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科幻世界》常常有一种“究天地之变”的气质，你有没有觉得文化的市场化跟文化品格是不太相容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3）
阿 来：我对中国的媒体是有很多看法的。我办那个杂志，提出我们的企业文化，我说我们不是卖酱油的，我们制造的是文化，那么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赚钱加限制。我们希望能有一点点开启民智、传播知识、弘扬正义这样的东西，即使不能把所有的正义做尽。那如果我们对象是青少年，我们至少是帮他们建立科学观，培养他们的想象力，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妈的如果每天我们讲怎么娱乐、怎么休闲，制造那种虚假的东西，那我明天自杀算了。所以我说别弄什么镀金大字，写什么走向世界，就是赚钱加限制。我们现在做文化没底线，媒体就知道广告、发行，把市民阶层完全往下拉，市民本来就庸俗，你再给他加猛料……
我们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总是滞后，事前不明白，事中我们为了短期目标，假装不知道，一定要到无以复加的时候才开始处理；文化已经在所谓产业化上走，一定要等10年、20年以后，毁掉了一代年轻人，再提出，但是很不幸，肯定不是在我们这一代。
吴虹飞：是什么原因使你决定离开出版业？
阿 来：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原因，因为要写小说，第二个是对现在出版业的失望。我并没有经历特别巨大的变故，而且我真的愿意把它归结成个人原因，就是有一个对当下现实极度的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文化上相当于一种自杀行为。
● 文学就是我的宗教
吴虹飞：《尘埃落定》1994年写完，1998年才出版，据说经过十几家大的出版社，这部后来销量超过百万的小说为什么当时经历如此坎坷？
阿 来：我当时想都没想过销量。《尘埃落定》跟当时中国人理解的小说不一样，没有这样的小说。如果我自信心不够，判断力不够，就会害怕，想我怎么写出这样的小说；第二个就是拿出来之后，有些出版社编辑都没见过，他就觉得这个书怎么可能有市场。所以他说这个题材很好，但是你要做一些修改，所谓修改就是要改得像一个小说。我当时就说，除非你明确告诉我说哪个字是错别字，可以改，别的都不能动。我的小说是用心写的，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改。
我这个人比较固执，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自己关于小说的一个信念，当时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说？这是一个对得起我这十几年辛苦写作的一个小说，而且如果有一个故乡的情结的话，这个小说也可以说是我给故乡的一个交代。
吴虹飞：那你觉得《尘埃落定》这么畅销，跟大众对西藏的题材感兴趣有没有关系？
阿 来：没有关系。我最怕陷入“题材决定论”，之前50年代有多少人写西藏？跟我差不多时候的也有，包括马原他们，但公众对他们其实并不感兴趣。
我之所以写西藏也很偶然，因为我是一个西藏人。至于大众为什么关注题材，因为他没有掌握阐述、评判小说的办法，只好说是因为题材。我做出版商时，杂志每年做调查，回收几万份问卷，受众谈的跟我想的离得很远，后来我突然想到，受众他不掌握那种话语，另外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理由说得崇高一点。至于我的小说，有些人说喜欢有些人说不喜欢，因为他们不懂啊，但他们又要表达。
吴虹飞：你说到形式，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尘埃落定》的语言是挺特殊的。
阿 来：语言是一个小说的基本要素，要写一个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小说，不能靠中国人的方式，因为中国小说当下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不看重形式。形式当然包括语言了，更多我们希望不一样的是题材，那怎么可能！既然是个艺术品，内在外在都要不一样，就好像一个人说，我衣裳穿得跟人家一样，但我里头是不一样的，这个要脱了衣服给人家看嘛！当然这个比喻不够恰当，小说的形式和题材的关系远远比一个人跟他的衣服的关系更紧密，密不可分。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4）
吴虹飞：你有“要跟人家不太一样”的想法，那你有没有特别明显的叛逆期？
阿 来：我们少年时代没有，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不允许，现在之所以有“叛逆期”这个说法，也是社会允许，小孩表现出一种反叛。但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我们可能终生都在叛逆期。
我们不会认同这个社会不管是政治的主流还是商业的主流，会赞同一些，更多是不赞同的。这种不赞同是内在的，我们不会跳出来写博客啊，或者对媒体发出什么特别的声音，我们把这个叛逆藏得很深，这个叛逆是通过我们的作品一步一步显现出来的。
所以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所谓的“80后”什么的比起来，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叛逆程度是他们多少倍啊。他们只是逞口齿之快，为了一种利益在扮演，但是我们的传统理念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且我们的叛逆是在反思这个社会，是对社会的批判，而不是表面上跟周围格格不入，这个东西体现它只有一种途径，就是我的作品。
吴虹飞：你在很多场合表达了这种边缘感，但实际上，《尘埃落定》得了茅盾文学奖，最主流的也是当时唯一比较官方的奖。
阿 来：我也很奇怪。我之前写了十几年诗歌、小说，根本没人理我，到现在，可能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很多二三流作家的关注也超过对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东西，总的眼光是向外的，他们更愿意谈谈巴黎的左岸啊什么的，虽然我也去过那里喝过咖啡，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他们在中国，也只会谈几个城市，不会谈农村。我写《尘埃落定》，更多是想实现自己，压根没想过要得奖，即使《尘埃落定》得奖、畅销，但我真是想，以后我的写作大概也不会有那么多关注。比如我现在写的《空山》，客观地讲，跟它同时代的，我不说它是最好的，就是同等水平的那些作品，它得到的关注是最少的。这里头既有中国文坛喜欢拉一些小圈子的关系，也有城市里的东西，他们可以谈，但是到我们这个东西他们连谈的能力都没有，他们的知识结构就是巴黎左岸。
吴虹飞：你在作品中更多地关注乡村，那你怎么看待目前中国乡村所面临的问题？
阿 来：在《尘埃落定》里，乡村是一个正常的崩溃过程，其实真正的瓦解在后面，就是文化的瓦解。在西藏，藏族文化正在瓦解，整个中国的乡村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西藏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它整个的文化都建立在乡村的基础上，
我们有两个角度来评判城市和乡村，如果用纯粹文化的观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史6000年放在3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甚至从猿变人的200万年中，我们跟6000年前的人的文化是没有高下的。但是现在我们一切都用政治、经济、或者生产力的方式来谈，那么肯定是乡村落后。生产的中心、政治的中心、法律的中心都是在城市，而我们在还没有想出新的乡村文明建设之前把旧的乡村文明摧毁了，乡村人明显没有出路，更无助。
吴虹飞：也就是说你看到了毁灭的力量，却没有看到建设。
阿 来：我们在城市还是看到一些建设的东西，但是在乡村，至少在中国的80％的乡村还是看不到，现在提倡城镇化，那你能把所有的乡村都城镇化吗？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5）
吴虹飞：那你在《尘埃落定》和《空山》中所写的乡村，跟现实中的乡村有多大的关系？
阿 来：《尘埃落定》没有太多真正的乡村，它主要是写一种权力；《空山》是直接写乡村的，它是完全真正写实的，他可能为了写实损失了小说的一些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同的故事需要不同的讲法，我想找到写实与自然结合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吴虹飞：在你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你是作为作家收入比较高还是作为一个出版商的收入比较高呢？
阿 来：小说吧。我每年有国内国外比较固定的版权费用，比例跟别的作家比稍高一些，但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现在每个月两千多块钱，刚够我养车。不过还好，基本上不是只靠薪水，光靠薪水怎么过日子嘛。
我现在的生活水准，反正有房子住、有车开，我估计在成都就是中等偏上的消费水平，也没刻意追求，就是在物质上让自己舒适一点了。
吴虹飞：你对饥饿还有印象吗？
阿 来：有。我觉得不害怕，我自己大不了再回到那时候，无所谓。
可能我们那个时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这个事情把大家弄得……但是我们从那时候过来的人都是精神上对自己要求，物质上能达到今天这么丰裕的状态，超乎自己想象。因为中国社会会告诉你，如果你一直从事精神上的劳动，那你是不会过上好日子的，我们从开始写作就有这个准备，不然我就干别的去了。
吴虹飞：那你现在还会谈理想吗，文学理想？
阿 来：有理想，但是我觉得你老谈它干什么。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照着这个理想做的，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有那样一个宗教的话，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宗教。
●“我只是内在性格比较彪悍”
吴虹飞：那你作为一个藏族人，有宗教信仰吗？
阿 来：没有。
吴虹飞：这个在藏族里面是比较少的情况吧？
阿 来：对。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得到的知识把我们解放出来了。我们这种人可能有宗教感，但是不会去具体信仰，因为现在信仰宗教很麻烦，大部分信徒是不研读经典的，只崇拜古像、崇拜这些神。很多人在一个特别的氛围里头可能不能表达自己的怀疑，但是我觉得，宗教是依靠一套仪式、一个习惯而存在的。可能很多东西精神上我们能接受，但到现实中，宗教为了生存，很多东西就变通了。大部分老百姓没有文化，他们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场所，不断地看到高高的神像，中间还有他妈一拨神职人员脑满肠肥……我对这个东西置疑。
我觉得可能宗教说到底，最后还是一种宿命感，在那些不是特别狂妄自大、不是特别无知无畏的人身上，我相信这种宗教宿命感是有的，我可能比别人更强烈一些吧。我对宿命的理解是，生命这么短暂，十几岁什么都不知道，七八十岁以后知道也干不了了，也就这么三四十年，尽可能按照自己所想的，多做一些事情，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宿命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想法，因为大部分佛教讲宿命就算了。
吴虹飞：这种怀疑是在你小时候就出现了吗？
阿 来：我们的成长经历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60年代、70年代成长，这个时期整个宗教是被禁止的。但是我们读佛经、读圣经、读到释迦牟尼本身觉悟的过程，都是非常好的，很崇高。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宗教又恢复了，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建造偶像，建造越来越金碧辉煌的场所，然后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一旦披上了一件袍子，就变成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