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之二十则零散分给了场里原来的职工，他们家分了五分地，仍种茶叶。“看，这就是我种的茶叶。”他指着面前长条桌上摆放的十几包茶叶，对我说。茶叶是半斤一包的，用绿色的包装袋装着，上面印着江夏名茶的字样，还有场址以及电话号码。“带几斤回去，尝尝鲜，是明前茶。”蔡冬香说着麻利地将几包茶叶放进一个更大的塑料袋。张平安却突然变脸将她制止住了：“回家去将铁皮桶里的散茶叶装两斤来。”不到两分钟，蔡冬桂将茶叶拿来了，她一脸的歉疚，说：“刚才光顾了高兴，差点儿忘了。”我一脸迷茫，不明就里。张平安告诉我：“桌上的茶叶虽然看着光鲜，但是都是打过农药的，现在拿来的茶叶看起来叶质要差一点，但没有打过农药，是我亲手制的，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我可不能害老同学。”我拗不过张平安的好意，只得将茶叶收下了。我试着给钱他，他却将我的手给挡了回去，连声说我不够意思，小瞧他了。那表情真恨不能立时打我两巴掌。
对茶叶好坏的判断，我不是十分在行，只听说明前茶在全年所产的茶叶中可以算得上*。所谓明前茶，是指清明节前摘下新鲜的茶叶，用手工制成。要知道，清明节前那茶树才刚刚长出几片嫩叶，而要将这少之又少的嫩叶制成茶叶，那就有如在成千上百吨砂子里面淘出几克黄金一样，十分珍贵。严格来讲，一年四季都有茶叶出产，春天有清明茶，夏天有夏茶，秋天有秋茶，冬天有冬片，不同的季节所产出的茶叶在味道和汤色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喝茶高手只要端起茶杯看一看嗅一嗅，就能准确地判断出茶叶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我是门外汉，对这些一窍不通。但是对于茶叶打农药我虽然没有听说过，但肯定知道打农药的危害。以前经常听说过有人吃了打了农药的蔬菜最后给送到医院治疗的事情。毋庸置疑，喝了打了农药的茶叶与吃了打了农药的蔬菜，应该是一样的后果。所以，故意卖这种打了农药的茶叶，在道德上确实令人不齿，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却更喜欢表面的东西，卖菜卖茶的人也只能投其所好。
说话的当儿，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背着书包从旁边走过，张平安喊道：“儿子，过来。”小男孩瞌睡好象还未睡醒，懵懵懂懂的，张平安要他喊我伯伯。我不知道这伯伯是从何而来，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好象比我大，我懒得解释，故意装糊涂。小男孩长得象他妈，大脸盘，浓眉毛，一双眼睛透出十万分的精明。由于不认识，他有点儿勉强地喊了我一声伯伯，然后说了声再见就走了。张平安连连陪小心，说小孩不懂事，不知道说话。他说这是小男孩是他的儿子，读小学三年级，为了生这个宝贝，他甘愿罚了三万元。看到我不解的表情，他就向我解释，前面他生了三个丫头，这宝贝儿子是老四。这时蔡冬香插话，说农村里不比城里，儿子丫头就是不一样，农村里没有儿子，老了就没有着落，虽然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养儿防老这一习惯在农村里仍起作用。她说话时，尽量在掩饰自己的尴尬，确实，像我们这样大年纪的人，说起生了四个小孩，就有点儿做小偷似的心虚。张平安却没理会他老婆的表情，自豪地对我说：“这小子读书还可以。哈，我们是破窑烧好瓦，下辈子就指望他了。”
上车以前，趁他们不注意，我将三百块钱偷偷压在桌子上的茶叶下。虽然生活在县城里，但农村生活的艰辛我还是略知一二，三百块钱足够他那宝贝儿子半年的零花钱。当然，车子开出十来米后，我没忘告诉他们我将钱压在茶叶下面。从倒车镜里我看见张平安愣了一下，从茶叶底下找到那钱，就朝车子追了过来。我一踩油门，车子风驰电掣地朝前开去。他怎追得上呢？我这在艰辛中却找到自身幸福的老同学！
二
爷爷的坟与庆德大伯家的祖坟虽然都在鲁湖边上，但从所处的位置看，不明就里的人都能看出两者的巨大差异。爷爷的坟在湖边的坡岸上，离水边也就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坡面很缓，让人担心在大水天，会不会被上涨的湖水所淹没。爷爷的坟周围全是零乱的、几乎看不出坟包的坟头，大多数没有立碑，少有的几座虽然立了碑，但都是非常简单地用平常的水砂石刻的，碑面不大，因年代久远，字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看不清死者是谁，也看不清孝男孝女是谁。几乎所有的坟包都没有人整理，坟包上以及坟包与坟包的间隙里长满了齐膝高的杂草和荆棘。前年我到这儿来上坟，听一位放牛的老人讲，这周围的坟大多数是无主的，亦即不知死者的真实身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是解放前被土匪周小山杀死的外乡人，有些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抗日志士，也有些是解放后象爷爷一样被政府*的地富反坏右，更多是淹死在鲁湖里的无主尸体。前年我到这儿来时，若不是父亲事先告诉我爷爷的坟头有棵长得奇形怪状的檀树，我还真没办法判断出眼前这座坟茔埋葬着自己的爷爷。在我的记忆里，自我懂事起，就听奶奶和父亲讲起这棵檀树。一九五零年爷爷被政府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鲁湖边枪毙后，晚上，奶奶、父亲还有几个好心的村里人将爷爷的尸体草草裹在一张芦苇席里，就近埋在现在这个乱葬岗上。我们江夏一带有个风俗，长辈去世后，孝子孝孙执哭丧棒在坟前跪拜完后，顺手将哭丧棒插在坟前，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哭丧棒越多，说明孝子孝孙越多。哭丧棒是非常讲究的，大多数是用青竹杆做成，半米长，通体缠上白纸条，讲究一点的则缠上白绸子。那时奶奶和父亲哪敢讲究，用柴刀在路边的林子里砍了一截檀树，权当哭丧棒。我们知道，檀树即使连根栽在土里都难得成活，更别提随便砍下的一截枝丫了。但是就是奇怪，父亲随手插在坟头的这根檀树竟长活了，历经四十多年，其间不知承受多少风吹雨打，刀砍斧斫，它在这遍地荆棘杂草的乱葬岗上竟孤零零地长得枝繁叶茂，充满生机。奶奶肯定地说，这檀树是爷爷托生的，他至今仍在执著地在向人们诉说自己的清白和冤屈。但是，现在爷爷的坟与周围的坟相比，就有点儿鹤立鸡群的感觉了，坟包垒得有半人高，周围呈半圆形栽了一米高的万年青树，在树的外围还挖了一圈排水沟，防止坡上流下来的雨水将坟包冲蚀。万年青墨绿色的叶片中已长出许多淡黄色的嫩芽，在春天的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坟头处拱形的水泥基座正中立了一个150厘米高、80厘米宽的白色大理石墓碑，碑面上用凝重的隶体字刻着“故显考曾公宪策大人之墓”十一个碗口大小的字，左边用较小的楷书字体刻着父母亲、我、妻子晓红以及女儿的名字，立碑时间为一九九五年春。爷爷坟墓的变化缘于前年我到这儿后的巨大震憾。虽然社会对爷爷的一生已盖棺定论，但是作为后人，我更相信我的奶奶及父亲对爷爷的陈述。真的，自前年看到葬着爷爷的这堆凄惨的黄土以后，我更加坚定自己的爷爷不应该是历史的罪人而应该是历史的功臣。所以，在这样的信念支配下，去年我花钱请人将爷爷坟墓进行了彻底的整修，我不能让九泉之下的爷爷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周围的孤坟野鬼一样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自一九八四年从马鞍山镇举家搬到县城以后，父亲从没有到爷爷的坟上来过。现在，他看着整治得紧然有序的坟墓，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绕着坟墓缓缓地走了一圈，随手将坟堆上几根杂草轻轻地拔起。烧完纸钱，放完鞭炮，父亲、庆德大伯和我先后跪下向爷爷的坟头磕了三个响头。在做完一切应该做的程序后，父亲显得有点儿疲惫，对我说：“你到周围去转转吧，让我和你庆德大伯陪你爷爷坐坐。几十年了，老人家也太寂寞了。”
我沿着坎坷不平的河岸往下走到鲁湖边上，找了一块青紫色的石头坐在上面。眼前的湖面是如此的广袤，什么是水天一色，什么是海阔天空，只有在远离城市的嘈杂和那些光怪绿离的各式人工建筑，你才有真正的体会。湖对面的南洋洲此时已没了踪影，只有黛紫色的螃蟹山在青灰色的天际边显出它模糊的影子。湖面上吹过来的微风带着丝丝的凉意，让人感觉从骨髓里都泛出清爽。这是没有污染过的风，夹杂着浓浓的水气和淡淡的鱼腥味，它们来自自然，消失在自然，与世间的任何变迁没有一点儿干系。风非常轻，若有若无的，感觉象小孩嫩嫩的手指在黛青色的湖面上轻轻拂过，虽然有些微的涟漪，但感觉也仿佛是静止的。除了几只叫不出名的小鸟在湖面上嬉戏的身影让人感觉眼前的一切仍是充满无限活力以外，一切仿佛都已凝固，苍穹、空气以及远处那轻盈的点点白帆。脚下的湖水一波接一波热情地亲吻着不规则的湖岸，那情景仿佛痴情的人儿在向自己钟爱的人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情愫，坦荡，无私，并且充满无垠的爱意。湖岸东边的远处，有几个小孩在沙滩上拣拾着什么，互相追逐着，不时爆发出清脆的笑声。一条半大的花狗跟在孩子们的身边窜前窜后，随着孩子们的笑声，不时响亮地吠上几声……眼前的鲁湖就象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他的表情是凝滞的，但内心深处却象是一本凡夫俗子们永远无法读懂的宏篇巨著，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鲁湖，这个在地图上呈葫芦状的湖泊与我们江夏的汤孙湖、梁子湖及斧头湖齐名。但是鲁湖不像其他湖以盛产鱼、螃蟹或者莲藕等水产品闻名遐迩，而是以解放前这里曾出了一个绰号叫周屠夫的土匪周小山而远近皆知。眼前朦胧的螃蟹山就是周小山当年的匪巢。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即使在现在，若与江夏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谈起周小山，个个仍满脸恐惧的表情，仿佛周小山的影响已永远根植于江夏广袤的土地。在他们的记忆里，周小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不仅杀日本人，共产党和国民党也不辨好坏地杀。至于那些胆小怕事的平头百姓，他更有如进菜地里割韭菜一样，眼都会懒得眨一下就将你的头给拧下来。一句话，周小山是鲁湖一带的草头王，谁若擅自进入他的地盘或者谁在他的地盘里不听他的使唤，那要么是不知他的厉害，要么是活腻了。
既然爷爷一生的是非功过都与周小山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弄清楚周小山的来历，以及他到底在鲁湖一带作了些什么，对于我重新认识爷爷肯定有着异同寻常的作用。前年我到爷爷的坟上祭奠之前，从县文化馆布满浮尘和蛛网的资料室里找到了一九七三年由江夏县革命委员会编纂的《江夏县人物志》、一九七四年由江夏县党史办公室编纂的《江夏风雷》和一九七八年五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江夏史话》。这些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鲁湖一带的游击队、游击队主要领导人的生平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一个详尽的记载和描述，就连让人谈之色变的杀人魔王周小山的生平都有一个简要的概述。
在这里我将涉及周小山以及那段时间在鲁湖一带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记载摘抄下来：
《江夏人物志》载：“周小山原籍河南省驻马店人，父母早亡，自小以乞讨为生，十六岁在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