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而无法忍受的等待。一滴眼泪从她左边的眼睫毛上滴落下来，滚到了脸颊上，接着右边也滚落了一滴。一支古老的乡村歌曲飘进她了的心中：“比赛开始了，我们仍旧为你骄傲……痛苦留在了心中……”她擦掉了眼泪。她这一生里擦掉过许许多多的眼泪。假如印度人关于肉体能够再生的说法是正确的话，她再也不愿意回忆起这一生是怎样度过的。
终于有人拿起了电话。“喂，你好？”她似乎是在梦中听到了这个声音。
“你好，比尔。”这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声音，也不仅仅是一般的耳语，它更像是一种略带沙哑的耳语。
“我听不见。”比尔说，“夫人，请你大声一点好吗？”
她不想大声说话。现在她只想突然挂掉电话，但是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假如安娜的分析是对的，就意味着罗西正在被一个家伙一步步紧逼着，那个家伙迟早会发现比尔，那时他将遇到麻烦，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麻烦。她清理了一下嗓子，又试了一遍：“比尔吗？我是罗西。”
“罗西！”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嗨，你好吗？”
他的声音真挚自然，毫不装腔作势。这使事情更加糟糕。她感到好像有一把尖刀在她的内脏中上下搅动。“星期六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了，”她很快地说着，眼泪不断地从眼睫毛下面渗出来，吧嗒吧嗒掉落得越来越快了，‘我绝对不能跟你出去，那天我一定是疯了，以为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你当然能！罗西，看在基督份上，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他的声音听上去惊慌失措，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他一点儿都没有生气，但那声音里透着真正的恐慌。惊慌失措会使事情更加糟糕。她无法容忍。
“别给我打电话，也别来找我。”她告诉他。突然，她好像清楚地看见了诺曼，他站在大雨瓢泼的大楼对面，大衣领子立了起来，路灯模模糊糊照亮了他的下半个脸，有点儿像理查德·莱辛小说中那个凶狠野蛮的恶棍。
“罗西，我不明白——”
“我知道，实际上这样更好。”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断断续续地继续说着，“离我远一些，比尔。”
她迅速挂上了电话，目光在上面停留了一会儿，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哭出了声音。她用手背把放在膝盖上的电话机推开，机座掉在了地上，话筒发出了嗡嗡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星期一晚上催她进入梦乡的蟋蟀的合唱声。她突然无法忍受，感到那声音如果再持续三十秒钟，自己的脑袋就会立即裂成两半。她走到墙根，蹲在地上，一把揪下了电话插头。
她想站起来，两条腿却直打哆嗦，几乎要支撑不住身体了。她干脆坐在地板上，手捂着脸，让眼泪在脸上自由自在地流淌着。她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安娜一遍又一遍地说，她并不能最后确定，甚至请罗西也不要就此断定她的怀疑。但是罗西却完全可以肯定，这件事正是诺曼干的。诺曼就在这里，他已经失去了健全的心智。诺曼杀害了安娜的前夫，彼得·斯洛维克，而且正在四处寻找她。
7
他透过餐馆的橱窗玻璃往里面看时，只需再过四秒钟就能遇上他妻子的目光，但是被他错过了。在离开热茶餐馆五个街区远的地方，诺曼转身走进一家叫做“五元店”的打折商店，商店的广告牌上写着：“本店所有商品一律不超过五元！”广告语印在一幅做工拙劣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画下面，林肯长满大胡子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对于诺曼来说，这幅肖像画酷似一个曾经被他逮捕的勒死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家伙。准确地说，这个商店离自由之城租赁抵押店只有几步之遥。他买了一副遮阳镜和一只棒球帽，打算今天伪装一下自己的外表。
作为一名有十年经验的老牌侦探，诺曼坚信伪装这种玩意儿只有在侦探电影、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以及万圣节狂欢这三种情况下才派得上用场；在白天尤其不起作用，化装就是化装，伪装就是伪装，一眼就能被人识破。他最新结识的朋友彼得·斯洛维克最终向他承认说，他把他那位流浪街头的妻子罗西送进了新时代的妓院——一个叫做姐妹之家的地方。这里的姑娘们对鬼鬼祟祟地围着这座城堡晃悠的捕食者特别敏感，对于这些女孩儿来说，妄想狂不仅仅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门艺术。
棒球帽和墨镜使他实现了这一目的——他为这个黄昏所计划的一切，用他当侦探后第一个搭档戈登·萨特维特的话来说，就是“玩儿一个小游戏”。戈登也喜欢强制他的年轻助手，每当需要伪装之前都告诉他们说，现在来做一种叫做“旧胶鞋”（意为老侦探）的游戏。戈登臃肿不堪，身上发出臭味，不停地嚼烟叶，是个长了一口大黄牙的酒囊饭袋，诺曼从第一眼看见他时就鄙视他。戈登当过二十六年警察，九年侦探，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过感觉。而诺曼找到了。他讨厌跟这种人谈话，但有时必须跟他谈，甚至在黑暗中进行侦察时还要与他配合。他工作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多年来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他。它使他顺利地完成各种案子，并使他得到提拔，这些案子把他变成了一个媒体争相报道的“有出息的家伙”。就像对所有有组织犯罪的调查那样，在那次调查中，调查人员一直追踪的主要线索慢慢消失了，而这件缉毒案与其他案子的区别就在于，诺曼是这件案子的负责人，这也是从事警察生涯以来第一宗由他负责的案子。在找不到线索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做了所有警察都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他选择了直觉，把他的前程全部托付给了这种感觉，一切都按照直觉的启发去做，毫不畏惧地勇往直前。
对于诺曼来说，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小游戏”，只有多声部合唱。当你感到困惑时，去找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的一切地方，把你的内心全部打开，甚至不要放弃任何似乎没有价值的琐碎想法，以及大量不成熟的假设，在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好像坐在一只慢慢划动着的船舱里面放长线钓大鱼，不停地重复着扔出去、收回来的过程，等待着鱼儿上钩。有时什么收获也没有。有时你只能钓到一根树枝或一只旧胶靴，或者连饿极了的烷熊都不肯吃的某种鱼。
但是，有时你也能钓到很好吃的鱼。
他戴上棒球帽和墨镜，拐上了哈里森大街，直奔杜汉大街而去。徒步旅行三英里去寻找姐妹之家不是件难事，诺曼可以用这段时间来清理一下自己的头脑。当他到达251号的门口时，脑子里面应该像一张白色印相纸，随时准备记录任何一个外来的影像，让它们跟自己的预想吻合起来。
花了不少钱买来的那张地图就放在他的后裤兜里，他始终没有拿出来使用过。来到这座城市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已经把地形、方位清清楚楚地印在了心里，甚至比罗西还要清楚，这种能力不是经过训练得到的，它是一种天赋。
昨天早上一觉醒来，他就感到手、肩膀和腹股沟都疼痛难忍，下巴疼得张不开嘴，醒来后的第一个哈欠使他经受了极度的痛苦。他极其震惊地意识到，他对彼得·斯洛维克——那个城市犹太男孩的所作所为可能是个错误。错误到底有多严重，现在还很难说清，因为在斯洛维克的房子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构成了他的污点，当他站在白石旅馆报刊柜前时，他觉得不应该有关于那件事的报道。自从十几岁起，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为他生活中严格遵守的信条。
他在报刊柜买了一份报纸，在乘电梯回房间去的路上浏览了一遍。没有任何关于彼得·斯洛维克的消息，但是诺曼感到令他宽慰的消息并不多。号手的尸体不一定这么快就被发现，并在一大早出版的报纸上刊登出有关消息，他很有可能仍然躺在诺曼藏匿的那个地方。由于尸体已经相当模糊，他在离开之前曾经对它进行了一番修饰，然后才塞进了地下室的热水器后面。但是像号手这种终日从事公益性活动并有着许多磁铁般靠得住的朋友的人，不会长期不露面而不为人发现。有人会担心，还有人会去他那个小而舒适的耗子洞里寻找他，最终将会在热水器后面有令人不快的发现。
今天早晨的报纸在都市新闻第一版上刊登着昨天早晨所没有的新闻，一行赫然醒目的标题写着：城市社会工作者在家中惨遭杀害。按照文章所述，旅行救援处只不过是号手的一项业余活动……而且他的生活并不困难。按照报纸上的说法，他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凌晨三点钟在长途汽车站送那些离家出走的妻子们去那所叫做“姐妹之家”的妓院。对于诺曼来说仅仅证明了一件事——这个人如果不是工资太低，那就一定是位性机能失调者，无论如何，他是个典型的空想社会改良主义狂人，整肾忙于拯救世界，以至于没有时间为自己换件裤头。旅行救援处，救世军，拨打求助电话，波斯尼亚解救中心，俄罗斯救助协会，还有两三个“妇女事业会”。报纸上没有详细列出最后这几个机构的名称，但是诺曼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个，那就是姐妹之家，也就是那个女同性恋者的乐园。星期六号手有一个纪念性服务活动，报纸称它为“纪念大会”。可敬可畏可悲的耶稣呵！
他还从报纸上获悉，斯洛维克的死亡可能与他服务过的某一个机构……其实和任何机构都没有关系。警察将会检查他的私生活（他们总是想象，像号手这样有一个活动出租房屋的人应该有自己的私生活），而且他们也不会忽略目前越来越多见的“无动机谋杀”的可能性，也可能这只是一个偶然路过的精神变态者，找一个房间进来，只是为了找些东西磨磨他那发痒的牙齿。
以上这些消息没有任何一条透露关于姐妹之家的婊子们。对于这一点，诺曼如同对自己的名字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工作关系，他对于临时住处和避难所有着丰富的经验。住在姐妹之家里的女人们表现出极端的小心。小心？见鬼去吧。现在智力障碍这个词已经有了新的标准。
诺曼昨天在图书馆里泡了一整天，他找到了许多与姐妹之家有关的东西。最有意思的是，安娜·史蒂文森在1973年以前曾经是号手的夫人，跟他离婚后，又恢复了婚前的姓名。假如你不熟悉女同性恋者婚配礼仪的话，这看起来纯粹像是杂乱无章的巧合。他们成双成对地出入，但是很少能够同甘共苦，共驾一辆车，这种婚姻一般不能持续太久，因为一个总是往左，另一个总是往右。他们不知道一个简单的真理：被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促成的婚姻往往是不能正常运转的。
号手的前妻并没有把姐妹之家的地址选在破旧不堪的女子避难所附近，那里贴着这样的警句：“女人说给女人听。”一年前的《星期日增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史蒂文森女士已经打消了那种“男性不仅实行性别歧视，而且愚昧透顶”的想法，在这个题目下还引用了一位名叫格特·肯肖的女人的话。“男人们并不是我们的敌人，除非他们证明自己是。”她说，“但是假如他们仇视我们，我们必将仇视他们。”报纸上登了一幅她的照片，是个又黑又胖的老杂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