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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学会了说善意的谎言。
昨天我再次去看望已患尿毒症、风湿性心脏病在家休息一年的同事。她今年42岁，可对生活的绝望让她失去了治疗、进食的信心，两个月前我去探望过一次，当时的她精神完全崩溃了，大家都说她活不过一月。我又一次编制了美丽的谎言，告诉她电视上讲了一个比她还重的病人经过治疗已经活了五年，11月底那个病人还在电视上讲了自己治疗的经过。我劝说她只要好好吃饭调整好心态，有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身体可以慢慢恢复，到好点时再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等恢复到能承受手术时去北京接受手术治疗或干细胞治疗，活到50岁没有问题。其实她根本不可能做手术，因为她还有肝病、贫血。总之我想办法“骗”她进食，鼓励她要振作精神，和病魔作斗争，和死神夺时间。现在她的精神状况比前次去时好多了，家人说她现在按时吃饭，也有信心配合治疗，还等着去北京治疗呢。我听后真的很高兴，是善意的谎言给了她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为了延长她的生命，更为了让她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对生活抱着美好的希望而活着，我会继续用谎言时时地去安慰她。
面对患者，也许有时候，谎言也能够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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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你的眼神
那是2003年的初夏，我作为一名主治医师，带着4名进修医生在科里工作，接诊了一名40岁的女性病人。了解病史后发现，病人2001年7月开始出现双侧上肢水肿性红斑、咽痛、关节痛，间断出现寒战、高热，体温常在39℃以上，曾经到过多家大医院就诊，外院给予诊断“成人斯蒂尔病”，行甲强龙冲击后泼尼松维持治疗，同时服用甲氨蝶呤，病情缓解。后来，病人自行停用所有药物。2002年8月再次类似发病，同时伴随双手雷诺现象（遇冷后指端苍白，接着青紫，随后潮红），四肢肌力下降，继续服用泼尼松和甲氨蝶呤，病情有好转。到2003年2月病情又一次加重，入院后按皮肌炎治疗，皮疹和肌力开始改善，计划进一步肿瘤病理检查。
但是，后面的计划还未实施，就出现了突发事件。那是一个天气阴暗的周六上午，按习惯，我8点之前进入病房查房，发现病人精神差，颌下（下巴处）明显浮肿，声音嘶哑。病人诉说睡眠差。凭着自己的经验，我立即部署了几项工作：向上级医生汇报情况；请耳鼻喉科会诊；派人取气管切开包备于床头；电话通知家属病情有变化，立即到医院来；让下级医生准备病情告知书和手术同意书。耳鼻喉科医生会诊意见是马上进行气管切开，但是病人和家属有些犹豫。正在向家属交代病情过程，病人出现窒息，立即进入昏迷。耳鼻喉科医生就在病区，听见呼叫，他一个箭步冲到病人前面，未来得及戴手套，一下就切开气管，放入气管套管，进行人工呼吸，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随后接上呼吸机辅助呼吸。尽管如此，病人却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出于对医学知识的探求，我们认为这个病例在医生对疾病的认识上有特别的价值。我们也反复探讨“成人斯蒂尔病”是否只是某种疾病的前驱表现，比如这个病人，最终是皮肌炎，还是恶性肿瘤？太多的谜团还有待一一解开。当然，更高更重的是无价的生命。我是多么希望她能早日醒来！为了更好地抢救病人，我搬到病房住，陪值班医生一起24小时监守病人。虽然病人原来面部有皮疹，但也还算清秀，由于长时间平卧，加上手术、缺氧损伤和疾病本身的因素，她的整个面部浮肿厉害，一天过去已经面目皆非。
病人有个女儿，那时只有10岁，曾经两次到病房看她妈妈。她每次来并不大声啼哭，相反，显得不知所措。小女孩每次都满眼是泪，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叔叔，你救救我妈妈吧！你救救我妈妈吧！”在场的护士都落泪了。我蹲下来跟她说，我一定尽力救你的妈妈，我们都想让她早日好起来。其实，抢救已经过了24小时，病人除了生命体征在维持，浮肿在加重，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但是，作为医生，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做十分的努力，永不放弃是我们当医生的信条。
3天后，病人还是走了。病人的丈夫俯身亲了自己的爱人，然后握着我的手，低声说了句谢谢。我把手放在她余温犹存的额头上，帮她合上了微睁的双眼，心里充满了悲伤。走出病房，我又看见小女孩哀伤的泪眼，她让我想起自己幼小的女儿。我实在无法承受这个女孩的眼神，那双充满泪水，带着凄悲眼神的双眸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底。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偶尔翻到当年留下的病人资料，仍然让我唏嘘不已。仿佛那个小女孩还站在我面前，依然带着悲伤的眼神。那个眼神常常在激励着我。随后的岁月里，我曾经多个季度被评为“患者最满意的医生”，还获得过多个较高的荣誉。但是，在我心里，最高的荣誉莫过于病人的笑容和肯定的眼神。
你会好起来
作为一名临床住院医师，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经我治疗的病人有康复出院者，也有生命远行者，但其中有位患者却让我始终不能忘怀。他对疾病的态度，对医生的信赖，以及对生命的渴求让我充满敬意。
他是一位下岗工人，年近五十的他为贴补家用，在一家气站给居民送煤气。“十一”长假的一天上午，他突发脑出血，摔倒在路边，由路人拨打120送入我院。患者当时病情危急，从头颅CT分析来看，出血量和出血部位的情况不容乐观。可能事发突然，他的妻子当时按捺不住自己的悲伤，失声痛哭起来。我是他的主治医师，在为其做进一步检查时，患者突然用含糊不清的语言问我：“大……夫……我的病是不是很重？”
“你没有太大问题，会很快好起来的。”说这话时，我感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这也仅仅是一句脱口而出的安慰，但是他却对这句话抱着极大的希望。他用眼神告诉我他相信我，他反而安慰他的妻子不要难过。事后他告诉我，他比任何人都痛苦，他害怕再也站不起来，怕这个家就此垮掉，他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支撑着这个家。面对着这样一个病人，我的心里有种别样的感受。“你会很快好起来”，多么寻常简单的话语，它不仅是在安慰病人，它同时也在告诫每位医生，不能轻易放弃。
接下来的治疗，我们是在一种和谐的医患互动中进行的，这对患者病情的好转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神经内科医生对发病初期患者的治疗同康复期的治疗一样重视，因为这决定着患者日后的生存质量。此时由于病人脑出血，左下肢外展，我要求家属配合，随时保持左下肢功能位。他的妻子即便在他夜间熟睡时也要矫正其脚的位置。这样细微的护理，使得他日后下肢恢复到接近正常人的水平。随着治疗的进展，他的病情逐渐趋于平稳。精神好的时候，他还鼓励其他病友积极配合治疗，给病友们讲笑话，还相互比赛看谁能先站起来。他的这些举动使ICU室一改往日紧张的气氛，我也时常被他乐观的精神所感染。
一个清朗的早晨，阳光透过玻璃，暖暖地洒在病房内。我去查房时，他的妻子正坐在床边梳头，他躺在床上用右手一根一根地捡拾落在妻子双肩上的头发。在那一刻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大爱无言。医院是一个最能体验人生悲欢离合的地方，作为一名医生，有时面对死亡，我们无能为力，在生命面前我们只有敬畏，而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生命就像是一种回声：你送出去什么，它就送回来什么；你给予什么，就得到什么。
一个月后，患者再次复查头颅CT，脑出血竟吸收了一大半。这个结果让我们全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兴奋不已，而患者本人也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下床活动了。每天清晨我们都能看到两个相互搀扶的身影在病室廊道内缓缓移动。也正是这对平凡质朴，相依相伴的夫妻，让我找到生活中自己的位置。我曾经无比羡慕那些能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学者；敬佩那些能在多个专业领域表现出类拔萃的技术精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职业的特殊性，我渐渐懂得了生命的限度，也懂得了一个人能力的限度。因此，我极为敬慕那些明白生命随时都会终止，但仍然顽强生活的人。
患者出院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不停地道谢。他感谢扶贫医院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感谢医护人员对他的精心治疗与护理。其实我应该感谢他们，他们让我更加明确作为一名医生应怀有执着与慈悲之心。
晋代杨泉《医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有朋自远方来
我和先生共同的朋友——小薛要来了。他长着两道剑眉，是个英俊、威武的东北小伙子。他是先生高中时的同桌，也是我的邻桌，是先生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
高中毕业后，小薛去了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读工科；我则来到上海，在医学院里，开始为实现白衣战士的梦想而努力。
大三那年，我正在学习骨科疾病，先生突然告诉我，说小薛腿上长了个肿瘤。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只要不是骨肉瘤就行。”可是现实很残酷，他就是得了这个让所有骨科医生闻之色变的“骨肉瘤”。
我像疯了一样去找我的老师、专家，四处询问保肢手术的可行性。
我的打听还没有结果时，他就因为病理性骨折失去了那条腿，知道这个消息，我和先生在一起抱头痛哭。我的一个当时还在上初中的妹妹，和她的同学一起，折了一千只纸鹤，让我带给他。懂事的妹妹还给我放那首《朋友别哭》。让朋友别哭，我却总是止不住自己的泪。眼睁睁看着他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瞬间失去了一条腿，而我这个准医生却无能为力，那个时候，我的心真的碎了。
手术之后，还要化疗，这是更痛苦、更折磨人的过程。
不知道经过多少痛苦的挣扎，半年之后，小薛又开始重新面对人生。在我即将上大五的时候，休学的他来上海装假肢，这时候的他又恢复成原来那个坚强的小伙子了。由于长期拄双拐，他的上肢看起来非常强壮，脸也胖了不少。
说起他的病，他反过来教育我：“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这个病的危害，以前的死亡率要到90％，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有一半的人能活下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又说：“哪怕死亡率达到99％，那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就是我！”
由于生病，他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