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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受审的时候，单间囚室隔壁就住着蒯大富，“文革”时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头头，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两个人还时不时地对着墙壁敲击做暗号，因为闷。“当时能见个活人，就觉得亲。”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刑。
本来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取保候审什么的，但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一个不许出来，上面下的指示，谁都不敢违抗。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那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被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那会儿睡觉，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你总不能脸朝脸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3）
后来条件好了，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划痕，我这个还是看《列宁传》看的，列宁被关押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人家盛传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给大家讲世界史。“那帮人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听，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监狱里，自然是鱼龙混杂。“那个时候小偷流氓认识一堆，跟我都不错，大家觉得我挺仗义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特别受人欺负，监狱里头都是那样，他就欺负新来的。我那个世界史班一开，气氛大不一样，整个二监狱的桥牌全是我教出来的，包括那个监狱干部。大家还是尊重读书人的，后来真的不错，有人给你倒洗澡水，叫沈老师什么的。有人这么叫，因为我给他们上课。”
“监狱生活对于我来讲，他们都说是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过得蛮快的。因为监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你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关于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1987年，华夏出版社出的，用的化名志华，不敢写姓，因为害怕被追查。
● 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熬过了两年的监狱生活，1984年5月，沈志华出狱。“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在监狱里头，虽然不把你当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来就不一样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所以为什么本来一件小事，比如说小偷小摸进了监狱，出来以后，就陷得越来越深，一个是跟这些人聚到一起了，犯罪团伙，再一个就是社会本身不给他出路。”
他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那就简直无法生活了。“那会儿改革开放，北京还没有搞得特别好，但气氛已经有了，所以也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那会儿我弟弟让我卖水果，弄了一车梨，我推到大栅栏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
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就想到了南下。“那会儿广州走得比较前。1985年春节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会儿英雄不问出路啊，都是外地来的，谁知道谁？不像北京，都有单位，这么着我就去了深圳。”
开始时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做进出口贸易，他差点进了《南风窗》杂志。“1986年，我这个案子有了转机，当时法院都知道的，我这是典型的冤案。但岂料风向突变，又赶上了‘反自由化’，不仅案子没有平反，还被说成‘自由化’，《南风窗》的事儿也就黄了。”
后来，研究生时的同学做了华夏出版社的总编，找他去给他们出的“20世纪文库”审稿。“其实我是很想返回学术圈子的，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于是他放弃了南方每月700的工资，回到北京，看稿子，每个月130块钱。 。。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4）
这一年连轴下来，审了60多本书，近2000万字。“到年底，眼睛坏了，医生说再继续下去，就有瞎的危险。另外，我感觉当时那个政治气氛就很不对劲了。我那时候已经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了，而且我发现，不依靠体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学问。”
“我想不行我还是再回去挣钱吧，种种因素，当时北京这个环境，我觉得很不适合，所以我就回广州了。”
这就开始了他的黄金生意。
黄金是受严格管制的，但他靠着自己的学识和诚恳，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飞到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四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的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后来，海南省银行的人、黄金处都来找我，说你在北京什么关系？给你们一个公司的黄金比给我们省银行的还多，下次到北京带我们一起去吧。”
● 退出生意圈，回归学术圈
他赚了不少钱。“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我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里出不来了。”
也真如他所说，他的好运气从40岁开始了。“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
开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内容编辑、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了钱，上了新闻联播。又一招，我通过一个朋友利用他爸爸的车，拉了一车书进了中南海，给当时的领导每人送了一套。”
他的书，很适合作为体面的礼品，也正切中那几年里许多人的关切：如何从历史中寻找治理国家的启示。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气，他彻底退出了生意圈。“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这是1993年开始的。”
从回归学术圈到正式为学术同行所承认，进入“体制”，当大学教授，沈志华用了10年。这应了他社科院导师的一句话，“以你的天分，加上现在的用功，10年内肯定成有名的学者。”当时，他面临一个选择，有人提携他入仕途，做某位部长的秘书。是老师这句激励的话，促使他坚定了自己的学问之路。
淘苏联档案的事，是他尤为得意的一笔。
苏联解体，一大批档案得以公开，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概1994年，在一个会上我提出要去搞档案。我说现在我们是跟国外学者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也是刚看了这些东西的，我们搞苏联史的真是得天独厚。”
他必须有一个官方的身份。“没个正式单位，也没有档案，谁给你证实，你怎么出国？”他去找了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双方很快就谈好了，社科院出名义，沈志华出钱、发文，搞一个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然后他挑了几个俄文好的就去了。
到了俄罗斯，搞档案也有问题。“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俄国的官僚体制下的那种不讲效率，再加上苏联解体以后那种涣散。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第二个问题是特别贵，一页一个美金，这是国家档案馆，你要是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美金。我说这么着咱怎么干活啊？” 。 想看书来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5）
“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儿，咱们雇人干，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买了几本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朋友、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茅台，酒过三巡，‘哥几个，有事儿求大家，我们就是想弄点儿档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们苏联的历史。’俄国人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那笔钱当时不小，大家很高兴。这个程序又省钱、又省时间，他们也高兴，那会儿几百美金也不得了。”
再就是去美国印档案。因为美国人赶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们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档案买走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光目录就上百卷。”
现在，这批花费上百万巨款的苏联档案差不多已经整理出来了，还在陆续翻译中。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我敢说，我北京大兴的家里藏的档案比图书馆都多。”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研究这么一个领域，因为中国不怎么接受冷战这个概念。你注意看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冷战一共没有提几次，《毛泽东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90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开的那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这样一下就把冷战史的根基打好了。“后来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我自己也发现完全靠个人去号召还是有一定问题。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那会儿还是比较敏感的，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冷战史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就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都是有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