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水很大，日进斗金。
三太太费侠对他说：“在重庆开些店，既不显眼，又本小利大。还可在郊区买些地，办个农场。眼下物价飞涨，但是老百姓再穷也得吃饭，办农场获利一定丰厚。”徐恩曾听后说：“夫人不愧是苏俄留学生，把人家的一套都搬到重庆来了，很好！很好！”
至于办农场和商店的本钱，徐恩曾和费侠指令中统局管钱财的亲信王学仁操办。他们不掏一分本钱，赚的钱都装进了腰包。
徐恩曾的二太太王素卿，这时住在成都。她曾在中央党部工作过，十分贪财，利用徐恩曾的权势也开了一家汽车公司，做起了走私生意。不料有一次她的走私货物被军统查获，有个债主被她逼死，司机又酗酒把人撞死。这些事都被戴笠一一侦知，记录在案，伺机对徐恩曾下手。
徐恩曾和戴笠，虽然同为蒋介石的鹰犬，但彼此为了争功邀宠，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像斗红了眼的一对公鸡。
1944年的一天，中央党部内发现了一条标语，上写几个大字：“总裁*，中正不正”。矛头直指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下令徐恩曾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徐恩曾心知此事非同小可，对有关人员一一排查，核对笔迹。如此这般侦查多天，仍一无所获。侍从室多次催问，徐恩曾无奈，只得如实做了报告。
蒋介石又对徐恩曾当面训斥了一通：“你们都是一群饭桶！废物！人家骂我的标语都贴到中央党部来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养只狗尚能看门，你如此不尽职守，要你何用？”
徐恩曾被骂得狗血淋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得一个劲地认错：“卑职无能！卑职知罪！一定再作彻查，务必侦破此案。”
屋漏偏逢连阴雨。徐恩曾刚受过训斥，戴笠又送给蒋介石一份“小报告”，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戴笠的“小报告”列举了徐恩曾本人和二太太王素卿大搞走私贩运，倒卖黄金、美钞、鸦片、西药、五金、布匹，还囤积居奇，与民争利，扰乱市场，放高利贷，甚至逼死人命等罪行。真的、假的情况一起向蒋介石禀报，把个徐恩曾说得罪行累累，铁证如山。
蒋介石这时对徐恩曾印象已极坏，再加上戴笠火上浇油的挑拨，直气得火冒三丈，立时提笔写了一道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几天后又补了一道口谕，“徐恩曾今后不许再作政治活动。”时为 1944年初。
5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提交的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四百八十人的名单中，蒋介石亲手勾掉了徐恩曾的名字。
至此，在中统特务王国里作威作福长达十多年、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鲜血的徐恩曾，狼狈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徐恩曾遭此打击，羞愧交加，痛不欲生。他闭门谢客，足不出户，长达一个多月。一天，特务骨干张国栋去看他，他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连宰相狄仁杰都畏惧三分。可是后来两人都被武则天杀了，而且死得很惨，这是为什么？原来，他们知道武则天的隐私太多了。”说至此，徐恩曾拍拍脑门，苦笑着说：“幸亏委员长宽宏大量，只免了我的职，还让脑袋长在我的脖子上。”说毕，长叹不已。
抗战胜利后，徐恩曾用搜刮聚敛之财在上海做生意。他熟人多，脑子活，路路通，买空卖空，转手倒腾，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跻身于“上海经济闻人”的行列。人们说：“他是‘官场失意，商场得意’，比他的对头戴笠坐飞机摔死要好百倍。”
手中有了钱，徐恩曾又野心勃勃，梦想东山再起。
1946年11月，国民党在军事上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蒋介石得意忘形，悍然宣布单独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并规定大会代表为两千零八十人。徐恩曾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到一个名额，徐恩曾“当仁不让”，死皮赖脸要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占有这个名额。于是，他自己做主，以会长的资格，通过人事关系，向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领取选举证一百二十张，在投票前一天，他招来原中统的亲信张国栋，要他找些可靠的人，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去投票。投票那天，张国栋拉来的二三十人分乘大小汽车来到中央大学投票场，少则一人代一二人投票，多则代四五人反复投四五次。正式会员来投票的寥寥无几。投票结束后，张国栋在中央大学附近成贤街某饭店内，请这些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投票的特务们大吃一顿作为报偿。就这样，徐恩曾成了“国民大会”中电机工程师的代表。
几个月后，徐恩曾又支持她的老婆费侠“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当时，各地区产生的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由国民党内各派系采用分赃的方式决定的。中统华中区总督察熊东皋分得两个席位，一个自用，一个送给了费侠。在汉口选举立法委员的前几天，费侠就来到了汉口，在熊东皋的陪同下，在汉口陈其美路中统开设的一家歌舞厅新生联谊社里大摆宴席，招待中统鄂、汉两室的特务及有关人员。酒醉饭饱之后，大家赴填选票。就这样，费侠成了立法委员。
下台后的徐恩曾弄到一部电影放映机，自任放映师，不时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进行社交活动，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捞钱。
蒋介石对他余怒未消，纵然他百般活动，仍然未封他一官半职。
徐恩曾于上海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继续经商。他长袖善舞，赚钱颇多，富甲一方。但在晚年得了脑健忘症，于1985年去世，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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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面阎罗——毛人凤（1）
毛人凤（1896—1956）浙江省江山县人。1934年加入军统，历任代理主任秘书，保密局副局长、局长等职。1956年秋于台北去世，终年60岁。
戴老板身上一根毛，军统局的内当家，毛人凤迅速崛起。*女特务杨吉昌堕胎而死，毛人凤摆平风波，赢得一个好口碑。只有他老婆向影心最清楚他的底细：“整个一个笑面虎！”
1934年春天，刚刚加入军统特务组织的毛人凤，怀揣着同乡兼同窗密友戴笠的介绍信来到杭州，被任命为浙江警官学校书记官，领上尉军衔，月薪九十块大洋。而当时，学校的黄埔一期生也不过每月八十元。毛人凤深知戴笠对他有意栽培，因此埋头苦干，处事低调，绝口不提与戴笠十几年的友谊，为戴笠在警校开设军统特训班立下了汗马功劳。
短短几年，毛人凤迅速崛起。在武汉、西安干了一段情报工作后，很得戴笠赏识。戴笠多次对人说：人凤兄很给我露脸，这样的同乡，我多用几个又何错之有？一纸调令，将毛人凤调到军统局本部，担任他的机要秘书，成为军统的内当家，名副其实的第一心腹。毛人凤就这样开始进入军统的核心层。根据戴笠的工作作风，军统局是秘中有秘，圈中有圈，就是一个上海滩，到底有多少军统据点，恐怕连专门负责上海特工工作的办事处处长都不清楚，但毛人凤却了如指掌。淞沪抗战期间，戴笠在上海建立秘密机关，坐镇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以配合中国守军的抗战。一天早晨，因为军情紧急，戴笠急需面见这位办事处处长，一个电话摇到了辣斐德路的特工机关。戴笠也是性急，竟然忘了自己此行也是秘密行动，只匆匆说了一句：“立即来我处接受任务。”
这位办事处处长正等着下文，就听见“咔嗒”一声挂了线，这可让他抓瞎了，戴笠神出鬼没，这个电话从何处打来尚不知情，怎么能立即赶去，这不是为难人吗？
一转眼，办事处处长看到旁边正埋头文案的毛人凤，有口无心地问了一句：“大毛，你知道这个电话从哪里打来的？”
毛人凤连忙站起身，毕恭毕敬地回答：“可能是从福展里路打来的，您得小心一点，那里照例不接待宾客，您坐自备车去，也不可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办事处处长倒抽一口凉气，看毛人凤如此熟门熟路，显然是常客了，与戴笠的关系也不一般了，却不骄不矜不显摆，看不透他肚子里到底有多少货色。
要问毛人凤肚里有多少货，说出来让你吓一跳，整个军统局都在他心里。军统局对情报的处理是很严格的，有一整套制度，分为甲乙两类，甲类是送蒋介石的，称为“通天文件”；乙类是送何应钦的，称为“通地文件”。“通天”、“通地”界限明确，处理人员从不跨越。可自打毛人凤进了南京后，他是上通天，下通地，没有他不管的。平时不大来办公的“二把手”郑介民，偶然回鸡鹅巷军统局看文件，发现许多“通天”、“通地”的文件上都署有“以炎”的大名。“这个‘以炎’是何方神圣？什么来头？管得这么宽，这是不允许的。”
黄埔四期毕业的大特务周伟龙连忙摆摆手，说：“此人就是毛人凤，不能惹，惹他就是惹了戴老板。”
郑介民可没勇气得罪戴笠，他的声音轻了下来：“这人我见过，好像很不起眼，见人点头哈腰的，不像能干大事的模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笑面阎罗——毛人凤（2）
“人不可貌相。过去我也是这样认为，现在才知道此人深不可测，与戴老板的关系绝非泛泛之交。”
走一步，看三步，毛人凤为自己制定了处世原则，埋头干事，广结善缘。不久他又被提拔为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这本是戴笠为削弱郑介民（郑为主任秘书）权利使出的损招，但毛人凤并没有演出“火星撞地球”的闹剧，他对“郑长官”一如既往地点头哈腰，一如既往地恭恭敬敬，硬是把“郑长官”心中的不快抹得干干净净。郑太太来自小户人家，喜欢贪个小便宜，偏偏“郑长官”有惧内的毛病，对太太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毛人凤就找准了突破口，利用内当家的权利，将军统局变成了郑家的仓库，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一年四季都有送礼的理由，就连郑家使唤的佣人、厨子的工资，都由军统局来支薪。郑太太心中一高兴，于是吹起了“枕边风”：“贼还不打送礼的呢，那个‘毛大秘书’啥好事也没忘了你，怎么还对人家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有本事和戴笠斗，不要欺负老实人。”
郑介民心里也顺过了劲，毛人凤没有盖过他的野心，有一件事可以为证。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各机关学校每逢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这已形成了制度，军统局也不例外。按规定，纪念周由机关一把手主持，一把手不在，以次类推。戴笠是个大忙人，很少在局本部，按惯例，则应由郑介*持。但郑介民历来讨厌这种繁文缛节，经常往毛人凤身上推。按说这是露头露脸，提高自己地位的时候，但毛人凤绝不肯担这个虚名，往往提前打电话给郑太太，让郑介民按时到会。“毛大秘书要是有野心，还不趁机树立自己的威信？你要好好待人家，换个人，还不千方百计把你踩下去。”郑太太戳着郑介民的脑壳数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