”（子仙逝，于丹使论语恶俗，还魂，曰：“久矣哉，丹之行诈也！非流行而为流行，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汝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负责任的态度是清谈，清谈是隐士的本色，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智。今天的隐士们，既不避世，也不避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应该像我那样将国学正本清源，述而不作，老老实实做读书笔记，不要穿凿附会，为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