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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边（7）
“你是个行家，利玛斯。”费德勒笑着说，“不是清谈家。这点大家都清楚。现在让我从头开始，问你一些问题。”
利玛斯什么都没说。
“那份文件，有关‘滚石’行动的文件，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带红线，属于保密级文件。”
“那份文件有什么附件吗？”
“有的，贴着保密注意事项的标签。上面写着；除标签上授权人员外，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获得这份文件都必须立即把它交给资金调配部。”
“名单上有哪些人？”
“你指‘滚石’行动的文件上？”
“是的。”
“头儿的私人助理、头儿本人、头儿的秘书；资金调配部，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和四处。我想就这么多。可能还有特别派遣部吧，我不确定。”
“四处？四处是干什么的？”
“苏联和中国以外的铁幕国家。管那些地区的事务。”
“你是指东德吗？”
“我说的是一个地区。”
“四处的人全都可以看那份文件，是不是有些特别啊？”
“是的，也许吧。为什么那样，我不清楚。在那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文件。当然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保密文件，但和那种仅限部分人阅读的文件不同。”
“那时的四处有哪些人？”
“哦，天哪。有吉勒姆，哈卫莱克，还有德·扬吧。德·扬那时候刚从柏林调回。”
“他们都可以看那份文件？”
“我不清楚，费德勒。”利玛斯有些恼怒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
“授权看文件的人，都是个人，只有四处是个部门，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说过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个经手的办事员。”
“谁负责文件在授权人员间的传递？”
“秘书，我想是他们。我记不清了，那是几个月前的……”
“为什么授权名单上没有秘书的名字呢？除了头儿的秘书以外。”双方都不说话。
“对了，你说得对。我现在想起来了。”利玛斯说，口吻中带些惊讶，“我们直接传递文件。”
“资金调配部里还有谁接触那份文件？”
“没人了。我到那个部工作时，就指定我管那种事情。在我之前是个女人管的，我去了以后，把工作接过来，别的人就不在授权名单上了。”
“那就是说，你把文件再传给了其他的授权人？”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吧。”
“你把那份文件传给了谁？”
“我……我记不清了。”
“好好想想。”费德勒说这话的时候，尽管没有提高声调，可他那种突如其来的迫切感，让利玛斯有些惊讶。
“我想是传给了头儿的私人助理。同时向他报告我们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谁送文件来的？”
“你说什么？”利玛斯好像有些失态。
“谁把文件送给你阅读的？肯定是授权名单上的某个人送给你的。”
利玛斯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脸，显得紧张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费德勒。我这段时期以来酒喝得多了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
“我再问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谁送那份文件给你的？”
利玛斯坐在桌边，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现在我确实想不起来。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头儿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头儿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头儿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12 东边（8）
“那就是说，”费德勒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利玛斯无助地说，像是在费德勒面前甘拜下风。
“四处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利玛斯绝望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转向费德勒叫道：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利玛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挪威工作过。”
“是彼得·吉勒姆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刚从安卡拉回来没几个月，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四处’，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吉勒姆分管哪个地区？”
“就这里，东德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布里姆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滚石’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滚石’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利玛斯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德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对。”费德勒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毛榉树叶变色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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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蛛丝马迹（1）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们信仰基督吗？”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码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费德勒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利玛斯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利玛斯顶了一句。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费德勒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利玛斯生气地回答。
“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党的手臂，捍卫党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斯大林这样说过，”他挤出一点笑容，“现在引用斯大林的话不时髦了。不过他曾说过，‘五十万人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他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圣经》里也有一个罗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利玛斯厌烦地回答。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浑蛋。”利玛斯恶毒地说。
费德勒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尽管原始、错误而愚蠢，至少是一种想法，而且就有人这么认为。圆场其他人的思想情况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从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思想问题吗？”
“没有。我们又不是德国人。”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加了一句，“我想他们都不喜欢共产主义。”
“所以你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把炸弹扔进拥挤的餐馆里？难怪你们的特工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是不是？”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也许吧。”
“你明白，我们也做那样的事情，”费德勒接着说，“如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也会把炸弹放进餐馆。不过我会作总体的权衡，在牺牲的妇女儿童和对事业有利的程度之间作个权衡。而基督徒们——你们是个基督教社会——就不会去作这样的权衡。”
“为什么不呢？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吧，对不对？”
“可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不可亵渎，相信每个世人的灵魂都可以被拯救。他们崇尚牺牲精神。”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利玛斯接着说，“斯大林也没有作过你说的那种权衡吧？”
费德勒笑了起来。“我喜欢英国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父亲也喜欢，他很喜欢英国。”
13 蛛丝马迹（2）
“那我就太荣幸了。”利玛斯不客气地回答，接着就不说话了。
他们停下脚步，费德勒给了利玛斯一根烟，并给他点上。
山路越来越陡。利玛斯喜欢这样的运动，他迈着大步走在前头，肩膀前倾。费德勒跟在后面，步履矫健，像条跟着主人的猎犬。他们走了有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前面出现了一块林间空地，透出一片天空，他们已经登上了一座小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密集的松树林间掺杂着灰色的毛榉树。利玛斯看到对面的山谷下隐现的猎人小屋，在树木中显得矮小而黯淡。空地中央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旁边有一堆原木，还有篝火的残迹。
“我们坐一会儿。”费德勒说，“然后就要往回走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那笔钱，存在国外银行的那一大笔钱——你认为那笔钱是派什么用场的？”
“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那笔钱是付给某个间谍的。”
“是潜伏在铁幕国家的间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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