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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艺术家在社会中是一种特殊的人群，这一人群生性喜欢放纵，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讨厌任何束缚和限制，哪怕这些束缚和限制对于社会的任何成员都是必要的。他们追求放浪形骸，不拘一格，恣情作乐，为了获得舒心的自由感和解放感。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阻碍获取自由的力量，无论是习俗、传统、伦理、规范、道德、礼仪，只要对他们的自由构成威胁，他们统统加以摒弃。
妓对于社会道德的侵害是不由自主的，她们的存在方式一开始就不被正统的社会所接受；而作家、艺术家为了自由生活，常常有意冒犯社会准则而遭到社会的痛斥和责难。但无论是身不由己，不由自主，还是主动地去损伤社会的体面，冒犯社会的道德，他们都是为了追求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妓与作家、艺术家虽隶属于社会的不同层位，但他们都有一种浪漫情怀和放荡不羁的个性，都对生活怀有一种自由的渴望和追求，都反对循规蹈矩。在他们中间，有一种古怪的隐在共享关系，这使他们容易走到一起。
八 风月温柔乡（3）
作家、艺术家走向妓的第二重原因是，她们知诗懂文，通晓音律，能歌善舞，古代的优妓尤其如此。妓在社会中虽然处于一种不名誉的地位，但在她们所拥有的独特生活环境中，她们却比一般家庭妇女享有更多的时间和充分的自由，她们不必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而能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我的修养方面，这样既能娱情享乐，又能增强自身的魅力，吸引客人。妓的特殊生活方式决定了她们的生活感官性很强，所以加强自身的魅力自然要从与感官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入手，像表现情绪、声色、情感、欲望和趣味的诗文、音律和歌舞，她们本来就对于这类能够表现自己的欲望、情绪、心愿和魅力的诗文音律歌舞非常喜欢，而诗文音律歌舞又能大大强化她们已有的魅力，因此，只要稍加留心，她们自然而然就成为通晓诗文、精于音律、能歌善舞的风月中人了。
青楼女子生性不受社会伦理的束缚，没有道德的负重，没有传统的桎梏，作为人生欢场中的人，在探求爱的技巧和肉体欢乐的秘密上她们不遗余力。作为在青楼中生活且为这种生活环境中的主人，她们不可不知如何寻欢作乐；以及如何与她们的客人一同寻欢作乐；如何让她们的客人获得最大的欢乐和最圆满的享受。既了解自己身体的奥秘，也深知她们的客人的身体，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心理，懂得如何去唤起他们的欲望，如何让他们获得惬意舒心的感受或是强烈而刺激的享乐。在风月女子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禁忌，她们为他们奉献在家里和其他地方得不到的感官欢乐。
作家、艺术家深知青楼风月场中的妙趣，深谙灯红酒绿之中女人的可爱之处，深感青楼之中放纵而肉感的气氛的神妙，所以常出没于其中。有的作家、艺术家甚至在其间流连忘返，长于斯，死于斯。法国抒情诗之王维雍常以妓院为家，中国宋代著名词人柳永比维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古代，有不少诗人、词人、艺术家与青楼女人的交往甚密，对此历史文献曾有大量的记载，而他们所流传于世的作品更可作为佐证。
在青楼之中，性无法演化为一种权力工具。在这里，没有性的抗拒性，风月女人不会违抗他们的性要求。在青楼中不存在性的胁迫性，不存在性的权力意志。在家庭生活之中，女人往往不由自主地会把性当做武器来对待她们的丈夫。如果丈夫寻求性的满足，便必须听命于女人的意志，满足她们的其他条件、愿望和要求。不然就拒绝使她们的丈夫得到满足。在女权主义运动高涨的时代，这种情况愈来愈明显，丈夫愈来愈变成妻子的性的囚徒和奴隶。在青楼这种地方，男女之间的关系极为单纯，没有任何其他的连带效应和行为的负面效果，它表现为一种极为简单的供求关系。
乔治·西姆农这位一生中有过无数女人的作家，深知男女之间亲密关系由于某种原因会变成一种令人憎恶和痛恨的关系；而因为原有的亲密关系是婚姻形式；这种关系就更难令人忍受。这就是为什么两次结婚又两度离婚的西姆农对于婚姻这种法律化男女关系的形式极为痛恨的原因。他宁愿在一种较为单纯的男女关系中享受人生。在这种关系中，人的自由度大，人也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虽然他有很多女性伴侣，其中大部分是风月女子，但西姆农喜欢她们胜过上流社会的贵妇和小姐。因为她们不装模作样，不刻意修饰，将一切都以自然的方式展露出来。在他眼里，这样的女人感情显得真实，行为显得真诚，人自然也更可爱。
光顾青楼是为了寻欢作乐，这不言自喻。但这并非是唯一的收获。西姆农认为，在此他不仅可以找到自然的男女欢情，而且还能了解女人，彻底地了解女人，并通过女人了解她们的世界。这位大作家说，做爱是一种最深刻的男女接触方式和理解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即可进入与她生活相关的世界之中，并通过她与街头巷尾的人们保持一种自然而奇特的联系，这样既丰富了生活的内容，又获得了创作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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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风月温柔乡（4）
作家卡夫卡光顾青楼也不只是为了寻找温情与欢乐，他还有着一种隐秘的渴望，希望能有机会做一种特殊的试验，在青楼风月女子身上验证他的性生命力的强弱。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他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怀疑自己是否缺乏男人应有的旺盛的生命力。他没有结过婚，也无法通过婚姻来印证。因而，他去青楼妓院找寻风月女子，在她们身上，他不仅证实了自己的性能力，而且还由于他对妓女表现出世人很少给予的关怀而赢得了她们的尊敬。
妓院为作家、艺术家了解生活，认识生活，认识人的真实面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场所。有些艺术家就喜欢利用这一场所来丰富人生的经历。作为艺术家，他们认为不能有什么生活是他们所不知道，所没有经历和体验过的，作家福楼拜即是一例。他光顾青楼妓院不仅仅是要不时满足他的性冲动和发泄的欲望，而且也是为了了解妓院的黑暗与丑恶，获得生命之中令人恶心的体验和令人憎恶的经历，以丰富自己的生活，了解生命中不同的内容，
福楼拜曾经对人说道：“一个男人如果未曾在早晨自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身旁睡着一个以后永远也不会再碰面的女人；如果未曾在清晨像为了摆脱对生命的憎恶，而自桥上跃入河中般地离开一家妓院的大门，那么他的生命是残缺的。”
一个作家对生活有如此理解，真令人大跌眼镜。
九 不断刷新感觉，刷新爱（1）
法国自然主义大师吉·德·莫泊桑在专栏文章《决裂的艺术》一文中写道：“理智地看，既然有那么多妩媚动人的女人，我们总不能至死只忠于一个女人……每当我们顺便选择了一个女人；这只不过是对全体女性表示的一种敬意。既然我们无法同时摘取所有的花朵，天性就赋予我们以狂热；赋予我们以疯狂的短暂冲动；让我们去轮留地追求。”
用我们的社会道德法则作为参照，莫泊桑这段言论表现了极端腐朽没落的淫靡意识。但不幸的是，为数众多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莫泊桑理论的贯彻者和实施者，其中不乏一流的作家和艺术家，如拜伦、普希金、雪莱、雨果、歌德、巴尔扎克、乔治·桑、瓦格纳、德彪西、普契尼、海明威、伊丽莎白·泰勒、英格丽·褒曼、克拉克·盖博、帕布罗·毕加索……这些人都不止一次抛弃旧爱；另求新欢。
对于这种辞旧迎新、喜新厌旧的现象，毕加索有着自己的“高论”：生活在变，人也在变化之中。当他抛弃他曾经挚爱过的美丽而才华横溢的多拉·玛尔，而与新欢弗朗索瓦兹·吉洛开始新生活时，他告诉吉洛说，“生活就是这样；自动地淘汰那些无法适应的人。这就是生活”；“我得继续走路，她（指多拉·玛尔）要是想走下去的话，得靠她自己。”
毕加索真是残酷而又真诚。
声称人类最重要的接触方式首推做爱的作家乔治·西姆农也认为；人不可能从一而终，对未来生活负责；因为人不知在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不可能不变，选择也不可能永远不变。他说：“既然我们身上的所有分子、细胞每十年不到就要新陈代谢一次，那么一个二三十岁的人怎么会知道他50岁时会怎么样呢？他所选择的女人又会怎么样呢？”
在作家、艺术家中间，喜新厌旧现象极为普遍，显示出了某种明显的规律性。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现象当做一种淫靡观念的产物，而应该认真面对它，并揭示出这种现象的本质。既然人是生物性存在，也是社会性存在，那么喜新厌旧这一现象就不单纯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也是一种生物性现象，而且它很有可能有着深刻的生物学上的依据。生物学上有着诸多有关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试验，其中有一项试验称为“罗猴试验”，对于理解人类喜新厌旧的现象不无帮助。
罗猴试验旨在揭示灵长类动物行为与心理性厌倦之间的关系，了解男人对性爱为何会很快厌倦，他们为何不仅没有女人对于性爱的那种持久性，也没有女人那种长时间享受欢乐的能力的生物学根据。试验由埃默里大学的精神病研究者进行。他们准备了两组猴子加以比较，以确定试验的结果。
第一组猴子是对照组，这组猴子的性生活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母猴发情期到来时研究者将公猴放入它们的笼内，一年限制在九周或十周之内，公猴除了在此时期得到的那些性欲满足以外，一年里的其余时间都被与母猴隔离，就像在修道院过日子，处于一种绝对的禁欲状态。
对于用作试验组的猴子，情况就完全不同。埃默里大学的研究者给首批用于试验的四公四母八只猴子注射药物，使它们整年保持性的亢奋状态。公猴充分利用了这种条件，在数个月之中，实验室成了猴子们无休无止地交合的场所。但几个月过后，公猴对于母猴开始失去兴趣，可母猴依然非常热切，兴趣十足。这样一来，每当母猴向公猴靠近时，公猴就向后撤，躲避到它们居住地区的对面。
这时，研究者对公猴进行了检查，结果表明，其中约有2/3的猴子的性能力下降。它们缺乏交合的愿望，自然也就不去实施性的行为。
于是研究者接着进行试验。他们把里面的四只母猴牵走，又放进四只新的母猴，同样，新来的母猴也进行了注射。公猴立即振作起来，交合的场面再次出现。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研究者将这四只母猴牵走，把原来的四只母猴又送了回来。这一来可全完了，公猴们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