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几位不速之客。有几只明显是才学会飞翔的小麻雀，清脆地叫着，大着胆子从我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这种景象在城里现在是难得一见的。 这一切竟勾起我对麻雀的记忆，鲁迅小说里所写的用几颗米粒诱捕麻雀的办法在我们这儿明显效率太差，运气好，一次也就只能捉上个一两只，那时我们是在生产队的育秧棚里捉。秧苗在大棚里育好后全部运到田里，诺大的棚子空荡荡的，我们将大棚的门帘卷起，远远地藏在一边。那些麻雀们经不住大棚里残余的稻谷的诱惑，在犹豫了好一阵子后，一只一只飞进大棚里，也不管有无风险，一顿猛吃。眼见大棚里的麻雀数量差不多了，藏在一旁的我们就飞也似地冲过去将棚子的门帘放下。这是典型的瓮中捉鳖，大家一阵忙活以后，往往能捉上四、五十只麻雀。然后根据人头平分，中午或者晚上各家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碗香喷喷的红烧麻雀。那时候麻雀与老鼠、臭虫和蚊子并列为“四害”，消灭都来不及，不像现在，可能会被一些看似有善心的人冠以虐待动物的帽子而遭到无情地谴责。
房子坐东朝西，门口有半个蓝球场大小的一块平整场地，看着是一个院子，却没有围墙，甚至也没有简单地用几根树枝与周围的田地分隔开。场地的边上，正对房门处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花香正浓，伸展开来的树荫将大半个场地都遮掩住了。树下，用条石垒的一张凳子上坐着一个穿着淡蓝色衣服的女人，弓着身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我们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的脚边一只壮硕的老母鸡带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鸡在聚精会神地觅食，一只大红冠子的公鸡像卫士一样在周围逡巡，看见我们，那大公鸡扑扇着翅膀，嘴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叫声，好象在警告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别在它们的地盘上乱来。
杨卫平没理会看书的女人，径直进到屋里，一分钟时间不到，他走了出来，说：“怎没人呢？”然后他走到看书的女人跟前，问：“喂，家里的人去哪儿了？”显然眼前这个女人不是我们要找的小男一雄的母亲。
女人抬起头，一双痴呆的眼睛迷茫地看着杨卫平。
“告诉我，家里的人去了哪儿？”杨卫平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
女人欠了欠身子，没回答，却将手上的书递给杨卫平。杨卫平摆了摆手，差点没将女人递过来的书打掉。
“这女人是神经病，问不出什么的”杨卫平走过来对我说。
我有点儿失望，看了看破旧的房子，又看了看又沉入书中去的那个痴呆的女人，心里不知是何滋味。王平安提出，他到周围去找一下，说不定能找到小男一雄的母亲。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只能碰碰运气了。王平安到周围去找人后，杨卫平到屋子里搬出两条木凳，我们就坐在屋子旁边边抽烟，边等待。
太阳已落到西边的山包后面了，天色慢慢地暗下来，风也吹得人身上感觉有点儿凉。我有点着急，不甘心一整天就这么一无所获。
这时，坐在槐树下的女人嘴里突然发出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我仔细听，原来是她照着书本在念，并且念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女人的声音抑扬顿挫，字圆腔正，好像受过正规的训练，并且有可能在大众场合演示过。这声音勾起我对*的回忆，虽然那时我的年纪还小，但大小广播里朗诵领袖语录的声音，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刻骨铭心的。说不清楚，我感到全身突然发冷，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涌上了心头。
“知道这女人是谁吗？”杨卫平看了那女人一眼，扭过头问我。
“不知道。”我摇摇头。
“不认识她是谁，这很正常，但你应该认识她的父亲。”杨卫平卖着关子说，“她的父亲就是赫赫有名的八一大队的书记柯长茂。她就是柯长茂的宝贝女儿柯红霞，当时我们马鞍山公社数一数二的大红人。哈哈，看你这记性。”
我一时惊得目瞪口呆。杨卫平的话勾起了我的记忆，柯长茂我怎记不得呢？*期间可是我们马鞍山公社响当当的人物，除了那时的公社书记陈兴旺以外，柯长茂的名气应该排在第二位。在我记忆里，之所以对柯长茂留有深刻印象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他有一身力气，七十年代初期在枯竹海搞围湖造田时，别人只能扛一百斤土包，他却可以扛两百斤，为此，他的照片上了省报的头版头条；第二，他的饭量特大，听说他一顿可吃两斤米做的饭，并且不要菜；第三，搞阶级斗争时他对于那些“五类分子”下手特狠，*刚开始那阵子，在开他们村里一个地主的批斗会上，他冲上会台，一砖头竟将那个地主给砸昏死了，理由非常简单，说他在给那地主家当长工时，经常吃不饱。柯长茂的长相我在脑子里已变得模糊，但仍依稀记得他长得五短身材，四方脸，一脸的络腮胡子又密又硬。至于柯长茂的女儿柯红霞我却记忆犹新，仍感觉象昨天一样。那是我前面提及的在修人造小平原的那个冬天，每天晚上，各个大队组织文艺汇演，有演《红灯记》的，有演《沙家浜》的，简单一点的由几个青年男女搞几段诗朗诵或者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大队演的是《红色娘子军》，而其中的主角吴琼花就是由柯红霞装扮的。她在台上的演技我无从评判，但她在台上的着装却深深刻入我的脑海：深绿色的军服，棱角分明的八角帽，蓝光闪闪的半自动步枪，扎得紧紧的绑腿，还有那用麻绳扎的草鞋上的那朵像火苗一样闪烁的红绒球……使她显得比电影上的那个吴琼花更有精神更有活力。后来听说她的这套着装是由原咸宁军分区的司令员给定做的，在这以后不久，还听说那位司令员有意将她调到军区文工团去。这个消息在当时的马鞍山公社引起不小的震动，让许多的人羡慕不已。
但是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当时那个让整个马鞍山公社疯狂的“吴琼花”吗？她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境地呢？我真不敢相信。
“想不到吧，响当当的原马鞍山大队民兵营长、马鞍山公社的‘吴琼花’竟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杨卫平递一根烟给我，自己也点上了一支，深深吸一口后，一声叹息随着青烟从他的喉咙里慢慢地吐出来：“其实柯红霞现在的惨状还不都是被小男一雄，不，就是那个杂种给害的。”
“说句良心话，那杂种也是可怜的。自打娘肚子里出来后，周围的老百姓就没将他当个人看。谁愿意跟他接触？躲瘟神一样躲都还来不及。在人们的印象里，好象没有他们母子俩存在似的，他们充其量只是躲在阴沟见不得阳光的两只鼠。但是*开始后，那疯婆子和那杂种可就成了整个马鞍山大队的名人，不管是开什么会，都要将他们母子俩拉到台上去批斗。后来，听说是柯红霞做的思想工作，原本是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竟反目成仇了。有一天在批斗会上，那杂种当众打了疯婆子两嘴巴，下手非常重，打得鲜血直流，牙齿当时就掉了好几颗。随后，那杂种将疯婆子的种种劣迹以及对他的所谓毒害抖落得干干净净，以此表示他的出身自己无从选择，但路线他可以选择，从今以后，他要彻底与他罪恶的母亲划清界线，坚定地与广大的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柯红霞为自己所做的思想工作取得的出乎意料的成果感到无比高兴，当下任命那杂种为大队民兵营的排长。那杂种在批斗会结束后就搬到大队部去住了，将他的母亲一个人扔在家里。后来，那杂种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套旧军装，人模狗样地整日在各个村子里转悠，成了柯红霞手下抓革命促生产的得力干将。时间长了，那杂种竟忘了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提出要和柯红霞谈对象。听说杂种提出这要求时，柯红霞当下像吞了一只绿头苍蝇似的，恼羞成怒地狠狠打了他一巴掌，但这杂种有点走火入魔了，仍不分白天黑夜，死破赖脸地缠着她，有一天在喝了酒后，竟霸王硬上弓，在大队部里将柯红霞*了。那柯红霞怎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当下精神就垮了，自个儿将自己反锁在屋里，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人们撬开门将她弄出来后，她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杂种也没落个好下场，后来被法院判了八年，在沙洋劳改农场里采了八年石头。这家伙确实可恨，活生生就将柯红霞给毁了。这事对柯长茂的打击太大，没过两年他们夫妻俩就先后过世了。在柯红霞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谁知那疯婆子竟不声不响地将她接到自己的家里，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衣食住行样样照顾到位。大队和公社的领导都知道这件事，但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柯红霞有人照顾总比在外面卖傻强上百倍，何乐而不为。凭心而论，若不是疯婆子收留她，她哪能活到现在，不定早成野鬼了。”
杨卫平声情并茂地讲着，他在唏虚柯红霞红颜薄命，还是憎恨那杂种的可恶呢？谁知道。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站了起来。在站起的那一刻，我感觉异常费力，虽然有蹲久的缘故，但更多是杨卫平所讲的故事将我的情感装填得沉甸甸的，使我的腿竟支撑不住那份沉重。我走到柯红霞的旁边，她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仍轻声地朗诵着：“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在近距离凝视着她，努力在记忆里追寻那个穿着漂亮红军军服的琼花的身影，但是非常失望，眼前那张木然的脸怎么也不能与以前那张青春迸发的脸联系在一起。是岁月更多地改变了她，还是命运更多地改变了她，我不知道。平日，面对一日日长大的儿女们，我们时常悲叹时间过得太快，怎么眨眼功夫自己就从一个楞头小伙子变成一个办事老练的中年人了，这是一时的心态作用，事后一想也就坦然了，儿女们眼见着一天一天地大了，我们怎会不老呢。但是，面对眼前这个女人，我的心情却十万分的酸楚，不为别的，只为我怎么也不能从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上找到那个“吴琼花”的丁点儿痕迹。突然，我像被电流使劲击打了一下似的，全身猛地一震，我吃惊地发现柯红霞右眼角那儿竟有一颗绿豆大小的痣，并且与谢小芬眼角的那颗痣一般大小，处于同一个位置。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颤抖着伸出手将柯红霞的下巴往上抬了抬。可怜的女人竟没有躲避，只是条件反射似地将手里的领袖著作使劲抱在怀里，呆呆地望着我，咯咯地笑出了声。我差点儿没晕过去。我真不敢相信，眼前这张脸虽然蜡黄、松驰，略显老态，但是若将这张脸上的岁月减去二十年，那分明与谢小芬的那张脸一模一样呀！以前我曾为有些神情长相别无二致的双胞胎而惊叹不已，但当时的感觉与现在的感觉那可就有了天壤之别了。真的，直到这一刻我才突然明白小男一雄为什么对谢小芬念念不忘，做出许许多多常人不可理喻的事情来。我转过身去，面对着破败的房屋，努力想平息自己的心情，但做不到，小男一雄，不，那杂种冷漠的眼神竟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我无法将他抹去！可怜的人啊，虽然他为社会所不齿，但他也有情感呀，爱、恨、情、愁是自己的，社会无法将其禁锢，人们的鄙�