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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希尔对罗素堡的劫掠是他第一次插手艺术品犯罪的疆域，罗素堡是坐落在都柏林郊外的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里面陈列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私人艺术品收藏。这起抢夺案对卡希尔具有双重诱惑，一方面满足了他的贪婪，另一方面则可以表达他对上流社会的仇视。这幢别墅的正面宽度超过了两百米，被某些史籍评价为整个爱尔兰最漂亮的建筑。它是在十八世纪由一位家大业大的都柏林啤酒酿造商——后来他成为第一任米尔镇伯爵，建造起来的。自1952年起，罗素堡的所有权转给了一对英国夫妇，阿尔弗雷德爵士和贝特女士。
阿尔弗雷德爵士继承了一大笔产业，以及一批令人目眩神迷的艺术品。给他留下这些财富的是他的一位叔叔，后者是在南非创办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的几位核心人物之一。贝特女士，闺名克莱门汀？弗里曼？米特福德，在英国的贵族当中地位显赫。她是米特福德姐妹的堂妹，迷人的、有贵族气派的米特福德姐妹（一共有六个）以她们个人以及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而著称。贝特夫妇在南非住过几年，后来他们改了主意，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搬回了英国。在随手翻阅《乡村生活》杂志的时候，阿尔弗雷德爵士看到了一幅罗素堡的照片。在买下这幢共有一百个房间的大宅子之前，他甚至不曾对罗素堡进行过实地的探察。
在1986年，阿尔弗雷德爵士宣布了一项计划，要向爱尔兰国家画廊捐赠十七幅大师杰作。消息传到了卡希尔的耳朵里。怀着大赚一票的渴望，以及抢走即将到手的礼物以羞辱爱尔兰政府的用心，卡希尔认真地制订了一项行动计划。在阿尔弗雷德爵士准备捐赠的礼物当中，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这幅令人目眩的杰作是阿尔弗雷德爵士所有收藏品中最杰出的，同时也是最名声显赫的。“维米尔所有的精华都在贝特女士的家里。”一位狂喜的学者曾经写道。
《写信的女郎》是维米尔全部作品当中被私人收藏的两幅之一，另外的一幅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手上。这幅画估价为两千万英镑。（维米尔去世后，他的###把这幅画以及他的另一幅作品《弹吉他的女郎》送给了代夫特市的一个面包师充抵债务。维米尔夫妇总共欠那位面包师六百一十七弗罗林，折合成今天的市价，还不到八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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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莎士比亚一样，维米尔也是一位其生平几乎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的天才。（特雷西？切维拉利尔那本名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小说不过是一次想象力的胜利。他所依据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关于维米尔的只言片语。）我们掌握的信息非常少，但这越发增添了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色彩。这位创作出宁静而平和的画作的艺术家住在一所容纳了十一个小孩儿（其中四个早夭）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属于维米尔的岳母，她也和那一大家子人住在里面，起初她曾经非常坚决地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维米尔。在一家老小的吵闹声中，维米尔忙里偷闲，创作了那些伟大的画作，艺术史学家格姆布里赫对恰如其分地称它们是“饱含人性的静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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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生养了那么多的孩子，但他的职业生涯却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远远不像他的血脉繁衍那样声势浩大。在其巅峰时期，维米尔是代夫特市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然而绘画始终不能维持生计。同时期的画家们每年大概要完成五十幅左右的作品，维米尔一年却只能画出两三幅。绘画每年仅能带给他大概二百荷兰盾，也就勉强赶得上一名水手的收入。终其一生，维米尔都在从事一份第二职业——艺术品掮客，事实证明兜售其他画家的作品，远比兜售他自己的作品来钱得多。
步入晚年之后，维米尔变得债台高筑。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维米尔一幅作品也没能卖出去，他变得“腐朽而又消沉”，这是他的妻子日后在一份申请破产的文书中写下的原话，随后维米尔“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就由健康的活人变成了冰冷的尸体”。他享年四十三岁。
关于维米尔生平的其他部分，就都是零星的片段了。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维米尔的祖父是个钟表匠，误入歧途干上了铸造假币的营生。警察来抓捕的时候，他设法抢先一步逃出了村子，而他的两位同伙遭擒获，最终被砍了头。关于维米尔的职业生涯，人们的了解几乎仅限于他的那些作品。他似乎只是给某些赞助人提供作品，而不是针对整个市场进行创作：一位名叫雅各布？迪休斯的印刷工竟然拥有十九幅维米尔的作品。（在这位印刷工去世后，他的这些藏品都被拍卖了，换算成现在的货币，平均每幅画的拍卖价格约合五百美元。）
维米尔没有留下日记，也没有留下任何信件。他的个性、他的创作动机、他对于自己的艺术成就会有怎样的判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秘密。也许我们已经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学者相信，在一幅叫做《老鸨》（The Procuress）的早期作品当中，维米尔笔下的一个人物其实就是他的自画像。维米尔曾经给一位比他年长的画家做过六年学徒，这是为了满足加入代夫特艺术行业公会所必需遵守的一项硬性规定，他是1653年加入这个行业公会的，那时他二十一岁。所以我们知道有人教过维米尔，但没有人知道那个老师是谁。维米尔自己没有带过徒弟，没有人知道是谁充当了维米尔的绘画模特，不过有些历史学家做过猜测，认为维米尔的妻子可能是《在敞开的窗户下读信的女郎》（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等几幅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此外还有人认为，维米尔的某位已经成年的女儿可能充当过《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戴红帽子的女孩》（Girl with a Red Hat）等多幅作品的模特。
“最最神秘的事情在于，”历史学家保罗？约翰森曾经写道，“究竟是为什么，维米尔的作品根本不被人赏识，就那样被埋没了将近二百年。现在他是个受到普遍拥戴的画家，不客气地说，维米尔比其他任何一位画家都更受欢迎。”
从1675年去世，维米尔的作品一直遭受着冷落，直到1866年，一位名叫瑟奥菲尔？托勒的法国艺术评论家写了三篇文章盛赞维米尔的作品，并将维米尔誉为“代夫特的斯芬克斯①”，托勒还以约合现在几千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维米尔的多幅作品，其中包括《戴珍珠项链的女郎》（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e）（现存放于柏林国立美术馆）、《演奏会》（1990年在加德纳博物馆被偷走）、《坐在维基纳尔琴② 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eated at a Virginal）以及《站在维基纳尔琴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tanding at a Virginal）（以上两幅均被伦敦的英国国家艺术画廊收藏）。维米尔对光线的敏锐把握，让印象派画家们心驰神醉，他们把维米尔看成印象派的先驱，他比他所生活的时代超前了两百年。然而，就连维米尔的早期仰慕者当中最狂热的那部分人，也无法预见到日后维米尔作品会观者如潮，这些人为了看到维米尔绘画作品的公开展览，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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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13年，维米尔的作品再度受到冷落，以至于那幅高雅的杰作、如今收藏于卢浮宫内的《花边女工》（Lacemaker）竟然只卖了七英镑，约合现在的四百美元。1816年，维米尔的另一幅作品《女孩儿的头像》（Head of a Girl）——画的是另一个带着珍珠耳饰的女孩儿——仅仅以三个弗罗林的价格成交，约合如今的十五美元。如今这幅画悬挂在大都会美术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张海报恐怕都比这张油画要价高。
在维米尔遭受冷落的那些年月里，恐怕没有人能够分得清，那几个名字差不多的荷兰画家到底谁是谁。乔纳斯？维米尔，就是那个老是以读信的女人或者其他干着类似事情的女人作为绘画主题的荷兰画家，与那个主攻肖像画的乔纳斯？范德米尔，是同一个人吗？这两个人当中谁是谁啊？抑或两个人其实都是维米尔？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在乎。
这种混乱的状况源于艺术世界对维米尔的轻视，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轻视。与此同时，过小的产量也是造成维米尔无法成为主流画家的首要原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维米尔只画了那么有限的几幅画。维米尔的绘画技术非常完美，比如说，他非常善于表现各种不同材质的纹理，不管是衣服、面包，还是瓷片或者皮肤，出色的技法让那些最冷静的批评家都要由衷赞叹“奇迹”或者“难以理解”。虽然从表面上看，维米尔的作品貌似信手拈来，但实际上每幅画都是历经了漫长的时间才完成的。奇怪的是，在对维米尔的笔触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甚至借用了X射线进行辅助研究之后，部分学者意外地发现，维米尔画起画来其实并不是特别慢，有时他甚至会在还没干透的颜料上面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创作。人物传记作家安东尼？贝利的看法是，维米尔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根本不曾动过画笔。（他还特别提到，维米尔是一位对日光非常着迷的画家，荷兰阴郁多雨的气候迫使他长时间地陷入绝望的等待。）
在博物馆行业兴盛之前，在大规模的复制品充斥市场之前，如果一位画家只创作非常有限的作品，那么他的名字就没有可能出现在拍卖会或者其他的公共场合，他也就因此不为世人所知。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一旦时尚风气发生扭转，一旦某位曾经被严重低估的画家突然受到万众瞩目。那么他的作品越少，每一幅作品的价值就越高。
维米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马丁？卡希尔对艺术所知甚少，但他知道维米尔的作品非常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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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罗素堡踩点儿是一件毫无挑战性的事情，因为这个大宅子自从1976年以来就对公众开放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自己名下的这些令人垂涎的珍宝，阿尔弗雷德爵士并没有进行足额的投保。他投保的总额只有两百四十万美元，就算把《写信的女郎》劈成几半分开来卖，也不止这个数，更不要说还有戈雅、鲁本斯①、委拉斯凯兹②、庚斯博罗③、哈尔斯④等其他绘画大师的作品了。阿尔弗雷德爵士解释说：“那些画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金钱，要是把这么美丽的东西丢了，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补偿。”
参观者只要花上一英镑买门票，就可以自在地观赏维米尔的《女士》（Lady）、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Portrait of Dona Antonia Zrate）以及其他大师的作品了。除了门票，还有一本附赠的小册子，不仅可以作为参观指南，也可以供那些求知欲望特别强烈的参观者在上面做笔记。1986年的春天，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