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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面对女性诱惑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艾未未：我怎么这么倒霉是一个男性，我要是一个女性，我干他一把不就完了。我倒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女性。
有时候会晕了，你就会失去控制了，你没有看聊斋吗？为什么会有那种狐狸精的女人，你书生没有用，你读万卷书都没有用，你是什么人都没有用，一旦你遇见她，那个时候只会出现一个法海，那中国的男人法海、唐僧什么的，都是多坏的人，只要中国人说哪个人是好人，其余的就全都是最坏的人，他们一定是大义灭亲，然后六亲不认。
（本文由付小东协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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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从“地下”到“地上”（1）
作为一个“地下导演”，国内的观众看不到张元的电影。有一天他终于想通了：“我一定要让我后面的电影在国内上映。”于是有了《看上去很美》和《北京杂种》。
《看上去很美》是张元和王朔合作的第二部电影。“和《绿茶》相比，这部片子的叙事性会更强些，但表现手法依然有很特别的地方。”
在《绿茶》里，张元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两个有着相同面孔的女孩，出现在男主人公的生活周围，一个是急着嫁人的女硕士生，说话刻板、扮相老成、叨叨自语，马不停蹄地赶着相亲；另一个是不明身份的咖啡厅女郎，嗓音性感、笑容晏晏、风情万种、在男主人公失落的时刻陪伴身边，不紧不慢地帮他剖析情感迷惑。
作为商业片推出的《绿茶》，和他以往那些半地下的作品相比，依旧散发着一种强烈的时空迷幻，以及鲜明的个人特征。尽管许多影迷对开放式的结局追问不休，但张元却似乎很满意影片最后留下的悬念，观众疑窦重重，竟让他有些窃喜。
这不是张元的第一部商业片，却是他市场意义上“代表作”。有意思的是：对于那些冲着姜文、赵薇的明星号召力的影迷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在意“张元”是谁；而对于那些早就熟悉张元名字的人来说，又可能根本没真正看过几部他的电影，对他们而言，张元的电影只是出现在众多影评中的一些符号。
和其他年龄相仿的导演相比，张元很“异类”。他的题材范围相当广阔：从弱智儿童、精神病患者、摇滚乐乐手，到同性恋、变性人。对于异常题材的爱好，注定了他的大多数作品无法浮出水面。
初次见面，张元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钢丝般坚硬的头发，满头的刨花卷，桀骜不驯。这个面带笑容、眼神温和的人，尽管不太认同“第六代”这种有些概念化的划分，却是与他同一年龄代的导演中最多产的一个：从开始的所谓“地下电影工作者”、“独立导演”身份，到后来拍摄MTV、小成本商业片、纪录片、商业电影、电视剧，他不断变化着关注对象，变换着艺术风格与形式，东奔西跑，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我对艺术的入门是从绘画开始。我的观察社会、观察物体、观察人物都是从绘画开始，之后又学习电影摄影。但这些对我来说，在拍电影的时候反而有不利的影响。我经常对自己强调的是，你现在不是在画画，不是在做摄影师。我总是希望能忘掉自己的专业出身，总是有意把一部分审美忽视掉。”
● 地下是一个挺大的词
张元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叫《妈妈》。《妈妈》为张元赢得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
“我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记者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是地下导演，怎么是独立导演？’当我第一次听到人家宣布说‘现在请中国的独立导演张元上台……’，我特别紧张。当时我想象地下是一个挺大的词，不敢想象一个导演能是独立导演。”
之后，张元又拍了《北京杂种》，还有《东宫西宫》、《儿子》、《金星小姐》、《疯狂英语》……后面几部电影都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
他安慰自己，“虽然拍了那么多电影不能被人看到，但它们还是电影，不是枉费，而是一种存在。”
内地的观众看不到张元的电影，但不影响他的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妈妈》在100多个电影节放映过，《东宫西宫》放映了40多个国家。
张元：从“地下”到“地上”（2）
到了1997年，我终于想通了，我一定要让我后面的电影能有机会在国内发行。拍《过年回家》时，我很坚决，一定要让这部电影在国内公映。”张元谨慎地操作着从“地下导演”到“地上导演”的蜕变，“虽然影片有时候就被剪掉了一点点，但在之前，我有很多的‘自我审定’，有的电影能不能在国内放，先给它筛一遍，剧本通过后，再改一遍，最后交上去之前再剪一遍。”
●“我总在想到底什么是真的”
张元电影的“题材的争议性”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张元对“剑走偏锋”这个词很敏感。
也许张元不喜欢这样的形容词，但却坚持自己的拍摄角度是有价值的。“大家都看到的东西，再去发现，对于我来说，没有挑战性，也缺乏意义。”
在张元的电影里，你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他身边的人。《北京杂种》中的崔健是张元的好朋友，而《儿子》的主人公则是张元楼下的邻居。那些近距离生活在张元身边的人，最终进入了他的镜头。“我觉得离我很近的人也完全可以进入到画面里面。而且我了解他们，我更知道他们的哪些是最真实的。”他说对他而言，拍电影是一个得到真实的过程。“我总在想到底是什么是真的。”
“一家四口人自己去演他们自己的真实生活，父亲因为长期酗酒住到了精神病院。当时我为了拍这个电影，把他从医院借出来，让他们一家人真实地去演他们的故事。我在看着他们的表演时经常恍惚，到底哪些是真的？”
“支撑自己拍电影的‘最大的激情’是因为自己还有一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兴趣。”他说，“偏执是不是就是独特的角度？我不敢想象没有反抗，没有自己的角度，会是什么样子。”
当问到他是否觉得自己幸福的时候，张元似乎被难住了，思忖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字斟句酌地回答：“如果我说我今天是幸福的话，是因为我还能做我喜欢的工作。”又改口说，“也许我不是那么幸福的，但会有幸福的状态呈现出来。”
● 干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在采访过程中，张元把整个身体靠在椅子上，慢慢地吸着烟，常常一个问题要等待良久才能得到几句简单的答案。
吴虹飞：你怎样评价“第六代”导演这一群体，你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怎样的？你认为你和哪一个群体或哪些导演距离感最近？
张 元：我们这拨导演拍的东西，各方面差异都挺大的，像娄烨、王小帅、陆学长。我不知道“第六代”是不是也把贾樟柯划进来了。每个人拍的东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和哪个导演特别接近。我感觉，导演系的那帮同学已经有点骄傲，沾沾自喜了，实际上，什么电影还没拍呢。
吴虹飞：那你觉得你们这代导演和“第五代”的区别在哪里？
张 元：第五代是谁啊？不就是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吗？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太有意思。有的时候一些更老的电影，或者是一些已经去世的导演我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我们身上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我反而对和我同一代的一些人不是那么认同。
吴虹飞：你看贾樟柯的片子吗？你们都很注重平民的视角，你和他的区别在哪里？
张 元：看。他的视角稳定。我认同他的情感，把摄影机放在平民化的角度，为什么不平民化，有什么高贵可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张元：从“地下”到“地上”（3）
吴虹飞：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许多商业电影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快餐文化”，那么你如何在不拒绝和不迎合大众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
张 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结果。而且的确，有的时候艺术的价值不是掌握在大众的手里。但是艺术家，包括现在的电影制作人是靠什么活着的？从艺术史上说，艺术家是靠赞助人和资助活着的。今天的电影制作人投资了一部影片，他最后是需要观众看的。艺术家要靠资助人活着。
吴虹飞：1990年的MTV《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与《一块红布》，当初是出于什么初衷去做的？
张 元：那时中国摇滚乐的代表就是崔健，有次崔健和我在一起聊天说拍一部MTV，可是那时候MTV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那时国内没有MTV。后来才知道MTV是被叫错了，MTV是美国一电视台的名字，后来国内才强调应该叫MV。我当时还特别傻，问崔健什么是MTV，崔健特严肃地说，MTV就是music televison。《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我是当做电影来拍的，没想到拍完以后当年就拿到MTV电视台的奖，他们第一次给亚洲的奖。
吴虹飞：你和王小波是何时开始合作的？听说你们合作以前，你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小说家？
张 元：我在认识王小波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东宫西宫》这个剧本。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加拿大学者向我推荐了王小波和李银河，建议我去见见他们。李银河说不如让王小波来写。在写了很多稿之后，有一天王小波才给了我他的小说《黄金时代》。当时那部小说还只在台湾出版，书商给改了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叫《王二风流史》。
我和王小波合作了几个月，这个人很好，很真诚，说话不是很多，但每句话都特别有意思。
吴虹飞：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
张 元：导演和一般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和一个管道工，或者一个做室内设计的、一个做面包的没有什么两样。都需要一种手艺，但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吴虹飞：如果这辈子你没有成为一个导演，会不会觉得遗憾？
张 元：没什么遗憾的。就是现在说再不让我拍了，我觉得也没关系。
吴虹飞：当你拍电影的时候，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拍的时候，最关心什么？
张 元：拍电影时最关心的是电影本身，不拍电影时关心的是下一顿吃什么。
吴虹飞：你觉得你孤独吗？
张 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人生的主题，我想人本身就是孤独的，人都是孤独的吧？
吴虹飞：你会不会经常自我反省？
张 元：会。我认为我缺点很多，不反省恐怕活不下去。艺术工作永远是和悲观、焦虑、失望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这个社会需要的艺术家比过去多一些，是因为人总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撑。
吴虹飞：你和过去相比是不是更平和了？
张 元：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我存在一些误解。我心态变化不大，而且我也并没有平和，我倒觉得我今天内心的愤怒比过去更强。
吴虹飞：有一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